鼓励先富起来的人们开心花钱，会不会使人变得贪图安逸？我看不会。会生活会享受的人，常常也最会工作，最讲究自强不息。我有一对朋友夫妇，睡沙发床长大的妻子比睡木板床长大的丈夫更加坚强。当年他们夫妻分居千里，天天白天参加政治运动，晚上都要上班。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妻子独力抚养他们的孩子，使其后来终于成为品格高尚的人才。每念及此，丈夫都感叹不已。
我的这篇文章谈了许多享受人生的道理。在一些酸腐文人看来，讲享受就会玩物丧志。其实，现代经济学的效用概念早已经把享受二字升华到新的境界。企业家让自己的产品走向世界；科学家研究出世所公认的成果；教师在课堂上得到学生真诚的回应；我写这样的文章拥有可以共鸣的读者……都是享受人生的例子。发现的喜悦、奉献的乐趣，更是享受之精品。为了这种享受，谁都不会吝惜花费。
其次，我们强调开心地满意地消费，不满意就要投诉。讲究开心地消费，把货币选票投向让消费者满意的企业，我们的经济就会走上新的台阶，反过来企业也可以向消费者提供更多更好的商品和服务。这样，我们的市场经济就会步入梦寐以求的良性循环。如果缺乏维权观念，花了钱受了气只是忍着，自己不但不开心，还要听任宝贵的货币选票投向应该被淘汰的企业，对社会没有什么好处，会掉入双输的结局。
最后我想强调，消费者开心，民众开心，并不只是消费者个人的事情。社会是由个体组成的。所以，个体愉快，个体开心本身就是对社会和谐非常重要的贡献。社会和谐稳定，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会发展得更好。这最后一点贡献好像还没有别人说过，我现在把它指出来，期望大家达成共识，创造新的境界。
总体来说，开心地消费，一是支持经济繁荣，二是促进优胜劣汰，三是有助社会和谐，怎能不说是功德无量的贡献？所以我祝愿大家花钱开心。
正视市场竞争的残酷性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经济学界放眼世界的一件大事，是1980年邀请美国一批著名经济学家到北京颐和园讲学。在这一批经济学家中，有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老教授，也有崭露头角的新进学者。比我年轻好多的华裔教授萧政，就是1980年颐和园讲学的一位学者。在我1991年和1996年两次访美期间，萧政教授都邀请我到他所在的南加州访问。除了照例要做演讲以外，在短暂的访问期间，我和萧教授朝夕相处，很受教益。你未必会想到，我印象最深的，不是学问讲的大道理，反而是他关于人生的见解。萧教授说，美国的孩子从小看NBA这样的篮球、橄榄球、棒球比赛，比赛的输赢，往往只在一分之间、一球之间、一棒之间。稍稍失误，就会满盘皆输。输了就是输了，不服气也得服气，没有什么话好讲。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孩子，比较有竞争精神，比较经得起人生的拼搏。
竞争精神的教育，我们的确薄弱。不说孩子，就是我们的成年人，表现也不理想。十多年以前的“5·19”风波，不把香港足球队放在眼里的中国足球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主场以1比2输给香港，在世界杯外围赛小组预选中被淘汰出局。一时间，国人怎么也接受不了这样的结局，闹出了不小的风波。有人感叹：为什么我们像一个输不起的民族？
现在我们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就是自主企业、竞争市场、法制环境。竞争就是优胜劣汰。既然是竞争，就有它的残酷性。可是在一些人看来，竞争的残酷性，似乎是资本主义的特色。他们想，是否可以给我们的企业家多一点回转余地，让他们在不那么残酷的情况下成长起来？我看这多半是空想。首先，这样形成的“原谅机制”，正是该淘汰的淘汰不了的重要原因。别人经营企业，失败了就是失败了。而我们失败了就找“客观原因”，不仅败亦英雄，并且增拨兵马，还指望靠他去收复失地。
20世纪70年代后期，面对与日本的激烈竞争，美国三大汽车企业之一的克莱斯勒，出现严重困难，濒临破产。在这个关头，政府难得破例，给克莱斯勒一定的财政担保。在政府支持下，企业度过了危机，重新站稳了脚跟。克莱斯勒起死回生，是当今世界经济史中的著名案例。不过，视角不同，或者利益不同，使得人们对于这个案例有十分不同的说明。事后，克莱斯勒当时的总裁艾柯卡，就把企业濒死回生的主要原因，归结于他个人的经营才能。这一论点的自述和介绍，充斥书摊，长年位于畅销书的榜首，吸引许多向往商海拼搏的新人。但是在其他一些更权威的书里，比如在曾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团主席的斯蒂格利茨教授的大学教材《经济学》中，却记载着作为财政担保的回报，政府按合约要分享企业利润的事件原委。好了伤疤忘了痛的艾柯卡却说政府除了担保以外，“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没有为这个担保付出过一美元”，要求政府忘记这一担保。这一要求当然遭到拒绝。
