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是杨广西巡。这次西巡绝非游山玩水，而是一次真正的艰难之旅。杨广亲率大军从长安出发，经陇西进入青海，在暴风雪等恶劣的自然条件下艰难跋涉，巡视新征服的领土，并设置了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对当地加以管理。
在青海巡视完毕后，杨广准备前去河西，与先行一步的裴矩会合。但从青海前往河西，需要横穿险峻的祁连山。为了让大隋的威名远播到西域各国，杨广一行顶着严寒风雪，经由海拔3000多米的大斗拔谷北上，在付出了巨大的伤亡（冻死、摔死）之后，终于来到了河西走廊上的张掖。
来到张掖后，在裴矩的张罗下，杨广成功接受了西域27个国家君主与使者的觐见。这些国君与使者一方面向隋朝表示臣服，一方面带来了大批的商人。
此时此刻，西巡半年来的艰难困苦都已抛在脑后，杨广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让西域和更远地方的人们都知道大隋朝的强盛与繁华。为此，杨广赋诗一首，以纪念这次艰难而伟大的西巡：
《饮马长城窟行》
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
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
岂合小子智，先圣之所营。
树兹万世策，安此亿兆生。
讵敢惮焦思，高枕于上京。
北河见武节，千里卷戎旌。
山川互出没，原野穷超忽。
撞金止行阵，鸣鼓兴士卒。
千乘万旗动，饮马长城窟。
秋昏塞外云，雾暗关山月。
缘严驿马上，乘空烽火发。
借问长城侯，单于入朝谒。
浊气静天山，晨光照高阙。
释兵仍振旅，要荒事万举。
饮至告言旋，功归清庙前。
杨广的这首诗写得磅礴大气，颇有曹孟德之风。不过，“丝绸之路”重开后，隋朝在贸易上却是当了一回冤大头。为了显示国家的富强，杨广下令用金钱吸引西域商人前来贸易，还命令地方上提供免费食宿，不惜血本地加以招待；西域商人走的时候，地方官府还要给他们很多的赏赐。原本互利互惠的通商，逐渐成了隋朝的巨大财政负担。
死要面子赔大钱，杨广在所不惜。
七年之痒
修粮仓、开运河、四处巡游，杨广干的事儿，跟秦始皇修长城、修驰道、开直道，简直是如出一辙——功在万世，为祸一时。为了开凿大运河，地方官府强行拆迁，征发了上百万民夫和士兵投入到浩大的工程当中去。但隋炀帝还是觉得进度太慢，人手太少，于是就想了个损招——拆毁寺庙，裁汰僧尼。
按理说，僧尼与世无争，不扰乱治安，不种地纳粮，基本上与朝廷官府没什么交集，杨广为什么要拿他们开刀呢？如果你真觉得僧尼是方外出世之人，那就大错特错了。
有诗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就说明，当时佛教在中国，尤其是江东地区非常兴盛。我曾去过北京郊外的一座古刹，庙里有一口深埋地下的大锅，估计放个一二百斤米面没什么问题。庙的周围有365个村子，每个村子负责庙里一天的伙食，一年下来，大家刚好轮个遍，明码标价、童叟无欺，还成了远近美谈。
由于僧人既不用纳粮纳税，又不用赋役，所以从南北朝以来，从事这一职业的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年轻男子），很多人就是为逃税漏税才去当了和尚。寺庙不事生产，需要百姓供养，又占用了大量的人口和轻壮劳力，十分不利于国家财富的积累和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一些大的寺庙甚至打着从事佛教事业的名号，圈占土地、欺男霸女、放高利贷，俨然成了黑社会窝点。
杨广这么干，就是要解放僧尼，让他们从好逸恶劳的精神世界回到现实当中，充实民力，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出一份力。当然，在执行的过程中，办事官员黑吃黑，挖地三尺也是普遍现象——当时大多数寺庙都很有钱，拿佛祖的钱办实事，也算是杨广的又一创意。
僧尼还俗——有人干活；拆毁寺庙——有资金保证。有了人，有了钱，只用了五年时间，纵贯南北的大运河便宣告贯通。杨广只需舒舒服服地坐在华丽的龙舟上，就能乘船下扬州（江都），挥师向燕幽（涿郡）。
塞北安稳了，青海打下来了，西域畅通无阻了，大运河修成了，中原的几个大粮仓也是满满当当，完成这几件大事，杨广只用了六年时间。
正所谓七年之痒，杨广当皇帝，也到了最关键的第七年。
放眼海内，能够对隋朝构成威胁的，或者说，能够拿来当一件大事来办的，就只剩下了高句丽。
有学者认为，如果杨广不是在办完这一系列的大工程之后立刻远征高句丽，而是停下来休息几年，让疲惫不堪的军队和百姓恢复元气，同时采取一些宽仁的政策，缓和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隋朝也许就能朝着一个更为伟大的方向发展下去。
可惜，历史不能假设，杨广好比秦始皇再世，他的性格，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大”——大胸襟、大手笔、大气魄。
