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来，新罗偷鸡不成反蚀把米，一旦唐军接管了12座城池，就等于在新罗北部扎下了一个钉子，阻断了新罗北上的去路。如果唐军又顺利地从南北两面攻灭高句丽，那么整个朝鲜半岛的西部和北部就都会落入唐朝的控制，新罗就算想扩张，也没地方可抢了。这对新罗一统三韩、称霸朝鲜半岛的全局战略是极为不利的。因此，面对唐朝的催促，新罗自然拖拖拉拉，阳奉阴违。
熊津山会盟后，新罗就一直对鸡林都督府和熊津都督府的分界表示不满，按照会盟划分的界线，两个都督府的实际控制范围就是之前的新罗故地和百济故地。也就是说，新罗出兵出粮，帮助唐朝灭了百济、扑灭复国军，实际上一点好处都没分到。
新罗人敢怒不敢言，明着不敢跟唐朝翻脸，暗地里却想尽办法——先是让新罗人冒充百济人在熊津都督府境内闹事，挑起百济人和新罗人的矛盾；然后又指责熊津都督府中以难汗、祢军、黑齿常之为代表的百济官员违背盟约，随意挪动界标，纵容部下抢夺新罗人口，直接把矛头指向熊津都督府。而新罗人闹事最凶的几个月，刘仁愿正在游历泰山，感受着皇恩浩荡。
另外，新罗文武王金法敏在得悉汉城州行军总管朴都儒娶了一个百济女子为妻，并且暗中与熊津都督府互通款曲，有谋取汉城州的举动后，立刻下令逮捕朴都儒，并将其处决。从这一点就能看出，新罗方面对领土的渴望已经到了迫不及待的地步。熊津都督府与鸡林都督府之间的矛盾也随着这一系列事件的激化而变得不可收拾。
唐朝在百济故地设置的熊津都督府实际上是个非常复杂的军政机构：其中既有刘仁愿及其所属汉官，也有扶余隆一派的百济官员，新罗文武王金法敏也派他的亲弟弟、曾经参加过泰山封禅大典的金仁泰率数千新罗军“协助”刘仁愿。三派势力相互配合、相互利用、相互提防，各自都有自家的小算盘。
刘仁愿的处境是最尴尬的，他一方面要在刘仁轨“仁政”的基础上继续经营百济，一方面要防备百济遗民和日本浑水摸鱼，还要承受朝廷不断催促出兵的巨大压力。在提防新罗的同时，刘仁愿又需要仰仗新罗的力量来进行军事行动，所以双方就在出兵和分赃问题上讨价还价，相互扯皮。因此，在接到唐高宗的命令后，新罗非但没有立刻出兵与刘仁愿一起进攻高句丽，反而事事拖沓、处处给南线唐军设置障碍，最终导致刘仁愿未能及时率部与李绩会师。
667年（唐高宗乾封二年）入冬时分，唐军主力终于突破高句丽长城防线，推进到了平壤以北200里处。李绩当即派人从小路前往汉城，再次催促新罗文武王金法敏出兵会攻平壤。
金法敏没有办法，只好带着大军慢吞吞地向北前进，足足走了一个月才抵达水谷城一带。当听说唐军因天寒地冻无法继续发起进攻而撤回鸭绿江北过冬后，金法敏立刻率军撤退，仅仅几天就赶回汉城，比起进军时来简直不像是同一支军队。
668年（乾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唐高宗起用熟悉半岛事务的刘仁轨为辽东道安抚副大使、辽东行军副大总管兼熊津道安抚大使、行军总管，担任远征军副帅，唐军重新在北路和中路对高句丽展开了新一轮的攻势。
北路，薛仁贵带着他那支少而精锐的骑兵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下了坚固的扶余城，斩首万余人，一举控制了高句丽长城最北端的战略据点。此后，薛仁贵一发不可收拾，以区区数千人马横扫高句丽北疆，连下扶余城附近的40多座城池，契丹、等部族望风而降，纷纷主动归顺大唐。
薛仁贵打仗，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摧枯拉朽，成功地为唐军主力扫清了大后方。
至此，薛仁贵之名威震辽海，谁家小儿再啼哭，大人们就会拿薛猛男来吓唬。
中路，高句丽统帅泉男建听说扶余城告急，连忙派出5万大军前往救援。这一去，就掉进了唐军的口袋里。李绩早就率唐军主力在薛贺水（今辽东丹东西南赵家沟河）边严阵以待，高句丽军一到，立刻发起猛攻，一战下来，斩首5000，俘虏3万，彻底消灭了高句丽的机动兵力。随后，唐军乘胜攻破大行城（今辽宁丹东西南娘娘城），向平壤快速推进。
南线，由于新罗方面磨洋工，刘仁愿没能如期率唐罗联军北上呼应，这就使高句丽能够把全国兵力集中到北面，誓死保卫平壤。
最后的决战已然到来，各路唐军突破高句丽军的层层防线，薛仁贵也率大军南下与唐军主力会合，在平壤附近与高句丽大军展开大会战。高句丽人也知道，唐军这一次是玩真的，要来灭自己的国家了，因此也奋起抗击，打得异常英勇。
但高句丽军面对的是养精蓄锐一个冬天的唐军主力，薛仁贵、庞同善等名将率本部人马奋勇杀敌，大败高句丽军，一路追杀200余里，一鼓作气攻下辱夷城（今朝鲜永柔），高句丽各地守军不战而溃。