商海竞争，许多企业家不把老本输光，是不肯认输的，艾柯卡可算典型。在依靠政府财政担保救活克莱斯勒之前，原在福特公司效力的艾柯卡，就曾因业绩不佳，被小福特解雇。在救活克莱斯勒若干年以后，他又因业绩不佳，被克莱斯勒的董事会解聘。直到1996年，他还耿耿于怀，想说服一些财团，协助他卷土重来，收购并重新接管克莱斯勒，只是没有成功而已。他的书只写自己的本领，这恐怕是一些企业家的通性。
不肯认输，本来是企业家的可贵之处。问题是我们的制度在激励企业家自创本钱方面做得不够，反而常常给企业家追加资本。这就是市场竞争环境的根本差异。所以，当年格兰仕微波炉竞争市场份额的实践，值得我们关注。无疑，格兰仕的决策，增加了竞争的残酷性。但是只有如此，我们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的大企业才可能出现；只有如此，我们的雄视世界商海的“航空母舰”才能建成。很可惜，竞争不过格兰仕的一些微波炉企业，有地方政府财政的支持。
经济活动讲激励，加减乘除要当心
在计划经济已经僵化的物资匮乏年代，某市的计划委员会制定下一年度的经济计划。大家知道，猪肉是我国绝大多数居民的“当家”肉食。按照每人每月供应四分之一公斤猪肉，节假日再增加一点点的目标，算来算去，还有一成的缺口。原来，那时候对于郊区农民养猪，执行交六留四的政策，即农民宰了猪，六成要按照政府规定的收购价交给政府，剩下的四成可以自行支配。城市居民的猪肉供应，主要靠农民上交的这六成。
缺口不小。怎么办？忽然有一天，计委主任一拍脑袋，办法来了。既然交六留四不能满足计划需要，何不把政策改为交七留三？大家似乎都认同，于是决议，就这么办。是啊，如果全市郊区的猪肉年产量是3000吨，原来上交的六成就是1800吨。城市户口居民的计划猪肉分配量是2000吨，现在只落实了1800吨，缺口是200吨，正好一成。如果把政策改为交七留三，那么上交的七成应该是2100吨，不仅可以把原来200吨的分配缺口填上，而且略有100吨的富余。算术非常准确。
不料政策一变，半年以后，当时国营的肉菜市场上，猪肉变成凭政府发放的猪肉票也难买到的东西。虽然计委千方百计从外地调入一些大豆，努力宣传“素肉”——豆制品的营养价值，居民肉食供应紧张的局面却愈演愈烈。这一年，政府按计划价格收购上来的猪肉，不但没有达到2100吨，而且急剧下降到接近1000吨的水平。
算术为什么失灵？道理也很简单。如果政策改变以后郊区猪肉的年产量仍然是原来的3000吨，是应该收购到2100吨的，可惜新的对养猪农户不利的政策一出台，农民养猪的积极性急剧下降，肉猪的数量急剧下降，年产量下跌了近一半，只有1500吨多一点。虽然上交比例高了，由六成上升到七成，但是总产量下降得更多，它的七成就比原来产量的六成小了很多。
经济活动是很讲激励的，谁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我是因数理经济学的诱惑而切入现代经济学的。十多年前，当我刚刚开始读经济学原理一类课本“补课”的时候，就听成业老兄讲过这个简明深刻的例子。
1995年秋天，我作为富布赖特学者赴美国做十个月的访问研究，题目是“美国税制”。美国的税务制度，是很糟糕的税务制度，其特点是总体税率高，优惠漏洞多。美国财政收入的大头，来自联邦个人所得税，份额占到40%以上。美国自百多年前首次征收所得税开始，就按照收入的多少，实行不同的税率。低收入者适用的税率较低，穷人不必缴纳所得税。这就是所谓的“累进税”。一百多年来，累进性观念在美国公众的头脑里已经根深蒂固。人们觉得，如果他比我富10倍，他的税负应该是我的20、30甚至40倍。越来越多人希望，税收政策应该征富济贫，成为社会收入再分配的工具。按照简单算术，似乎各段税率逐级上升得越高，富人所缴纳的税款在全部税款中的比例就越高。但是，美国财政税务理论近年的一个重要发现，却与人们的直觉相反：每次降低税率，都使富人在税负总额中承担的份额上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把最高税率从77%降到25%。税改后，富人不但上交税款大幅度增加，而且承担的份额提高得更多，从29%上升到51%。可见，税基对税率非常敏感，税率下降，促使富人把财产从免税的债券转移到生产性投资，税基马上扩大。
形象地说，税率低了，蛋糕就做得大了，大蛋糕的五分之一，可以比小蛋糕的四分之一大许多。1986年税改前后的对比，情况也是这样。低税率鼓励人们工作得多一些，工作得好一些，钱就挣得多了。低税率增强了激励。
当然也有一些人因现行的非常糟糕的税制而得益。最大的赢家，是庞大的税务行业和养尊处优的院外活动势力。这是经济学界公认的糟糕税制未能根本改造的重要原因。美国“议会民主”的政治架构，为发达的院外活动提供了制度支持。
骗子命运的“比较研究”
广东省廉江市有个梁姓青年，冒充某大军区司令员的女婿行骗，后来被廉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80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