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日本的态度
高句丽灭亡了，唐朝在东北亚最强劲的对手就此成为历史。在历时数年的战争后，这片襟带山河、扼控辽海的土地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然而平静的背后，一股暗流正在白山黑水间悄无声息地涌动着——步步为营的新罗、横空出世的渤海国、逐渐壮大的契丹……一个对手倒下了，更多的对手站起来了，面对错综复杂的局势，大唐帝国又将以怎样的态度和策略来应对东北亚地区的新一轮角逐？
东北亚地区暗流涌动之际，正是唐朝和日本的关系蜜月期；长达百年的遣唐使岁月，是中日友好往来的见证，中华文明也在深刻地影响着东北亚各国。
从表面上看，白江口之战大获全胜、继而攻灭高句丽后，唐朝确实当上了东北亚的带头大哥，放眼海东，再无敢于挑战大唐权威之国；但事实上，东北亚的实际局势要复杂得多，艰难得多，其复杂艰难的程度，甚至超出了唐朝君臣的想象——高句丽人不愿归化、反抗此起彼伏；新罗人小动作不断，到处使阴招；日本人看似被打服了，但对唐朝的态度却是从轻视一下子变成了风声鹤唳、防之不急。
各取所需
身处列岛，既是日本的劣势，也是日本的优势。大海，既是日本扩张的障碍，也是日本的天然屏障。正因为如此，尽管在白江口之战中遭遇惨败，水军精锐伤亡殆尽，但远离大陆的日本依旧是东北亚地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唐朝看到了，新罗同样也看到了，看得比唐朝还要清楚。
唐朝还没对高句丽动手，新罗就决定与日本搞好关系——唐朝干高句丽是早晚的事，如果不趁早找个盟友；就算混不到盟友的关系，起码也要让日本保持中立，未雨绸缪才不至于在唐朝干掉高句丽之后陷入全盘被动。
所以，在白村江之战结束后不久，新罗文武王金法敏就向日本抛出了橄榄枝——他让人把新罗军俘虏的日军士兵遣返回国，让这些日军士兵给中大兄皇子带话，希望能与日本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国与国交往，很多时候跟人与人交往是一样的：大家一哄而上都去做的时候，你去锦上添花，那显示不出价值来；别人落魄的时候你帮一把，表示一下关切，雪中送炭，那才能表现出最大的诚意。
日本打败了，灰头土脸，举国上下正郁闷着呢，新罗不但送回了战俘，还表示愿意恢复交往，丝毫没有看不起日本的意思，这让日本上下非常高兴。当然，高兴归高兴，外交的实质是利益。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敏锐地发现，新罗跟唐朝不是一条心，新罗有自己的小算盘，而新罗正好位于唐朝进攻日本的路线旁边，跟新罗搞好关系，就能拖唐朝的后腿，为日本争取时间。
有面子，有里子，各取所需，两国岂有不一团和气的道理？
新罗的这次不动声色地遣返示好行动，比熊津都督府方面派郭务“非法”出访日本还要早，足可见新罗方面对半岛形势的担忧。此后，新罗方面一直在不间断地暗中与日本方面接触（当然不敢堂而皇之地派人出访，否则必然引来唐朝的警觉和后手）。
鸡林都督府都行动了，熊津都督府还能没有动作吗？
不能。
在察觉到新罗方面与日本暗中有小动作之后，唐朝方面也做出了反应：先是郭务的山寨使团（试探为主）出访，再是刘德高的正牌出访。唐朝对日本的外交行动虽然慢了一步，但规格和效率却是新罗不能比的。
外交跟炒股、炒房一样——你不动的时候，我也不动；一旦你动了，说明那是有价值的，就算赔本我也一定要动，外交讲利益，更要讲面子——巍巍大唐，岂能落在小国之后！
