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津都督府撤离百济故地后，一部分百济遗民在唐军的掩护下渡海内附，但更多的百济人只能留在故地，接受新罗的统治。对百济人来说，生活是无奈的，更是痛苦的，没有了自己的国家，在新罗人眼中，他们就是被征服的贱民。这些“贱民”一边忍受着新罗人的压迫，一边被迫与新罗人共同生活、通婚繁衍，“被实现”了民族融合。直到上世纪初，韩国西南部地区的政治地位都要远远低于东南部。
南迁的高句丽人的地位要比百济遗民高得多。在新罗人眼中，高句丽人始终是勇敢、强悍的——当新罗还是一个三流国家的时候，高句丽就已经能够与隋唐分庭抗礼、举国而战；当新罗人只能通过耍诈无赖的外交手段和偷鸡摸狗的军事行动来应付唐朝时，高句丽却始终只有一句话——要战便战！
高句丽悠久的历史和曾经有过的辉煌，是新罗人心中的一个梦。他们梦想着，这段历史和这份辉煌，有朝一日，能够变成他们自己的历史和辉煌。
而今，高句丽灭亡了，除了少数被唐朝迁往内地的和渡海前往日本的，大批高句丽遗民南下来投。这让新罗喜出望外，更让新罗统治者看到了嫁接民族历史的大好机会！
对百济遗民，新罗人是鄙夷的，他们就是新罗人的奴隶；而对高句丽遗民，新罗人则是张开双臂欢迎，他们是新罗人的兄弟、朋友！兄弟和朋友有难，岂能不热情相助？
于是，新罗人兴高采烈地接纳了高句丽人，也一并接纳了高句丽的历史和辉煌。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一个由新罗人、百济人和部分高句丽人组成的全新的新罗民族形成了。这个全新的新罗民族，就是后来的高丽民族、朝鲜民族、大韩民族的前身。
那么，新罗为什么没有像高句丽那样去跟唐朝争夺辽东呢？
高句丽起源于外辽东山区，其发展和壮大的过程就是与中原汉族政权及辽东地方政权争夺辽东霸权的过程。高句丽是在无法与汉族政权一较高下的情况下才掉头向朝鲜半岛扩张的，他们更多的把自己看成是“辽东人”，而非“半岛人”。
新罗不同。新罗起源于朝鲜半岛东南部，是典型的半岛国家，新罗人也是地地道道的半岛原住民。从一开始，新罗的目标就是统一三韩、统一半岛，而非北上与中原汉族政权争夺辽东，他们把自己看成“半岛人”，而非“辽东人”。所以，新罗对辽东没什么兴趣，既然唐朝让出了大同江以南之地，新罗便见好就收。
另外，新罗的国力也不如当年的高句丽，不具备北上争雄的资本。占据百济故地，新罗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新罗有多少斤两，金法敏比任何人都要清楚。所以，他总能在最恰当的时机做出最恰当的选择，运用高超的外交和军事手段，迫使唐朝承认新罗吞并百济故地的事实，为统一的新罗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681年是唐朝和新罗关系史上十分重要的一个年份。这一年，高宗李治改元开耀；同年，在位20年、对新罗统一做出了巨大贡献的文武王金法敏去世。
当时，唐朝和新罗正处在战争之后的“冷战期”，两国之间敌意未消——划江而治后，新罗就再也没有派遣使者前往唐朝示好、示弱；而唐朝君臣则对朝降夕叛、反复无常的文武王金法敏深恶痛绝。金法敏一死，不少唐朝大臣拍案叫好，似乎看到了再一次教训新罗的机会。
