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吐蕃派大军攻陷西域18州，将唐朝势力赶出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镇。高宗李治急令郭待封和薛仁贵各率5万大军向吐蕃发动反攻。
同月，高句丽遗民和人在朝鲜半岛北部发起暴动。
六月，高句丽人剑牟岑举兵反唐，拥立泉净土之子泉安舜为高句丽王，并得到了新罗的支持。
七月，新罗扣押了熊津都督府的司马祢军和鲁山司马法聪。
八月，郭待封与薛仁贵所率领的10万唐军在大非川被吐蕃军打得大败，全军覆没。这是高宗李治即位以来唐朝遭受的最大失败，也是薛仁贵从军后的最大失败。
一切的一切，似乎都预示着最大唐外交史上一个冰川期的到来。
高句丽长城
攻灭百济和高句丽后，唐朝先后在朝鲜半岛设立了熊津都督府与安东都护府两大行政机构，分别管理百济与高句丽故土。但因民族、文化、风俗等多方面的原因，唐朝在朝鲜半岛的统治并不稳固——百济和高句丽遗民把唐朝看成是外来的统治者，新罗把唐朝当成统一半岛的最大绊脚石，就连唐朝自己也对教化两国遗民信心不足，始终把两地看成是本土之外的一块飞地。只有一个地方例外，那就是从高句丽手中夺回来的辽东地区。
对中原政权而言，夺回辽东是“收复失地”，而辽河流域以外的长白山区和朝鲜半岛，可以当作“额外收入”。夺回辽东是必须的，是不容置疑的；长白山区和朝鲜半岛，能打下来当然好，实在打不下来，退而求其次，能保住辽东也行。
那么，在中原人眼中，相邻的两片区域，为什么会有“收复失地”和“额外收入”的主次之分呢？我认为，一个是历史原因，另一个则是地理原因。
历史原因很好理解。
辽东自古就是汉族聚居区，一直归中原汉族政权管辖，即便是前燕、前秦、后燕这样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把辽东视为中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辽东不保，狭长的辽西走廊（当时还没有坚固的山海关和关宁锦防线）根本无法抵挡外敌入侵，东北少数民族很轻松地就能打到幽州腹地；幽州有失，河北中原全都危险。
因此，隋唐大一统后，不论是杨坚、杨广父子，还是李世民、李治父子，都坚定不移地要从高句丽手中夺回辽东。
而地理原因，就是高句丽长城。
高句丽长城是荣留王高建武在位期间为了防止唐军进犯而修建的一项巨大的军事防御体系。长城北起扶余故地（很可能在更北面的松花江边），沿新城、玄菟、辽东、卑沙、盖牟、安市、建安等要塞而下（就是沿着现在农安、四平、铁岭、抚顺、本溪、营口东部的山地而建），自东北向西南，一直延伸到渤海之滨，是高句丽依托辽东地势用来抵御唐军进犯的一条重要防线。
有学者认为，高句丽长城不是修筑在沿线各个要塞外围，而是通过长城把沿线各个要塞城堡连接起来，组成一道由点及线的防御线。这就等于高句丽人在各个城堡要塞之间修了一条高速公路，一旦有敌人来犯，其他地方的守军就能沿着长城跑到战事吃紧的地方。高句丽长城不但能御敌，还能运兵，可谓一举两得。
稍微有点古代战争常识的人都会发现，这个说法比较搞笑。
古代交通设施落后，运兵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天然的通路或者是河谷（能保证水源），可高句丽人倒好，放着好好的路不走，在山上修长城运兵。
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个王朝或是割据势力都会修筑长城，但从来没有哪一道长城是修筑在各个城池要塞之间当高速公路来使的。长城沿线的军镇、要塞、城堡，都不会设置在长城上，少数城堡会修筑在长城外充当预警，大部分城池都会修筑在长城以内、临近但不紧贴长城的地方，充当长城防线的据点和后援。