新罗文武王金法敏见高句丽亡国之势已成，下血本抢夺胜利果实的时机已到，便率大军进驻汉城，同时命金仁问率军北上平壤，与唐军会师（意思是我派兵来了，到时候瓜分战果就是理所当然的）。不久，新罗大将文颖又在蛇川原大败高句丽军。至此，高句丽军主力已经被全部消灭，各地守军也无实力发动反攻，高句丽全境只剩下平壤一地仍在负隅顽抗。
平壤，已是一座死城。
一个多月了，城外的唐军军容整齐、士气高昂，随时都有可能发动最后一击。
是战，是降？泉男建和泉男产发生了分歧，尽管他们都不愿意就此亡国，但城中军民实在坚持不下去了——经年战乱和内乱，早已耗尽了高句丽的最后一点元气。投降，或许还能保全一点高句丽的血脉，还能让这个古老的国家保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很快，一封降书被送到了李绩案头。
“纵使诈降，尔等又能奈我大唐天兵何？”李绩嘴角泛起一丝冷笑。
几天后，平壤城门开，泉男产带着98位高句丽重臣出城投降。然而泉男产等人前脚来到唐军大营，泉男建后脚便关闭城门，然后带着一支人马突围而去。小小伎俩，岂能瞒过身经百战的李绩。泉男建刚冲出去不久，就被埋伏在城外的唐军候个正着，被打得丢盔卸甲，狼狈逃回城中。
不久，泉男建帐下大将僧信诚派心腹秘密求见李绩，称愿意充当唐军内应，里应外合攻破平壤。
李绩没有轻信，但依旧调集人马，悄悄埋伏在城门外准备。
深夜，僧信诚果然大开城门，唐罗联军趁势杀入城中，攻下平壤。
泉男建倒是有几分血性，准备自杀殉国，可惜没有死成，被冲进来的唐军生擒。宝藏王和数百位大臣及城中数十万军民也都成了唐罗联军的俘虏。
至此，平壤沦陷，高句丽灭亡。
平壤被攻破的消息传到汉城后，新罗文武王金法敏才率新罗军主力动身北上。金法敏的这点儿心思早就被大唐君臣看透，李绩更是打心眼儿心里看不起新罗这等首鼠两端、畏首畏尾的行径，所以他不等金法敏到来，直接就派大军将高句丽的王族大臣和20余万军民全部武装迁往中原，还让金仁问、金仁泰等新罗将领随军一同班师，留给金法敏一个大大的后背。
金法敏一听唐军班师，留守的又是名将薛仁贵，就知道唐朝已经把最大的桃子摘走，只好悻悻然返回汉城。
不久，唐朝就在平壤设安东都护府，在高句丽故土设置了9府42州100县，并任命薛仁贵为大唐首任安东都护，统兵2万，镇守平壤。薛仁贵不但是一位能征善战的虎将，也是一位极具政治才干的能臣。在担任安东都护期间，他安抚百姓，选拔人才，发展农业，缉捕盗贼，使得高句丽故土很快从战争阴影中走了出来。
肆 后高句丽时代
朝鲜半岛的战争已然告一段落，可唐朝与东北亚各个势力对于朝鲜半岛的明争暗斗却远未结束。作为一个国家，高句丽灭亡了；作为一个民族，其上层的贵族士民被“护送”到了中原，伴随着岁月的流逝逐渐融入到了汉族之中，而下层的普通百姓，更多的则是向南迁徙，与原本就生活在半岛南部的百济人、新罗人相融合，慢慢演变融合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大韩民族。
这就产生了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这个消亡了的高句丽，这段坚毅顽强、不能抹杀的民族奋斗史，究竟应该归属于后来的哪个民族和国家？
高句丽的归属
在写这一段之前，我犹豫了十秒。犹豫，是担心引起争议；可十秒钟后，我释然了，于是继续。以上纯属废话，接下来的，是我要说的大实话。
在这个问题上，朝鲜与韩国学者的立场空前一致，那就是——高句丽是大韩民族的先民，高句丽是属于朝鲜半岛的国家，高句丽的荣耀和辉煌都是属于大韩民族的，属于朝鲜，属于韩国，而与中国没有半点关系！
高句丽民族的起源和从属，史学家们早有定论：高句丽是生活繁衍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北部的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高句丽国则是中国东北边境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高句丽和中原王朝一直是从属国和宗主国的关系（不论二者之间爆发过多少次战争）。
中国和朝韩双方的学者已然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就此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考证，双方的分析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高句丽与中原王朝是臣属关系
