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回合的外交过招中，唐朝并没有明确要求新罗退还侵占的百济故地和高句丽城池，这等于变相承认了新罗吞并这些地方的事实。从这一点就能看出，对于新罗的崛起，唐朝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并不是不想教训它，而是被吐蕃拖住了手脚，不得已。
这一年冬天，唐朝政府终于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撤回熊津都督府，放弃百济故地。
此时的百济故地，俨然已是唐朝的一块负领土。什么是负领土？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唐朝耗费在百济故地的人力物力财力，要远远大于能够从中获得的实际利益。请注意，是实际利益，而非象征意义。若是从象征意义考虑，那么，任何领土都是不可放弃的。当然，唐朝的这次放弃，和晚清的丧权辱国、割地赔款有着根本的差别——唐朝是战略性放弃，是在国际环境不利的局势下，收缩战线，集中力量确保核心领土安全。
打个比方说，中原是自家的地，而百济是从别人那儿抢来的地，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看住，还不一定能看住；现在别的邻居来抢原来自己的地，要想保住原来的地，就必须把人力从外面撤回来。请问，是保住原来的地重要，还是死撑着去保抢来的地，坐视原来的地被别人抢走？
所以，放弃是无奈的，也是必须的。同样的人力物力财力，本土安全显然要比对外扩张更重要。
撤退是一门大学问，稍有不当，就会变成溃败——损失人马事小，天朝面子事大。所以，唐朝决定来一次体面的撤退，有计划地布置并落实熊津都督府的撤退事宜。
撤退的方案，概括起来说就是：督府先行，百姓其后，军队掩护。
676年（唐高宗上元三年）二月，唐朝方面先是把熊津都督府从熊津府城迁到了位于辽东的建安（今辽宁盖州青石关古城），提前做好安置遗民的准备，然后便开始了规模浩大的移民工程。这一过程大约持续了半年多，也就不可能瞒过狡猾的新罗人。
新罗一看唐朝准备撤出熊津都督府了，一方面暗中窃喜——十几年了，老子终于逼得你暴走了；另一方面，熊津都督府撤出一地，新罗军就尾随一地，步步紧逼。
作为熊津都督府的最高军事统帅，薛仁贵得到的命令是边走边打，掩护百济人撤退。
到了十一月，薛仁贵率军与新罗军在伎伐浦（今忠清南道长项）展开激战。为了掩护百姓撤退，薛仁贵率唐军边打边撤，节节抵抗，与新罗追兵大小22战，死伤数千人。可怜一代名将，为了顾全大局，最后竟是以失败者的形象撤离熊津都督府的。
由于在伎伐浦吃了个败仗，已经64岁的薛仁贵还因此获罪，被判流放象州（今广西桂林）。不过薛仁贵的运气还不错，这一年的十一月，高宗李治把年号从上元改为仪凤，676年就从上元三年变成了仪凤元年。改元之后便是大赦，正好给薛仁贵赶上，所以他就没去漓江旅游，重回长安。
伎伐浦之战后，唐朝与新罗在朝鲜半岛的武装冲突基本结束，双方以大同江为界，形成了“划江而治”的局面：新罗不但统一了“三韩”故地，还把平壤到汉城之间的高句丽“江南”（即大同江以南、汉江以北）之地占为己有，然后见好就收，不再向北扩张。唐朝虽然放弃了熊津都督府，承认了新罗对百济故地和高句丽江南之地的统治权，却巩固了在大同江以北的统治。由于以平壤为中心的大同江北地区直接与辽东接壤，能够通过陆上直接调兵，对唐朝而言反而比隔着大海的熊津都督府更好控制。
肆 划江而治
676年，新罗结束了朝鲜半岛1000多年来的分裂局面，实现了几十代君王一统三韩、称雄半岛的夙愿。而新罗文武王金法敏，更是以其准确的战略眼光、出众的外交手段、务实的用兵方略，成为新罗历史上最为杰出的君主之一。
以夷制夷
伴随着划江而治的，是唐朝和新罗在外交政策上的调整。
在论述这一时期唐朝外交政策的变化时，陈寅恪先生这样说道：“唐太宗、高宗两朝全盛之世，竭中国之力取高丽，仅得之后，旋即退出，实由吐蕃炽盛，唐室为西北强敌所牵制，不得已乃在东北方取消极退守之策略。”
这段话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唐朝外交政策变化的核心原因——吐蕃的威胁。
吐蕃一旦控制了西域与河西，就会直接威胁到唐朝的统治根本——关中。相比之下，东北的重要性显然不如河西、陇西。因此，两难之下，唐朝选择了西北，战略性地“放弃”了东北。但是，这里的“放弃”并不是真正的放弃，而是战略收缩。
熊津都督府内迁建安城后，唐朝又对东北亚政策做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整：此前，安东都护府治所已经从平壤迁到了辽东城，这一次，安东都护府再次搬家，其治所从辽东城迁到了高句丽人聚居的新城。
