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让我们循泉谷路回到莫瑟路，左转继续往西南方向走，寻找高等研究院和普林斯顿古战场。大约走20分钟，在右转情人道、左转古老道（Lovers Lane / Olden Lane）的红绿灯左转，然后在第二个右转路口右转，就转入爱因斯坦路（Einstein Drive）。面对莫瑟路和情人道古老道的秀色，感觉圣地将临，也许你会精神亢奋，心智恍惚，忘记了是第几个路口。不过这并不要紧，我告诉你认路的诀窍：首先，马蹄形环状的爱因斯坦路，与古老道有两个接口，错过了第一个，还有第二个，都在古老道的西侧。另外，如果你走着走着在右边看到一片竹林，那么前面右转也可以找到??因斯坦路，高等研究院的主楼富德楼（Fuld Hall），就在爱因斯坦路上。为了走到那里，你要经过一座石桥。
即使你大大咧咧竟然错过了莫瑟路上那个红绿灯路口，也不要紧，莫瑟路下一个路口左转进入麦克斯威尔路（MaxWell Lane）的地方，有一块草绿的木牌子，上面写着“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私家路，限速每小时15英里”，这就是高等研究院的“门牌”，标志着从这里开始，就是高等研究院的地方，包括房产、道路、草地、树木、森林、田野和湿地--你可能感慨，鼎鼎大名的高等研究院的门牌，竟然如此朴素，如此不显眼，显得如此与世无争。麦克斯威尔路很短，直接指向爱因斯坦路。
到了高等研究院，你必须了解一点她的历史。话说美国新泽西州的班伯格家族，在20世纪初已经跃升为美国东北部百货零售业的巨子。老板兄妹俩，不知是出于超人的直觉，抑或纯属鬼使神差，在1929年纽约股市大崩溃之前不久，将手中持有的股票全部抛出兑现，决定在新泽西州做一些善事。
他们原本打算资助建立一所牙医学校，为此去请教已经退休多年的医学教育专家亚伯拉罕·弗列克斯纳，但是弗列克斯纳建议他们转而资助创立一所世界一流的高等研究院，这里将没有教学任务和课题任务，只有潜心所好自由思考而不必为生计烦恼的学人。这将是真正的学术圣地。
酱红色墙蓝绿色“瓦”的富德楼，顶端是一座白身绿顶的钟楼。它是高等研究院的标志。富德楼正面，也就是爱因斯坦路路北，是树木环抱的大片草地，没有建筑。草地上有一些樱树，春天樱花怒放，十分秀丽。高等研究院的其他一些建筑，沿富德楼两翼向南展开，接着，是一片保养得如丝绒般的草地，比橄榄球场还大。草地的尽头，有一湾湖水，高大的枫树下面，学者和学子在这里沉思或者只是入静。湖滨几棵霜红的大枫树，落叶缤纷，撩人遐思。草地南沿，是大片树林，高等研究院的教授学者，喜欢在这个树林中散步，陶醉于泥土的气息和树叶的芬芳。所谓爱因斯坦小道，就散布在树林当中。小道分分合合，把树林造就成一座迷宫。你可以在树林里走走，尝试体会爱因斯坦等学者的心境。但是如果没有熟人陪同，也没有携带罗盘，那么最好不要深入。不怕你笑话，大胆则柯当年曾经孤军深入，直到天色变暗，仍然转不出来，后来侥幸遇上一家三口，给我指路，告诉我沿着他们指示的方向走大半英里可以出去，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作为游客，如果没有预约，自然不便贸然拜访高等研究院的学者。但是研究院绝大多数讲座和不少其他活动，却欢迎公众参加，并不收费。随便打开高等研究院的主页，比方说在2005年3月11日星期五这一天，就预告了三个学术讲座，下午两个的题目是：“数论，对称性，和Zeta函数”以及“随机性，博弈论，和计算机”，晚上的一个题目是：“早年高等研究院的数学研究”。前面两个的专业性很强，但是如果时间合适，晚上的那个讲演一定会让你受益。普林斯顿还是一个富于音乐传统的地方。首先，这里不少学者的演奏比爱因斯坦的小提琴高明，其次，他们还邀请世界著名的音乐家演出。音乐会讲究秩序，当然需要门票，但是这些演出的门票，通常都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免费发放，并不限于研究院的成员、职员和他们的家属。
虽然游客不能随意造访学者办公室，但是他们可以从富德楼正门进去，在会客厅或者说交际厅看看，这里有在1991～2003年担任院长的格利菲思教授的铜像。要是进去的话，千万注意保持安静。只有文明欠缺的人，才会在这种场合弄出干扰宁静的声响。其实，哪怕你走在高等研究院的草地上，也不可忘乎所以纵情放声。
写到这里，我必须告诉读者，直到几年以前，游客还可以到富德楼的图书馆看看，甚至阅览，那里有爱因斯坦的铜像。可惜2001年的“9·11”事件改变了这种情况。“9·11”事件对美国的伤害，比60多年前的珍珠港遭袭，更加厉害。
高等研究院的院徽，标榜真与美（Truth and Beauty），背景有女性的人体。这是很有意思的。如果试作“比较文化研究”，“真与美”比起我们熟悉的“真善美”来，少的是一个“善”字。抽象的“善”，当然很好，谁能够说“善”的坏话呢？但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实实在在知道经济学思想史上一些因为“善”的设想而障碍了“真”的发现的故事。比如因为“善”，包括当时的经济学家在内，人们曾经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认为越有用的东西应该越贵，结果不是这样；同样因为“善”，也包括当时的经济学家在内，人们还在一个更加长的时期内认为越难做出来的东西应该越贵，结果也不是这么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