中国史学家认为，高句丽和朝鲜半岛北部最早的政权——箕子朝鲜、卫满朝鲜一样，都是中国东北的一个地方政权。高句丽建国之初，只不过是汉朝玄菟郡境内的一个小邦，慢慢壮大发展成横跨玄菟郡和辽东郡的国家。高句丽不但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而且几乎每年都要向中原王朝进贡。高句丽从一开始就是中国的属国。
朝韩史学家则认为，箕子朝鲜根本就不存在，卫满也是为了脱离秦汉统治才前往朝鲜，只是名义上向汉朝称臣，这种外臣关系本身就说明卫满朝鲜是独立于汉朝之外的国家。册封和朝贡实际上是弱小国家求存发展的外交策略，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归服”；高句丽不仅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属国，还拥有有别于中原地区的独立信仰——三足鸟。
二、高句丽的发源地和领土范围
中国史学界认为，高句丽起源于中国的长白山区，首先在位于吉林的丸都山城和国内城建立国都，因此，高句丽是一个从山地走向平原的国家和民族。从高句丽的起源就能分析出，高句丽是中国境内的一支古老的少数民族。而高句丽走向平原地区后的新国都平壤，早在秦汉时期就属于中原王朝管辖，西汉还在辽东地区设立了乐浪、玄菟、带方等地方行政机构——这是朝鲜半岛出现的最早的行政机构。
因此，不论从高句丽前期的发源地来看，还是从后期统治中心的历史看，这些区域都属中国管辖，都应当包括在中国的历史当中。
朝韩史学家认为，中方是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论”的需要，才刻意把高句丽山区和平原两个历史时期的历史都划入本国历史中，是历史为现实需要服务的典型。
三、高句丽和隋唐的战争
中国史学家认为，高句丽与隋唐两朝之间长达数十年的战争不是国际战争，而是地方割据政权和中央政权间为了争夺区域霸权的战争。
朝韩史学家认为，高句丽和隋唐王朝之间实际上是对等的，是两个强国对于东北亚霸权的争夺：隋唐进攻高句丽，是为了恢复辽东故土，而高句丽奋起抵抗，则是为了维持本国在中原战乱时建立起来的大本营和霸主地位。双方都想当老大，所以战争不可避免。
四、高句丽的民心
中国史学家认为，高句丽灭亡之后，以泉氏家族为代表的数十万高句丽贵族士民被迁入中原，高句丽民族虽然消亡了，高句丽的后裔却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
朝韩史学家认为，唐朝强行把高句丽的士民精英迁入中原，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亡国灭种行为，因此，绝大多数高句丽遗民不愿意成为大唐子民，反而向南迁往半岛南部。从这一点就能看出，与其当唐朝的三等公民，高句丽人更愿意与百济、新罗人生活在一起，不断反抗唐朝统治。这就证明，高句丽人自己认为自己是朝鲜半岛人，在一千多年前就有了“大韩民族”的意识。
五、渤海国与高句丽
中国史学家认为渤海国是人建立的国家，与高句丽既不是同一民族，也不是同一国家。相反，渤海在建国之初就主动向唐朝称臣，处处学习唐朝，是唐朝在东北亚地区最典型的盟友和属国。
朝韩史学家则认为建立渤海国的大祚荣是高句丽人的后裔。渤海国向唐朝称臣纳贡，是出于生存需要；学习唐朝，则是发展需要。渤海国国王不但自称皇帝，有自己的年号，还大量继承了高句丽的风俗文化。渤海国的领土范围也与高句丽有很大一部分的重叠。因此，渤海国是高句丽的继承者。
六、高句丽和高丽
中国史学家认为，高句丽和高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这个我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讲过）。
朝韩史学家则认为，王建高句丽或渤海人的后裔（又是后裔），定国号为高丽正说明了高丽是继承了高句丽的文化和信仰而来。而定都平壤、收留渤海国遗民，更是证明了高丽与高句丽、渤海国有着一脉相承的密切关系，说明了高丽人把渤海遗民当作了自己的民族同胞。
把这六点归纳起来，我们就能发现，朝韩史学家们最希望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能够有一段能够与中国平起平坐、分庭抗礼的辉煌历史，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按照中国史学家的观点，古朝鲜、高句丽、渤海国，这三段历史全都属于中华民族，连朝鲜半岛北部都是中国的故土。
但是，历史毕竟是过往的事实。对此，让中国和韩国的史学家们去争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