金法敏死后，即位的是他的儿子金政明，史称神文王。金政明即位后，认为与唐朝冷战不利于新罗的安全与发展，所以改变了对唐朝阳奉阴违的国策，主动遣使前往长安，向唐朝示好、示弱。
此时的高宗李治已年老多病，大唐帝国的实际掌权者已经变成了皇后武则天。武则天原本就不主张对新罗动武，一看新罗来朝，便高高兴兴地接待了新罗使者，还以高宗皇帝的名义册封了金政明。唐朝与新罗的关系也由此逐步回暖。
当然，新罗对唐朝态度的改变并非因为唐朝是大国，身为周边小国的新罗就应该恭恭敬敬地执臣子之礼。任何外交政策都是实际需要的结果。文武王金法敏在位的20年，是朝鲜半岛最为混乱的20年，大小战争、明争暗斗从未停息。唐朝为争夺东北亚霸权而焦头烂额，新罗也为统一半岛而精疲力竭。两国都需要休息，都需要时间来抚平战争的创伤。
伴随国家统一而来的是民族成分的复杂化和民族矛盾的加剧，大批高句丽遗民的涌入，再加上西南的百济人和东北的人，新罗一下子从一个单民族国家变成了多民族国家——新罗人、高句丽人、百济人，贵族、平民、军阀、地方势力，每一股力量都需要笼络，每一个阶层都需要安抚，稍有不慎，便会引发国内动荡。
新罗迫切需要时间和安定的外部环境来消化统一的果实。
这，才是新罗对唐朝态度改变的根本原因。
题外话：双面间谍金仁问
金仁问，是唐朝与新罗关系中一个容易被忽视又十分重要的人物。
651年（唐高宗永徽元年），新罗王金春秋为了讨好刚当上皇帝的高宗李治，就把自己的第二个儿子、23岁的金仁问派去唐朝，说是学习，实际上充当的是新罗驻唐朝大使的身份，当然，也带有人质的意味。那一年，高宗李治恰好也是23岁。
在电影《黄山伐》中，金仁问就是那个留着小胡子，屁颠屁颠地伺候在苏定方身边，一边拍唐朝的马屁，一边对金庾信等新罗大将指手画脚的人，是个彻头彻尾的小人形象。
事实上，金仁问英俊儒雅、博学多才，在来到唐朝的两三年时间里，他往来京师，结交权贵，不但与众多唐朝大臣和贵族子弟交上了朋友，还得到了李治的赏识，成为社交圈中的红人。社交的最终目的，还是利益。金仁问的利益，就是尽可能多地表现出新罗对唐朝的尊敬和臣服，让新罗给唐朝人留下一个恭顺守礼的印象。这样，才能为新罗开展下一步的外交行动做铺垫。
653年，正是在金仁问的努力下，高宗李治和大多数唐朝大臣都支持唐朝出兵支援新罗攻打百济。新罗借助唐朝的力量对抗百济和高句丽的第一步实现了。
有人说，金仁问是“韩奸”。有没有道理？有。
当时唐朝强，新罗弱，要不是夹着尾巴装孙子，唐朝会那么痛快地答应出兵吗？所以说，金仁问摆出一副“韩奸”的样子，特别是在唐朝人面前摆出一副“韩奸”的形象，是很有必要的。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能够对抗百济和高句丽联手，被人骂几句，又算得了什么？
百济灭亡后，唐朝和新罗就面临着分赃的问题。唐朝的态度是，百济故土由唐朝和百济人共同管理，百济人给唐朝打工，通过熊津都督府慢慢把百济本土化入大唐治下。新罗的态度是，我们出兵出粮，就应该获得百济的土地来当酬劳。
可唐朝不愿意新罗强大起来，所以就不愿意给新罗太多好处，而且还想把新罗和百济故土一样纳入羁縻统治中——鸡林都督府。
站在新罗的立场上，唐朝太过分了——不但不分一杯羹，还想连我们家都拿走。
新罗多山，山民强悍，既然你不给，我们就自己拿。所以，新罗就开始千方百计地蚕食百济故土，给唐朝找麻烦。同时，新罗又怕唐朝真的发怒，所以，请吃饭、说好话、拍马屁、送礼物这些自尊心强点儿的人都不愿干的事，就都丢给了金仁问。
