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中山大学成立研究生院的时候，杨振宁教授莅临典礼做了一个一小时的演讲，谈中美教育的差异和研究生怎样学习和研究。演讲之中，杨振宁教授介绍了高等研究院，其中弗列克斯纳如何出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的故事，真是人类文明一段有趣的记录。
当班伯格兄妹成功地从股票市场抽调资金准备为家乡和国家做一点善事的时候，他们委托两位律师去找弗列克斯纳。那时候弗列克斯纳已经退休。班伯格之所以要找弗列克斯纳，是因为他写过那份著名的1910年报告，讨论当时的美国医学教育，认为系统混乱，标准不高。长此下去，在20世纪的医学发展中美国要落在后面，这将直接危害美国人民的健康和福利。报告振聋发聩，在朝野引起强烈反响，从而美国的医学教育在1910年代开始也就有了长足的进步。自此之后，弗列克斯纳还被洛克菲勒基金会邀请去做其他一些事情，比如参与捐资开办北京协和医院。班伯格兄妹原本打算资助建立一所牙医学校，所以自然想到改变了美国医学教育的弗列克斯纳。
律师找到弗列克斯纳，对他说，“有一个很有钱的人想捐款做一些事情。我们知道你对社会事业很热心，很有见解，也很有经验，想听听你的意见”。弗列克斯纳说，“巧极了，我正好写了一本小册子，你们拿去看看”。这本书就是上面提到的《美国的大学》，指出当时美国在科学技术方面非常脆弱。那时候，美国的学子要跑到欧洲才能拿到像样的科学学位。弗列克斯纳认为，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小册子指出，美国必须建立一些独立的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机构。他特别推崇德国的制度。就是这样，弗列克斯纳转而劝说班伯格兄妹倾力建立他梦中的学术圣地。
几天以后，律师打电话给弗列克斯纳，说班伯格先生想请他吃饭。在吃午饭的时候，班伯格对弗列克斯纳说：
“你的书写得很好，我愿意尽我的可能支持你的设想和计划。你觉得需要多少钱？”
弗列克斯纳后来在自传中说，见面之前没有预料到自己的设想很快可以实现、真的就可以去做了，更没有想过需要多少钱。可是现在班伯格当面一问，他却必须马上回答，所以就随便说了一个他认为很大的数字：“五百万”。五百万美元，在当时的确是一个相当惊人的数字。
班伯格并没有当下立即确认。几天以后，他正式给弗列克斯纳写了一封信，其中说，“我愿意捐五百万，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必须出山，出任高等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
接信以后，弗列克斯纳为难了好久，不能决定是否答应班伯格的要求。他一方面因为自己的设想有了实现的机会而高兴，另一方面觉得自己已经退休多时，应该表现出“成事不必在我”的胸怀和潇洒，不宜“东山再起”。就这样，他烦躁不安地踌躇了十多天。
在两个星期的苦恼以后，太太出来说话了：
“你必须接受（班伯格的要求）。我跟你已经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对你非常了解。假如今天你不接受这件事情，你的脾气一定会变得很坏，我就无法再跟你一起生活下去了”。
就这样，亚伯拉罕·弗列克斯纳成了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从1930年一直干到1939年。
人们总是认为最了解自己的人应该是自己，名句“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就是一个证明。可是弗列克斯纳终于答应出山出任高等研究院的创始院长的经过，说明他对于自己的了解，不如他的妻子。
弗列克斯纳在1959年逝世，归葬故乡肯德基州的路易斯维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