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通过政治和社会的手段干预市场经济时，是否会使市场失去效率呢？这个问题，不是一两个“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教条所能解释的。市场规则无情地奖励成功、惩罚失败。这种优胜劣汰似乎比福利国家的均富更有效率。其实道理远没有这么简单。比如，当完全按“市场规则”进行奖励时，挣钱最多的就是华尔街那些对冲基金的经理。结果，许多科技人才都纷纷涌向华尔街，甚至包括不喜欢这个行当的人。美国的一系列统计也表明，常青藤的毕业生，因为经不起这种赤裸裸的金钱诱惑，都争先恐后到华尔街求职。《纽约时报》几年前就报道过这么一位医生，他在哈佛的同学会上发现那些当初不如自己的人居然在华尔街挣得比自己多几倍。于是，几十万美元的工资也嫌少，投身于华尔街的公司。这样，美国一些关键行业的人才变得越来越少。再看福利国家，大家收入差距并不是那么大。这样，当人们选择职业时就会选择自己最喜欢、最擅长的事情做，而不是哪里钱多去哪里。当人们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选择道路时，聪明才智发挥得就更充分，整个社会也由此最大限度地受益。
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伟大成就。这种转型，是在政府从许多社会经济领域退出的前提下完成的。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高度的权力不均衡的政治架构中展开的。这样“自由”竞争，可能创造扭曲的市场上的绝对权力，背离我们的价值观念，必须不断地对其结果进行修正。
我反复强调，为中国经济起飞立下汗马功劳的，是那些只能住廉租房甚至连廉租房也住不进去的民工。他们一手创造的经济奇迹带来了什么结果呢？是他们可望而不可即的财富：中国目前拥有可投资资产在800万元～1000万元的富翁达到了30万人，个人持有可投资资产达1亿元以上的接近1万人。而农民自身的经济条件却很差，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中国的发展目标，首先是让所有努力工作的人能有房子住、有温饱、有医疗服务、孩子可以受到良好的教育。这是政府对其公民应尽的基本义务。当市场竞争达不到这样的目标时，政府就必须承担起责任来。
需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
奥巴马的外交，旨在重修美欧关系，淡化冲突，强调合作。但是，欧美在对待世界经济危机的问题上，有着重大的分歧，并且在G20峰会前后更加凸显出来。这一分歧，不仅是短期的国家利益之争，而且涉及什么才是更健康的市场经济的理论问题。正在摸索市场经济道路的中国，对此不能不认真观察分析。
最表面的一个冲突，反映在双方的刺激经济计划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计，今年德国刺激经济的政府开支，占其GDP的1.5%，法国则仅为0.7%，美国则高达2%。因为德国占欧盟经济比重的19%、其刺激经济的开支占欧盟计划的37%，对整个欧盟的影响最大，德国和美国之间的互相指责也就最严重。在美国人看来，德国经济严重依赖出口。美国拿出2%的GDP来刺激经济，很多钱会用来购买德国产品；而德国仅拿出GDP的1.5%，使美国受益有限。也就是说，德国让美国出钱刺激经济，自己“搭便车”，欧洲其他国家也是各扫门前雪。这是严重的不公平。
但是，在欧洲人看来，欧洲自有一套对付经济危机的办法，不需要像美国那样庞大的政府开支。这就造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格局：被称为自由放任的美国，这次要通过强有力的政府干预解决问题；而被美国视为是“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家欧洲，政府相对而言似乎要“无为而治”了。这其中深层的社会经济问题，实在值得深究。
在G20峰会前夜，《纽约时报》发表一篇关于欧洲的报道，可以看成是美国媒体的自我反省吧。长期以来，欧洲的失业率高于美国，但是社会却比美国安定得多。比如，以每10万人中入狱的人数计，美国为686人，英国则为139，是欧盟中人数最高的，南欧国家仅为69。显然，欧盟在这方面的抗打击力要强得多。
为什么如此？这大概和双方的市场经济体系有很大关系。美国是自由放任型。经济一衰退，工厂、公司，甚至学校、政府都解雇员工。大家失业后虽然可以领一段的救济金，但马上就得自认倒霉了。欧洲则不同。《纽约时报》举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德国一个小技术公司最近受金融危机的冲击，生意减少一半。老板把50名员工如数召集起来，要求一半的员工隔周上班。上班时间减半，收入自然会少。但政府负责补贴其1/3的损失。钱是从公司员工在繁荣时期用加班费创造的基金中来的。结果，没有人因此失业。工作减半的人，实际的经济损失也很有限，业余时间更多，家庭生活更丰富，比起全职的人，他们的生活质量并不差。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并不会因为金融危机而破产、减少消费，所以对政府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的需求也比较小。
这就是德国总理默克尔所谓“社会市场”的一个写照。在许多极端的市场派人士看来，这应当属于“大锅饭”的福利国家制度了。但是，在欧洲人看来，这种制度比美国自由放任式的市场经济更有竞争力，而且随着技术经济的发达，这种优势将会越来越明显。