666年（唐高宗乾封元年）十一月九日，也就是薛仁贵向扶余城发动突袭的同时，百济镇将刘仁愿派熊津都督府下辖的熊山县令、司马法聪（司马是官职，法聪是名字）陪同送刘德高使团回国的日本使者阪合部连石积等人返回日本。
原本是国家之间的外交往来，熊津都督府在日本使者经过地方时，还专门派人渡海护送，这个举动就非常具有善意，非常有人情味了。日本方面于是也投桃报李，于次年（唐高宗乾封二年）正月七日派曾经出访过唐朝的、具有丰富外交经验的伊吉史博德等人把法聪等人送归熊津都督府。
你来我往我往你来之下，日本与熊津都督府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融洽起来。
此后两年的时间里，唐军对高句丽发起了最后的猛攻，终于在668年（唐高宗乾封三年）攻灭高句丽，取得了东北亚霸权争夺战中最为辉煌的一场胜利。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一月，摄政长达七年的中大兄皇子终于从幕后走到台前，成为了日本历史上的第38代天皇——天智天皇。
天智天皇登基不久，高句丽灭亡的消息就从朝鲜半岛传到了日本。高句丽灭亡的消息后有如晴天霹雳：日本上下一直都觉得高句丽的国力要强于自己，高句丽也一直在向日本输出文化艺术和生产技术，可以说，日本是把高句丽当兄长来看待的，百济则是小弟。而今，小弟和兄长先后都被唐朝干掉了。白江口之战后，日本就担心唐军渡海来犯；现在高句丽也灭亡了，新罗又是唐朝的盟友，整个朝鲜半岛再无唐朝的敌人，唐朝的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日本本土！
为了试探唐朝方面的态度，天智天皇于669年（唐高宗总章二年）派河内直鲸等人组团前往长安，庆贺大唐平定高句丽。不过，使团直到十二月才抵达长安。就在这一年的十月，日本大化改新的中流砥柱、天智天皇的亲密战友中臣镰足因病去世，终年56岁。
670年，高宗李治改元咸亨。高宗李治的年号基本上是三年一换，每当完成了某件大事，或是达成了某个目标后，李治都会更换年号以示庆贺。比如乾封年间主要是在进攻高句丽，总章年间是处理各种善后事宜，而今改元咸亨，就说明李治觉得外战基本都打完了，大唐天下可以万事亨通，一帆风顺了。
然而，咸亨年，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多事之秋，大唐帝国边疆四周的势力都开始闹腾起来。关于咸亨年间的事，我会在后面的章节里详细讲述，先回过头来看唐朝与日本的关系。
就在高宗李治改元咸亨后不久，熊津都督府第二次向日本派出使团。
使团的正使，就是曾经两次去过日本，具有丰富外交经验的郭务。
前几次出使日本，郭务的副手一直都是百济官员祢军。但进入咸亨年后，熊津都督府（代表唐朝）与鸡林都督府（代表新罗）之间的关系恶化，双方冲突不断，甚至到了刀兵相见的地步。新罗方面为了动摇唐朝在百济故地的统治，不断挑唆百济和高句丽遗民闹事，趁机出兵占领百济故地。
唐朝方面见新罗得寸进尺，决定教训一下这个不听话的邻居，就把新罗派来的几个使者给扣押了，过了一段时间才把正使金钦纯放回国，而副使金良图则继续被软禁。在让金钦纯带回新罗的诏书中，高宗李治严令新罗“百济旧地，总令割还”。这就说明，唐朝上下对新罗一而再再而三地侵吞百济故地已忍无可忍。新罗一看唐朝态度强硬，就知道通过外交途径取得唐朝的谅解是不可能的了。
没过多久，金良图死在了软禁地。至于死因，极有可能是躲猫猫、喝开水、拔粉刺中的一种。金良图是百济重臣，他的死，使新罗方面对唐朝更加怨恨，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多次公然向熊津都督府挑衅，同时支持高句丽复辟势力反抗唐朝。两国间的领土争端进一步激化。