追求“大”的人，是不会在意“民力”、“民意”这等“小事”的，他们要的，只是一个“大”的结果。比如杨广开运河、修粮仓的一个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发动战争，为了更快、更多地运兵、运粮，完全没有考虑“民意”。
因此，当七年之痒来临之际，杨广不会停下来；相反，他要用更大的行动来“搔痒”。这个更大的行动，就是远征高句丽。为了这次远征，杨广足足等了三年，准备了三年，现在，一切就绪，只等他一声令下！
杨广是潇洒的，他的战争总指挥部，就设在停靠于江都岸边的龙舟上。安排好一切后，杨广就乘坐龙舟，带着大军沿运河浩浩荡荡前往涿郡。
皇帝的急功近利、官员的层层盘剥，再加上裁汰僧尼的“逆天”之举，激起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强烈不满。为了安抚民心，杨广把天下有名的高僧道士全都“请”到了涿郡，然后大摆水陆道场，把包括高昌王麴伯雅、伊吾吐屯设、吐谷浑王太子在内的各国使者全都拉到涿郡，让他们随大军一同出征，一方面是要让他们领略天朝之威，另一方面也是在警告他们——如果不听话，高句丽就是例子。
酷爱显摆的人，往往会在最志得意满的时候栽大跟头——杨广就是如此。政治固然是一场作秀，但策划的人，一定要清楚，作秀背后，只有一样，那就是利益。
远征高句丽，对于隋朝而言，无疑有着双重的利益：收复辽东故土，称雄东北亚。
越是谋大利之事，越是要低调；风头太劲，运气就会早尽。
正所谓闷声不响发大财也！
六年来的顺风顺水，强势国运，让杨广的信心空前膨胀，在他眼中，取辽东，不过是探囊取物，高句丽，不过是他成为千古一帝路上的一块小小的垫脚石而已。
在对胜利的强烈憧憬之下，杨广忽视了一个严重的政治信号——这次类似于誓师的会盟之中，少了一个重要的客人——东突厥。东突厥不但没有像几年前韦云起征讨契丹时那样直接派兵助战，就连使者也没有派，简直就当杨广和百万隋军是透明的。
东突厥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转变的根本原因，还是利益。
此时，那个对隋朝毕恭毕敬的启民可汗已经去世，继位的是他的儿子始毕可汗。始毕可汗是突厥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他对父亲的亲隋政策早有不满，很早就看透了隋朝分化削弱、各个击破的外交策略。在他看来，隋朝的最终目的是削弱和消灭周边所有政权，这当中既包括契丹、高句丽，也包括东突厥。高句丽和东突厥实际上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一家灭亡了，另一家也会完蛋。
老爸启民可汗跟着隋朝混，那是因为部族实力不够，必须先借助隋朝的力量当上东突厥的老大；等利用完隋朝，自己也强大起来了，就用不着继续卑躬屈膝了。因此，身为东突厥的首领，始毕可汗绝不会傻到去帮隋朝打高句丽，做自毁臂膀之事。他虽然也接受了隋朝的册封，但对隋朝的态度却远不及其父启民可汗来得亲密，反而对与高句丽合作更为热衷。
当然，隋朝还是很强大的，强大到始毕也不敢轻易地去冒犯。在讨伐高句丽的问题上，他的态度就是两不相帮，坐山观虎斗，看看高句丽能不能扛住隋朝的百万大军，也看看隋朝的真正实力。
东突厥置身事外，隋军也就失去了最好的外援——突厥骑兵擅长奔袭，尤其惯于在恶劣条件下作战，光是适应辽东苦寒天气这一点，突厥人就要比隋军强很多。尽管如此，在扶强凌弱心态的驱使下，经常遭高句丽欺负的部还是派出一支骑兵助战，就连大海对面的百济武王扶余璋也主动示好，表示会积极与隋军配合，从南面夹击高句丽。
那么，百济是真心准备帮助隋朝吗？
不，百济是想趁火打劫。百济出兵，只有一个前提，那就是隋军把高句丽给干挺了。
当年杨坚派汉王杨谅率30万大军讨伐高句丽，百济以为隋军必胜，便贸然出兵骚扰高句丽后方，不想隋军大败，高句丽掉过头来就打百济，把百济打得晕头转向。血的教训就摆在眼前，更何况，就算隋朝真的干掉了高句丽，对百济也没什么好处。
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尤其是杨广这样好大喜功的人，干掉了高句丽，夺回了辽东，占领了朝鲜半岛北部，趁着大军士气正盛，何不顺手就把半岛南面的百济、新罗也灭了呢？
对百济而言，与其图一时之快，助纣为虐，不如维持现状，让高句丽继续做百济的挡箭牌。于是，扶余璋一边信誓旦旦，忽悠杨广，一边暗中派人前往高句丽，用从隋朝刺探到的情报换取高句丽和平的承诺；同时在边境集结大军，明为声援隋军，实则按兵不动。
东突厥、百济，这两个隋朝最好的助手，都打着各自的小算盘，都在观望。
不过，杨广毫不在意——东突厥、西突厥、吐谷浑、契丹，周边大大小小的势力都已臣服，区区一个高句丽，只需大军压境，必定会望风而降。
然而，婴阳王高元没有给杨广这个面子，他非但没有因为隋朝大兵压境而屈服，反而把全国的军队都集结到了辽东，决心奋起一战。
高句丽的态度更加刺激了杨广大战一场的决心——这是一场事关天子颜面的战争，只许胜，不许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