长城，实际上是一道人为设置的分界线，因此要尽可能远地修筑在边境线上。一般来说，除了重要的关隘，守卫的一方只会派少量士兵在长城上巡视，只有这样，才能起到侦察、望、预警、延缓敌人进犯的作用。
高句丽人不论在生产技术还是军事理念上都受中原文化影响极深。因此，其修筑长城的原则应当也与中原王朝一样。高句丽西部边境诸城主要修筑在长白山、千山一线的山地上，与辽河还有一段距离。从辽河到到边境山城，中间是一片宽度从几十到上百里不等的平原地带，没有任何战略屏障。隋唐大军一旦东来，就能直接打到山城脚下。
如何解决这一区域的防守空白？
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山城外围不远处修筑一道南北走向的长城。
所以，高句丽长城应该是修建在高句丽西部边境诸城的外围，而非连接西部诸城，更不是拿来当高速公路运兵的。
需要注意的是，隋唐两朝多次进攻高句丽，发生激烈战斗的地点都是在山城脚下，而很少提到远征军因为长城阻隔而无法前进。这就更证明了长城所能起到的不过是预警和延缓的作用，而不可能真正将敌人拒之门外。
但是，长城只不过是高句丽修筑的第一道防线，真正能够阻挡隋唐大军来犯的，是位于长城后面的、由点及面的庞大的山城防御体系。高句丽的山城，全都修建在各个交通要道上，也就是说，隋唐大军如果无法攻克这些山城，就不可能向高句丽腹地推进一步。而在没有山城的中间地带，都是连绵的群山，大军根本无法通行。
其中，大型山城大多分布在辽河以东、山区与平原的交界地带，距离辽河几十里或上百里不等，比如吉林龙潭山山城、辽源龙首山山城、工农山山城，辽宁省的西丰城子山山城、铁岭催阵堡山城、青龙山山城、沈阳石台子山城、抚顺高尔山山城、沈阳塔山山城、辽阳岩州城山城、海城英城子山城、大石桥马圈子山城、盖州高丽山城等；中型山城位居二线，离辽河较远，是大型山城的战略纵深，越往东数量就越多；小型山城则主要分布在大中型山城的周围，起到前哨和预警作用。
这些大大小小的山城密集地分布在隋唐大军的进军道路上，而高句丽守军则是以逸待劳，凭险固守。隋唐远征军一旦久攻不下，就会因为粮草不济、天气转寒、士气下跌等问题无功而返。
高句丽修筑的这条长城，实际上是把平坦肥沃的辽河流域与险峻复杂的东北山区一分为二，既是一条战略分界线，也是一条地理分界线。
秦汉两朝修建长城是为了抵抗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但是到后来，长城不但成了汉族农耕区与少数民族游牧区的分界线，也成为一条重要的气候、农业，甚至是文明的分界线。
高句丽长城也是如此，从表面看，它只是一道军事防线，但实际上，它的存在，就等于在东北亚版图上由北向南重重切了一刀，把传统意义上汉族控制的辽河流域与东北亚其他少数民族的控制区划分开来。突破高句丽长城也许很容易，但想要突破千百年来形成的民族观念却很难。
换一个角度看，高句丽长城是一种变相的心理暗示，也是唐朝在东北亚陆上争霸的底线：国力强盛时，当然可以越过高句丽长城，将大唐声威远播到极北之地；国力有限时，便能以高句丽长城为界，退守辽河流域。
高句丽灭亡后，高句丽长城就失去了原有的军事价值，但唐朝面对的形势却要比之前更为复杂。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消亡势必伴随着另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崛起，唐朝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比高句丽更为狡猾的新罗。
连环计