东北不宁，西部边疆也战云密布，为了确保关中陇西地区的安全，唐朝开始抽调东北精兵支援西线战场，留守平壤的薛仁贵也在669年年底率一部分驻军撤离高句丽。同年，唐朝还把数万高句丽遗民中的精壮迁往江淮等地，而把老弱妇孺留在了安东都护府境内。
安东都护府实力的削弱，就给新罗发动战争提供了机会。
来访，还是来袭？
不久，新罗就以调停事端、镇压叛乱为借口，“邀请”祢军前去商讨平息事端的对策。作为熊津都督府的官员，祢军只能“受邀”前往，最后被新罗单方面拘禁。
所以，这次陪同郭务出使的百济代表改由沙咤孙登担任。沙咤孙登以前就是百济官员，百济王室投降后，以“战俘”的身份被苏定方大军“押送”回唐朝。可能由于认错态度诚恳，很快就认识到了归顺唐朝的重要性，所以和扶余隆一样被赦免，并重新以百济旧臣的身份被委派到了熊津都督府，与祢军、黑齿常之等人一起参与到唐朝对百济故地的管理和建设中来。可唐朝方面的这次出访，却着实让日本朝廷惊出一身冷汗。
原因是有一行人，他们抢在唐朝使团到来前回到日本，并且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即将到达日本的不是唐朝的使团，而是唐军的先遣部队！
这一行人是谁？他们又怎么会把唐朝的使团看成是唐军先遣队呢？
说来话长。
在查找归纳了七七八八、零零碎碎的资料后，我得出一个结论：给日本朝廷通风报信的，实际上是一个日本海外流亡团。其成员有被开除学籍的留学生，有在百济战场上被俘的日军士兵，有曾经随日本使团出访唐朝又滞留不归的身份不明人士。
总之，这伙人穷困潦倒、无以谋生，属于在唐朝混不下去的盲流阶层。
不过，他们仍然心念故国，仍然有着一颗拳拳报国之心。
这伙人的头领，就是连冰老人，具体姓名、年岁不详。连冰老人曾经有一个值得炫耀的身份——遣唐留学生。而他的同学，就是在刘德高出使日本过程中曾经现身、又神秘死去的定惠和尚。
实际上，定惠和尚返回日本，并没有征得唐朝官方的同意，属于非法偷渡回国——唐朝对留学生的管理有着严格的规定，没有官方批准，遣唐使和留学生是不能自行离开的。所以，尽管定惠和尚是中臣镰足的儿子，在唐朝与日本的外交往来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可他私自回国的行径，还是唐朝所不能容忍的。定惠和尚回国后，唐朝官方为了以示惩戒，就剥夺了与他同批来唐的留学生的优厚待遇。没有了留学生待遇，连冰老人在唐朝的生活便日渐窘迫，于是萌生了回国的念头。
回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尤其在当时的交通、技术条件下）。在此后的日子里，连冰老人找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穷困潦倒。他们还遇到了在白江口之战中被俘来到唐朝的日军战俘大伴部博麻。这个大伴部博麻很够意思，为了资助同胞回国，宁可卖身为奴，把换来的钱全都给了他们。
无奈的是，日本奴隶在唐朝并不值钱，大伴部博麻卖身换来的财物对连冰老人来说只是杯水车薪，甚至连赶往海边的路费都不够。不过，依日本人的性格，只要认定一件事，就一定会坚持不懈地去完成它。功夫不负有心人，连冰老人的执著，使得他的同伴越来越多，妙位、法胜、高黄金、道久、韩岛胜娑婆、韩智兴等人也陆续加入到了回国的队伍当中来。
在克服了重重困难，历经千难万险之后，这支十几人的还乡团终于离开了大唐本土，来到了熊津都督府地界。现在，他们离故国只有一海之隔了。
就在还乡团成员们想尽办法寻找从熊津都督府回国的船只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发现了停靠在海边的庞大船队。这支船队，正是郭务准备带去出访日本的使团。