安东都护府一迁再迁，是由东北亚地区的实际战略需要决定的：当唐朝把东北亚当成战略重点时，安东都护府便设在平壤，以便镇抚辽海、威慑新罗；当朝鲜半岛局势恶化，唐军有些力不从心，朝鲜半岛对唐朝的重要性下降时，安东都护府便迁回辽东，以便集中力量确保辽东的安全。由于辽东城历来都是汉人聚居地，把一个主要用来管理高句丽人的机构设在辽东城，就显得有些不伦不类，所以，唐朝最后又把安东都护府前往新城。
那么，让谁去管理这些勉强臣服的半岛遗民呢？唐朝的大臣们给李治出了个主意：以夷制夷，撤换掉原先的汉族官员，让高句丽遗老遗少去管高句丽人，让百济遗老遗少去管百济人，以缓解半岛遗民的对抗情绪。
李治觉得这是个省心省力又能显示天朝恩德的好办法，于是就任命工部尚书、高句丽末代国王高藏为辽东都督、朝鲜王，同时又任命司农卿扶余隆为熊津都督、带方王，命他们分别赶往新城和建安城统领高句丽和百济遗民，发挥余热。
从660年苏定方出征百济起，一直到676年熊津都督府撤走，百济故地战乱不断，田地荒芜，人口流失，百业凋敝，城池残破。百济人无以为生，又不愿被宿敌新罗统治，所以纷纷希望能够随熊津都督府一同内附，前往他们心目中的天堂——大唐——生活。
面对汹涌而来的百济难民，唐朝采取了两步走的安置策略：先把这些渡海而来的百济人就近安顿在山东和徐州沿海，让他们先在沿海地区适应一下大唐的生活；等迁往建安城的新熊津都督府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后，再把数万百济移民搬迁过去。
这样一来，在辽东境内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辽东的政治、军事中心仍是辽东城，由唐朝委任的汉族官员管理；高句丽遗民聚居在新城，由辽东都督、朝鲜王高藏管理；百济遗民聚居在建安城，由熊津都督、带方王扶余隆管理。
三者之中，辽东城地位最高，兼管新城和建安城，实际上就是“以高句丽治高句丽”，“以百济治百济”，再由唐朝来监督管理高句丽和百济。
殊不知，唐朝让高藏和扶余隆去管理高句丽和百济遗民，原本就带有试探和考验的意思，看看你们这些遗老遗少会不会借着外放的机会闹事。结果，谨小慎微的扶余隆老老实实当他的地方官；可高藏回到辽东后就开始不安分起来，觉得天高皇帝远，身边又都是自己的老臣子、老国民，心里痒痒，就想借助人（又是人，这个民族简直就是靠当打手起家的）的力量摆脱唐朝的监视与控制，阴谋发动叛乱。
结果，唐朝抢在高藏起事前将他及其党羽一举拿获，流放四川。
拿下了高藏，但以夷制夷的政策没有变。不久，高宗李治又任命盖苏文的儿子泉男生为辽东都督。泉男生比较清醒，知道复国是不可能的，好好给唐朝打工是最好的出路，于是老老实实地当起地方官，到任后安置流民、减免赋税、裁汰冗员、发展经济，只用了短短数年，就巩固了唐朝对安东都护府辖境的统治，他和他的家族也都得以善终。
唐罗战争的现实结果，对唐朝和新罗来说都是可以接受的——实际损失不大，留着熊津都督府的作用也不大，新罗则继续承认是唐朝的属国；但从长远的影响看，这一结果对唐朝在周边少数民族中的影响力，乃至在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威慑力，都是不利的。
唐罗战争的结束，就等于昭告天下，唐朝经不起两线作战，只能集中力量对付一头。只要找准时机，趁别的势力闹事的时候动手，就能从唐朝捞到好处。作为大唐的鸡林州都督府，新罗能够通过“军事叛乱+外交耍赖”的手段来获得实际的领土利益，事后还能得到宽恕，这就给唐朝其他边疆都督府开了一个坏的先例。
当然，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反叛不仅仅是在效仿新罗，其自身实力的壮大和唐朝在外交策略、用人上的失误，也是重要原因。
玄宗李隆基当政后，安东都护府又被迁往平州（今河北卢龙），随后又迁往辽西郡（今辽宁北宁），其管辖区域也由辽东转入辽西。735年（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唐朝还把平壤以南的领土赐给了新罗。安史之乱后，由于战乱和契丹等少数民族的崛起，安东都护府最后被迁至山东半岛的青州，随即因失去战略价值而被撤销，其管辖的高句丽故土则分别被渤海国和新罗瓜分。
这是后话。
从冷战到回暖
历时六年的唐罗战争结束了，其结果是：唐朝撤出百济故地，默认新罗对朝鲜半岛中南部的统治，与新罗划大同江而治。这一结果对新罗、对朝鲜半岛政治格局，甚至对今天朝鲜民族的形成，都具有巨大且深远的影响。
经过十几年的战争和蚕食，新罗的面积一点一点地从朝鲜半岛老二的位置爬升到了老大。比它小的百济灭亡了，比它大的高句丽也灭亡了，新罗不但把熊津都督府赶去了辽东，全盘接收了百济故土，就连高句丽的江南之地，也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成了新罗的北疆。从领土范围上看，新罗的统治范围扩大了一倍有余，从此取代高句丽成为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最强大的势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