我们不妨从微观的层面进行分析。欧洲人在经济危机时隔周上班，并未失业，如同度假，生活没有震荡，孩子的教育也没有受到影响。相反，许多家长利用半职的“假期”，有了更多和孩子相处的时间，加强了对他们的教育，会使下一代劳动力更有竞争力。许多公司，干脆趁机让职工参加脱产培训，增加劳动力的技术含量，等经济一恢复，这些人的劳动生产率就会特别高，很容易挽回脱产时的经济损失。当然，这样的雇佣制度，使公司不敢轻易雇人，怕雇了就甩不掉，因此造成了欧洲的失业率长期高于美国。但这也使欧洲在岗的劳动力的选拔更为严格，劳动力的素质更高。这也是欧洲几个主要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高于美国的原因。
再看美国，经济一衰退企业就裁人。人一失业，连医疗保险都会丢，家庭就陷入危机。父母惶惶不可终日，囊中羞涩，孩子的教育费用也大为削减。家长失业直接影响到下一代的素质。最近有报道说，经济不景气，钢琴老师首当其冲成了失业者。因为家长最先放弃的是孩子的钢琴课。有的孩子，因为家里经此一难，学业急转直下。另外，如果一个人失业几年，技能就丢了，再拣起来很不容易。这一点，你在美国社会就看得很清楚。美国超市里的收银员，经常不知所措，要招呼经理给他们解决收款中出现的问题，一条长队堵在那里是常有的事。顾客里也许有几个一小时挣上百块的高级职业人员，也只能坐视自己的时间被这样浪费掉。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美国这些职工，今天被解雇，明天找个别的工作，刚拣起来的技艺还没有熟悉，就又得重新进行“社会流动”了。比起欧洲、日本的职工来，他们严重缺乏职业培训。这样的人虽然就业率越高，劳动生产率却可能越低。用欧洲的办法花钱把他们养起来、不出来“捣乱”，说不定还是个聪明的办法。
长期以来，福利国家一直受到所谓“市场经济”原则的攻击。但是，福利国家一直维持着高度的经济竞争力。这就逼得人们反省：福利国家或者“社会市场”是否有其“社会经济”或“社会效率”的优势？“社会市场”以人为中心，其经济的发展首先要促进人的发展：职工不断提高技艺、有稳定的生活、下一代能够享受良好的教育。这种家庭的“再生产”，不能被经济周期所打断。美国人则经常是在繁荣期疯狂工作，加班费全用来买大房子。经济一走低，则无所归依，自己和家庭都受到了巨大伤害。在低技术的环境下，美国这种粗放自由型的劳动市场，也许在降低成本等方面有着优势。但在高技术的社会，能够长期保持技术水平的高质量的职工及其子女，对一个社会的竞争力则起着更至关重要的作用。未来中国也面临着产业升级等等挑战，经济发展特别需要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市场效率”，更是宽泛意义上的“社会效率”。国家和企业对其公民和职工所提供的“社会服务”，是维持中国经济长期竞争力的关键。
谁背叛了中国经济？
中国一些经济学家和企业领袖们，一直为贫富分化的正当性而辩护。他们的理由是：竞争就会有输赢，有输赢才会产生效率。先富起来的人，即使挥霍无度，钱也会花在自己的社会里，从而刺激需求。这就是西方著名的“涓滴效应”（Trickle-down theory）。意思是，政府与其增加社会福利，还不如大肆减税。其结果虽然是政府的收入减少、对穷人救助不足，但那些富人和企业从减税中得益后，会通过自己的开支来刺激全社会的经济增长。这是增进社会福祉的更有效的办法。据说“涓滴”这一词的发明者是喜剧家威尔·罗杰斯。他在大萧条中曾开玩笑说：“要把钱都揽到富人手中，希望那钱会涓滴到真正需要的人的手里。”
如今中国经济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出口急剧下降，国外市场靠不住，“拉动内需”成了走出困境的主要途径。不用说，穷人一无所有，无法指望他们消费，现在正是富人们大显身手的时刻。可惜，种种迹象表明，在这种困难时期，第一个背叛中国经济的就是富人集团。
2008年2月3日，《纽约时报》经济版刊登了一篇发自中国香港的报道：《中国人正在海外花更多的钱》。这里的“中国人”，实际上指的是中国的富人。该报道说，因为经济危机，中国香港的珠宝销售下降了9.8%，反映了中国香港人正在勒紧裤腰带。但是，今年新年内地人在中国香港购买珠宝的数量却比去年增长了50%。香港珠宝店的老板介绍说，这些内地富人购买的是五六克拉钻石的耳饰，也就是说每只耳饰要3克拉的钻石，价钱相当可观。此外，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正处在坍塌之中，很多家境很好的阶层也不得不变卖家产。但是，中国的搜房网正在组织中国的富人们到洛杉矶、旧金山、拉斯韦加斯、纽约等地去“抄底”。这些地方，无一不是美国房价最高的地区。有的城市中等房价就在百万美元左右。这个“抄底团”本来计划40人，因为想去的人太多，在出发前一个月就已经没有名额了。
读了这篇报道，也许有些人觉得很长中国人的志气。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碰到这么严重的经济危机，真掏得出钱来的还是咱们中国人。也怪不得在达沃斯国际经济论坛上，世界各国都指望着中国来拯救自己的经济。不过仔细一想则是另一番滋味：同一天的《纽约时报》还报道，目前中国的农村民工中，7个人就有1个失业。如果这些富人在国内花钱，那么不管怎么挥霍无度，他们的财富确实还能够“涓滴”到穷人的头上。那么几滴水虽然不解渴，但总比没有好。遗憾的是，他们没有选择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