唐朝与新罗虽为盟友，实则各有所图：唐朝想要通过先占领，再归化，最后变为本土的方式来一步步实现朝鲜半岛的“大唐化”，而新罗则不甘心于只分那么一点点的好处，小动作频频。新罗从一开始就不愿意唐朝过多地干涉半岛事务，但为了自保，又不得不与唐朝结盟，并利用唐朝强大的军事力量来消灭百济和高句丽，为统一半岛扫清障碍。
早在高句丽灭亡前，新罗就利用并制造各种机会吞并百济领土，这才迫使唐朝主持了熊津都督府（百济）与鸡林都督府（新罗）的会盟，想通过会盟来约束新罗。高句丽灭亡后，唐军主力撤离朝鲜半岛。不过，唐朝不会白白给新罗当枪使，军事行动告一段落后，唐朝便先后在百济和高句丽故地设置了熊津都督府和安东都护府，直接将百济和高句丽故土置于自己控制下，这就严重妨碍了新罗统一半岛的进程。
但是在利益面前，任何盟约和誓言都如一纸空文——唐朝想要将百济和高句丽故地化为“本土”，而新罗想通过蚕食百济故土来壮大自己，两国之间的关系也由此开始恶化。
也许用恶化这个词并不能十分准确地概括朝鲜半岛的局面：新罗的国力不如当年的高句丽，不敢也不愿公然与唐朝翻脸，只能说一套，做一套，在不激怒唐朝、不逼迫唐朝出兵讨伐的前提下进行扩张。新罗的战略方针是先南后北，把主要精力放在吞并百济故土上，伺机占领高句丽的一些城池，逐步实现半岛统一。
从668年（唐高宗乾封三年）高句丽灭亡到733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这65年可以看成是唐朝和新罗之间的冷战阶段。在此期间，武则天逐渐取代高宗李治成为大唐帝国的实际统治者。新罗见唐朝内部斗争激烈，对唐朝的态度也开始冷淡起来。
新罗是一个很懂得如何在大国夹缝中生存发展的国家：高句丽在时，利用高句丽和唐朝的矛盾从中取利；高句丽灭亡后，则利用高句丽遗民对唐朝的不满制造机会——先拿唐朝当枪打击高句丽，再拿百济、高句丽遗民当枪打击唐朝，而新罗自己则在不断地摇摆和变换策略中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为了对付唐朝，新罗采取了外交、军事、民族三管齐下的策略。
外交上，两国之间的关系虽然不如联手对付百济、高句丽时那么亲热，但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臣属”联系——新罗首先给唐朝“小打小闹”、没必要动用大军进行征讨的假象，一旦唐朝“震怒”，便装模作样地前去“谢罪”，摆出一副臣服的姿态。
军事上，双方起先只是有一些小规模的冲突，后来就演变成了军事冲突。
670年（唐高宗咸亨元年），新罗大将薛乌儒与高句丽旧将高延武各率1万人马渡过鸭绿江，攻占乌骨城。乌骨城位于乌骨山下。乌骨山，就是现在的辽宁凤凰山。唐朝以前，凤凰山都叫乌骨山。高句丽建国后，陆续在乌骨山周边修筑了许多山城，乌骨城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座。
从乌骨山顶俯瞰，乌骨城周长30余里，四周高、中间低，群山三面环抱，攒云峰和东大顶子峰东西相望，北门则是由石块垒砌而成，使得乌骨城异常险峻坚固。乌骨城北望辽东，东接鸭绿江水路，西南通白岩城（今辽宁岫岩），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新罗和高句丽联军占领乌骨城后，既能进攻留守朝鲜半岛北部的唐军，又能阻止唐军从辽东增援平壤，还可以把唐朝的注意力吸引到辽东，使之无暇全力与新罗争夺百济故地。
新罗最聪明的一手，是拉拢发动百济、高句丽遗民反抗唐朝。
此前一年，高句丽宝藏王的外孙、泉净土的儿子泉安舜率众投奔新罗，利用自己的王族身份和新罗的暗中支持展开“复国运动”。在新罗和高句丽联军偷袭鸭绿江的同时，原高句丽武将剑牟岑也在大同江畔起兵反唐，杀死唐朝派遣的地方官，然后前往新罗境内，并在途中巧遇泉安舜，旋即拥立泉安舜为高句丽王。