可连冰老人认为，这支船队不可能是使团，而是唐军攻打日本的先遣队！原因很简单：作为使团，船队的规模实在太大了！
郭务第一次“非法”出访日本时，所部不过百余人；第二次随刘德高正式出访日本时，使团人数也没有超过两百；而这一次，使团的人数却达到了惊人的两千人！这两千人的组成是这样的：唐朝人六百名，由郭务率领；百济人一千四百名，由沙咤孙登率领。使团全体成员分乘四十七艘大船，从熊津都督府渡海出发，浩浩荡荡前往日本。
如果只是出访，何必带上两千人？两百人足够了。
在当时紧张敏感的外交局势下，连冰老人的判断并不是没有道理。
还乡团的成员非常紧张，强烈的责任心、使命感、爱国情，让他们决定立刻登船回国，务必要在“唐军”登陆前把消息送回国！
于是，还乡团的小船抢先一步出发，直接奔赴对马岛。
而唐朝的船队则是在十月中旬出发，目标也是对马岛。
十一月二日，还乡团的小船赶到对马岛，立刻把“唐军来犯”的消息报告给了对马国司。
对马国司马上又把相关情报上报给了负责对外事务的筑紫大宰府。至此，连冰老人一行还乡团成功地完成了从无业盲流到爱国义士的转变。
就在筑紫大宰府得到消息的同时，唐朝使团已经抵达对马岛。筑紫大宰府得知熊津都督府居然派了一个两千人的“使团”前来，也觉得匪夷所思。为了以防万一，筑紫大宰府立刻下令将唐朝“使团”就地拦下，不许他们再前进一步。
和第一次出访一样，郭务等人再一次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当然，两千人的吃喝开销，都是要由筑紫大宰府来报销的。
那么，郭务率领的这个使团到底是正牌使团还是伪装的唐军先遣队呢？
有观点认为，郭务是去交换战俘的。可郭务带去的都是唐人和百济人，没有一个日本人，拿什么去跟日本交换？而鬼室福信送给日本的那些唐军战俘，日本人对他们都还不错，也没有回国的记录。
还有观点认为，这是唐朝对日本的武力威慑。问题是，任何外交行动都需要有实际的利益和后续的效果。可这两千人非但没有吓到日本，还很窝囊地被挡在了筑紫大宰府；就算是军事演习，也不用眼巴巴地跑到人家门口去吃闲饭吧……
所以，从阶段性效果看，这次兴师动众的出访是失败的。
就在这一年的冬天，天智天皇突然去世，死因不明，享年46岁。关于天智天皇的死，日本的一些史料认为他是在外出打猎期间被政敌谋杀的。
也许是看到这个两千人的唐朝使团确实没有别的异动，日本方面于第二年（671年，唐高宗咸亨二年）三月派人向郭务通报了天智天皇去世的消息。
郭务等人得悉天智天皇去世的消息后，立刻倾巢而出，将筑紫大宰府城内的丧服采购一空，然后全体着素，向东跪拜，叩首三次，沉痛哀悼日本伟大领导人，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军事家、思想家天智天皇。礼节之周到，态度之恳切，心情之沉痛，简直比死了自家皇帝还逼真。
日本方面大为感动，更加确信这两千人不是来打劫的，而是来奔丧的。
五月，郭务率团乘船返回熊津都督府。
从郭务老老实实的外交举动来看，熊津都督府派两千人访日也不是去寻衅闹事的，他们的真实目的是交好日本，联合起来压制新罗。
672年（唐高宗咸亨三年），日本爆发了“壬申之乱”，天智天皇的儿子，文武双全、博学多才的大友皇子（即后来追认的弘文天皇）被推翻。天智天皇的弟弟、大海人大王夺取政权，史称天武天皇。天武天皇对唐朝的态度比较冷淡，唐朝方面联合日本、压制新罗的外交策略就此宣告破产。
贰 阳奉阴违的“盟友”
咸亨元年，大唐帝国烽烟四起，边疆战事不绝。
三月，新罗派薛乌儒与高句丽旧将高延武各率精兵1万渡过鸭绿江，突袭乌骨城（今辽宁丹东凤凰山），唐朝与新罗的战争就此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