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高等研究院的创始院长，弗列克斯纳考虑的第一件事，就是筹划研究院应该研究什么东西。五百万美元固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但是要想在尖端科学的每个方面都去研究，在人文学科的每个方面都去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必须做出选择，有所取舍。正所谓“有所为有所不为”也。
因为医学研究离不开开支庞大的医院和实验室，弗列克斯纳着手筹办的高等研究院，首先就把医学研究排除了。实验物理、实验化学等传统应用学科的现代实验室，开支也非常庞大。所以，高等研究院的研究方向自然就集中到数学、理论物理、经济学、人类学和历史学等学科方向上来，这些学科对于设备的要求很低。弗列克斯纳原本打算让经济学研究进入这个研究机构的核心，不过很快就听取了别人的建议，转而认为数学是更合理的第一选择，这不仅因为数学更“具有基础性质”，而且因为对于谁是自己领域的最优秀者，数学家们的意见也更加集中一些。
即使准备开展研究的学科范围已经集中到上述很少的几个学科，但也不能设想在这几个学科全面开花齐头并进。为此，弗列克斯纳定下一条原则：先要物色到卓越的人才，然后发展他们擅长的学科，而不是先决定发展什么学科，才去找人。也就是说，先去物色已经做出杰出的研究并且还能继续做出杰出的研究工作的学者，如果他愿意来高等研究院的话，就在研究院里开辟他所从事的研究领域。
就这样，怀里揣着班伯格兄妹提供的资金，弗列克斯纳开始周游世界，主要是在欧洲，物色优秀学者。大家知道，直到那个时候，欧洲，特别是德国的哥廷根，才是学界心目中的学术圣地。弗列克斯纳许诺给予这些学者优厚的薪水和额外津贴，并且保证他们拥有绝对的学术自由和人格独立。但是，招募工作并不顺利。在许多欧洲人看来，当时的美国，如果不是蛮荒之地，也只是暴发户的乐园而已。
正好在这个时候，希特勒在德国的影响和势力迅速上升，还很快就独裁统治了德国。战争阴云日益临近，整个欧洲都显得忧心忡忡。另外一个因素是希特勒疯狂地迫害犹太人，犹太学者在纳粹德国的大学处境非常危险。这从客观上为弗列克斯纳的招募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人们后来说，一方面是班伯格兄妹的慷慨捐助和弗列克斯纳的热心延揽，另一方面是希特勒的排犹政策，从两个不同的方向，促成了弗列克斯纳的梦想的实现。
延揽精英
开始的时候，弗列克斯纳主要在欧洲和美国东北部物色人才。他的受他资助读大学后来成为洛克菲勒学院院长的弟弟，建议他也到美国西部走走，主要是去蓬勃发展的加利福尼亚，特别是加州理工学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正式的英文缩写是Caltech，而不是想当然类似其他理工学院缩写格式的CIT）。就这样，弗列克斯纳在1932年二月去了加州理工学院，并且在那里和爱因斯坦首次见面。
这里顺便说说，在美国历年权威的大学评比当中，两所袖珍型的大学一直引人注目，一所是包括研究生在内在校学生仅六千余人的普林斯顿大学，另外一所是在校学生更少的加州理工学院。加州理工虽然不是第一，却也一直名列前茅，常常不出前五名。例如在2007年，加州理工学院就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评价为与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并列全美第四的大学。要知道，斯坦福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都比加州理工学院大许多倍。
这么“小”的学校，却能够建立起这么高的信誉，自然引起人们兴趣。
钱学森先生曾经写道：
“1935年秋（我从上海交大）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发现上海交大的课程安排全部是抄此校的，连实验都一样。所以上海交大在当时的大学本科教学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不过，那时候麻省理工的教育对培养成型的工程技术的工程师很有效，对迅速发展进步的工程技术如航空工程就显得不适应。当时加州理工学院就带头改革，大大加重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的分量，使学生毕业以后能应付技术的新发展。这一措施和改革，到20世纪50年代已被美国工科院校普遍采用。”
事实上，半个多世纪以前我国一些最有成就的学者，都出自加州理工学院，例如周培源、钱学森、郭永怀、谈家桢、袁家骝等，都在那里取得博士学位，钱伟长等，则在那里做博士后研究。
正是因为当时的加州理工学院已经那么有抱负有眼光，所以他们会把爱因斯坦请来短期工作。十年以前，爱因斯坦曾经踏足北美，据说主要是为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筹款。那次，他曾经顺访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系，并且做关于相对论的系列演讲。那是他在欧洲以外首次讲演他的相对论的地方。但加州理工学院是第一所邀请爱因斯坦过来访问并且短期工作的美国学术机构。爱因斯坦非常喜欢加州理工。那个时候，仅仅因为爱因斯坦是犹太人，他在德国的处境已经非常困难。
在加州理工，爱因斯坦和弗列克斯纳真是相见恨晚。弗列克斯纳向爱因斯坦详细介绍了他创办“学者天堂”的想法。爱因斯坦不仅十分欣赏弗列克斯纳这个人，而且特别欣赏他创造学者天堂的简直有点“乌托邦”色彩的计划。他们相约，夏天到牛津大学再仔细商量。
1932年的秋天，也就是他们在加州理工学院见面以后八个月，弗列克斯纳向世界宣布，高等研究院的第一个学部成立，那就是数学学部，高等研究院的头两个终身教席，给予奥斯瓦尔德·维布伦（Oswald Veblen）和爱因斯坦。欧洲最伟大的学者爱因斯坦同意接受高等研究院数学部的终身教席的消息传出，世界学界马上认识到，“物理学的‘教皇’已经移居美国，美国很快就会成为世界自然科学的中心”。
维布伦非等闲之辈，他是拓扑学这个数学分支的先驱，原来是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的教授，在他的帮助下，历史上人文背景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系，得以跻身美国最好的数学系之列。他也梦想一个学术机构，在那里第一流的学者能够自由思考自己感兴趣的任何问题，为此他还曾经写信给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希望他们资助一个这样的数学研究院。班伯格兄妹和弗列克斯纳的计划公布以后，他如获至宝，因为他梦想的研究机构，正是弗列克斯纳设计的免除繁重的本科生教学任务的学术机构。
数学学部成立的时候，高等研究院还没有自己的房子，借着维布伦的影响和努力，他们暂时租借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范氏大楼的几个房间。从高等研究院创立的时候开始，研究院和普林斯顿大学就有非常紧密的学术联系，渊源就在这里。
1933年，奥地利维也纳的逻辑学“神童”库尔特·戈德尔（Kurt Godel）和德国数学巨星赫尔曼·外尔（Hermann Weyl）也先后来到高等研究院。戈德尔接受的是成员教席，1953年接受终身教席。他的不完全性定理，被公认为20世纪形式逻辑的奠基性成果，他还证明了选择公理和广义连续统假设与集合论公理的相容性，成为当代数学的经典。
外尔被公认为世纪之交的数学大师大卫·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的传人，原来是德国哥廷根大学数学系的主任，在世界数学界享有崇高威望。本来弗列克斯纳希望他和爱因斯坦一起过来，不过当时他对于弗列克斯纳的“乌托邦”还是有点犹豫，所以来得迟了一点。外尔在接受邀请的时候提出一个意见，希望高等研究院同样也要为比较年轻的学者打开大门，不要只盯着功成名就的大人物。于是，已经在普林斯顿大学工作了两年的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因此获得聘请，成为获得研究院终身教席的最年轻的学者，那时候他才刚满30岁。
就这样，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普林斯顿成为像哥廷根一样引人注目的学术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