新罗一看剑牟岑和泉安舜走到了一起，和当年道琛和鬼室福信一样拉起大旗反抗唐朝，不但没有履行“盟友”的职责，帮助唐军前去镇压，反而承认了泉安舜的“合法”地位，册封其为高句丽王，把他们安置到了金马渚（今全罗北道益山），公然支持其反唐。
朝鲜半岛再度战云密布。
如果从阴谋论的角度来看待咸亨元年朝鲜半岛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就不难发现，联军偷袭乌骨城、剑牟岑起兵反唐、新罗册封泉安舜为高句丽王，一切并非巧合，而是新罗为了对付唐朝精心策划实施的一整套连环计。
起兵反唐，打击的是唐朝在高句丽地方的统治；出兵偷袭，为的是让唐军难以发兵来援，为起义赢得时间和空间，同时扩大战果，营造声势；最后通过册封新的高句丽王，使起义军拥有合法的政治地位……可谓环环相扣，水到渠成。
曾经有人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攻陷一个国家的都城算不算灭亡一个国家？
不论是对百济还是对高句丽，唐朝采取的都是“斩首行动”，即集中兵力捣毁其政权中枢，建立新的统治秩序。这就带来一个严重的问题——地方势力的反抗。
鬼室福信、扶余丰的百济复国运动持续了数年，让唐军疲于奔命；高句丽的情况更为特殊——高句丽是一个山区占领土绝大部分的国家，大部分城池都是依山而建。到底是稳扎稳打逐次攻破高句丽全境，还是直截了当攻克其都城，是唐朝君臣最大的难题。
最后，唐朝选择了后者。可实际上，唐军只攻克了新城、扶余、平壤等重要城池，安东都护府所能够直接掌握的只是从鸭绿江沿线到平壤周围的朝鲜半岛西北部的狭长平原地区（与原来的乐浪郡范围相当），包括安市城在内的大大小小的山城都只是暂时归附，或是直接闭门自守，基本不受唐朝的控制。
这些山城既是高句丽遗民的聚居地，也是一个个军事据点，待到剑牟岑、泉安舜振臂一呼，它们便改换门庭，成了高句丽复国运动的支持者。
所以，安东都护府在高句丽故土的统治是很薄弱的。在新罗的精心策划和连环行动下，留守唐军很快就陷入被动，安东都护府风雨飘摇。
咸亨元年，成了唐朝外交史上最坏的年份之一。
叁 新罗的反攻
咸亨元年的上半年，新罗主要还是搞搞小动作，通过外交、煽动、册封等手段恶化唐朝在高句丽故地的统治。到了下半年，新罗见反唐局势大好，安东都护府已然完全陷入被动，便再无顾忌，于七月份出动大军，向熊津都督府发动全面进攻，正式拉开了唐罗战争的序幕。
熊津告急
唐罗战争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670～673年，主要事件是新罗出兵攻占攻击熊津都督府和唐军南下彻底镇压高句丽叛乱；第二阶段是从673年675年，主要事件是唐朝讨伐新罗，新罗文武王金法敏请罪，唐军撤回本土。
在第一阶段战争的初期，新罗倾全国之兵力，突然向熊津都督府发起进攻，以金品日、金文忠为首的新罗大将率军分头出击，一举攻陷了熊津都督府辖下的82座城池，几乎把一半百济故土都打了下来，还把众多百济遗民迁往新罗境内。
那么，面对新罗的全面进攻，熊津都督府为何会败得如此难看呢？
原因有二：一是兵力不足，二是没有指挥核心。
苏定方率大军回国后，百济故地的唐军就一直处在兵力不足的境况下。最初是刘仁愿的1万人，后来是刘仁轨、孙仁师的各不到1万人，在与复国军和日军作战中还损失了几千人；后来老兵回国，新的戍兵前来轮换，熊津都督府唐军总数不会超过2万，即便加上由百济人组成的戍兵（跟唐军战斗力不在一个等级上），也不会超过5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