金仁问郁闷啊，想我堂堂新罗王子、花郎团弟子，不能驰骋疆场报效国家，反而要在声色犬马之地讨好唐朝人可他没有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干下去。谁让他是老二呢？谁让他风度翩翩、英俊儒雅、博学多才呢？放眼新罗，身份够分量，又能跟唐朝上层人士混到一起又不被鄙视的，还能有谁？
百济灭亡后，唐朝和新罗在百济故地扯皮，金仁问就跟唐朝君臣在长安、洛阳周旋。金仁问的处境很危险，新罗在百济故地的动作过大一些，他就会有生命危险；反过来，一旦唐朝不高兴了，老哥金法敏想要耍无赖装孙子了，又得通过他来说好话。
兄弟两人在有硝烟和没有硝烟的战场相互配合，相互掩护，一同为新罗牟利。也正是在金仁问的斡旋、调停、奔走下，新罗和唐朝这两个不对等的国家才能在十几年甚至二十年的时间里一直维系着盟友关系。
有人说，金仁问是唐朝一枚棋子。有没有道理？有。
从攻灭百济到攻灭高句丽，金仁问留给唐朝君臣的印象，一直都是恭顺、听话、明白事理、通晓大义。唐朝君臣很信任他，觉得金仁问已经完全被盛唐气象感染了，立场也更倾向于唐朝，而非新罗。这就是金仁问的成功之处。
金仁问确实对唐朝的文化、制度心驰神往，确实希望新罗能通过与唐朝的交往繁荣强大起来。但，他是带着任务来的。他的任务，或者说底线，就是不能出卖新罗的利益。
金仁问让唐朝上下觉得他是唐朝的“走狗”，归根结底还是为了新罗的利益。
当金法敏决定公然进攻熊津都督府的时候，实际上就等于把金仁问推向了险境。但在国家利益面前，在土地的诱惑面前，区区一个弟弟，又算得了什么？即便唐朝真的为此杀了金仁问，那金仁问也是烈士，也是国家的英雄！
可金法敏小看了唐朝。唐朝使了一招更狠的——既然你金法敏不听话，那我就改立听话的金仁问去当新罗王！
金法敏傻眼了，金仁问也傻眼了。
小国寡民的小心思，在经历了数千年政治斗争，积累了数千年斗争经验的中国统治阶层面前，显得如此幼稚和拙劣。
不过金仁问没有办法，只能乖乖地被唐朝的官员和军队“押送”上路，回国登基。金仁问人在途中，估计连死的心都有了。幸好，新罗军在朝鲜半岛被打得稀里哗啦，金法敏一看不妙，打不过倒也罢了，要是金仁问真的回来，自己还能往哪儿搁？于是摇身一变，又成了乖乖顺民，向唐朝请罪称臣。
识时务的金法敏救了新罗，也救了弟弟金仁问。高宗李治一道命令，又把金仁问喊了回去，封官赏赐，算是给他压惊——小老弟啊，不是我不够意思，实在是你那哥哥太不乖了，我不得不吓唬吓唬他，你受惊了……
此后，金仁问便一直留在唐朝，694年（武则天延载元年），为新罗奉献一生的金仁问在长安去世，享年65岁。
金仁问去世后，武则天派人将其遗体送回新罗。当时的新罗国王已经是文武王金法敏的孙子、神文王金政明的儿子、年仅14岁的孝昭王金理洪。新罗上下以国礼为金仁问举办了隆重的葬礼，把他安葬在了新罗国都庆州西郊。
金法敏和金仁问兄弟，一明一暗，一个在本国一个在别国，相互配合，相互声援，为新罗的统一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而金仁问能够身在别国数十年长袖善舞，死后荣归故土、落叶归根，不能不说是东北亚外交史上的一位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