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国家的理想
需要什么样的市场经济？
谁背叛了中国经济？
做个有良知的富人
保护穷人还是保护富人：市场经济的再诠释
政治家给穷人当实习生
健康的经济伦理：需要刺激
如今中国的老百姓太穷，仅靠他们无法扩大内需。这就需要政府站在他们一边，帮助他们创造出内需来。具体地说，政府刺激经济的计划，除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外，还要加强社会服务的质量，比如，医疗、教育、退休金等等。
中国劳动力供给马上面临萎缩的局面，被抚养人口将大幅度增加，再靠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将无法维持现有的发展模式；必须使每个劳动力创造较高的附加值，才能有足够的人均剩余价值来抚养老龄化的人口。
片面鼓励消费的政策，如果短期内刺激了经济，长期却破败坏了经济的伦理，那么我们宁愿忍受一下短期的阵痛。
福利国家的理想
在当今的全球经济危机中，许多国家都在思考社会保障的缺失。比如美国没有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失业率一高，许多人就失去了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承受高失业率的社会能力比欧洲国家要低。所以奥巴马才大呼医疗改革不能再拖了。但是，在中国，却有一股拒斥福利国家的思潮。这种思潮明确反对由政府免费提供医疗、教育等服务。认为“免费”都是纳税人提供的，高税率过多地剥夺了富人的财产，削弱了人们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精神，使人们患上一种不思进取的“依赖症”，甚至沾染上某种懒汉习气。比如在福利国家，一些不愿工作的人靠多生孩子获得政府“免费”提供的福利，就连那里的一些中国留学生亦“东施效颦”。这种思潮主张让市场和民间社会在提供医疗和教育等服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套言论，不过是重复了几十年的老调：福利国家几乎是大锅饭，专养懒汉，缺乏效率。用自由主义经济学解释起来，也振振有词。但是，大道理不管说得多好听，总应该有些经验事实来论证吧。我们不妨看看，福利国家的效率到底如何。
我们不妨先把福利国家做一个界定。医疗保障、退休金、教育等必要的福利，在大多数国家属于“社会开支”，是通过国家的税收、用非市场的手段经营的（美国的医疗制度除外）。“福利国家”一个最方便的界定就是，“社会开支”在一国GDP中所占的比例，比例高的属于福利国家，比例低的则属于自由放任的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各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比例排列如下：瑞典为32%，法国29%，丹麦和德国28%以上，挪威、奥地利、比利时在26%～27%，芬兰、意大利在23%～25%之间，瑞士、荷兰、英国在23%上下，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都在18%左右，美国则不到17%。大致而言，欧洲发达国家属于福利国家，而美国不是。这大致也符合我们的认知。而据2009年3月2日《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国2004年的“社会开支”仅占GDP的5%，2007年上升到5.8%。
那么，我们不妨看一下这些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成就。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以美元为单位的人均GDP，挪威是10万美元以上，丹麦、瑞士6.7万美元，瑞典、芬兰、荷兰为5.5万美元上下，奥地利为5.2万美元，澳大利亚5万美元，比利时4.9万美元，法国4.8万美元，加拿大和美国都在4.7万美元的水平，德国是4.6万美元，英国4.5万美元，意大利4万美元，日本3.8万美元。中国则为3300美元。由此我们可以大致得出一个规律，福利越高的国家，人均GDP越高，只有德国等几个国家是例外。这些福利国家，特别是北欧的国家，一般人均GDP都比美国高得多。国际上其他一些相关研究也指出，北欧一些福利国家不管是总体经济效率还是公司个体的经济效率，都不在美国之下。
我们还可以看看其他一些社会指标。以上各国人口的平均寿命排名如下：日本82.07岁，法国80.87岁，瑞典80.63岁，澳大利亚、瑞士80.62岁，加拿大80.34岁，意大利79.94岁，挪威79.78岁，奥地利79.21岁，荷兰79.10岁，德国78.95岁，比利时78.92岁，英国78.70岁，芬兰78.66岁，美国78.06岁，仅比丹麦（77.96岁）略高一点。中国则为72.88岁。再看每千个新生儿的死亡数字：日本和瑞典为3.2，挪威为3.3，芬兰3.7，瑞士4.1，比利时、法国4.2，德国4.3，丹麦、奥地利、澳大利亚为4.4，荷兰4.7，英国、加拿大为4.8，意大利5.0，美国为6.3。中国则为23。生死是人的基本权益。从这种基本的社会指标看，福利高的国家成就要大得多。“最自由”的美国基本上是发达国家中最落后的，而且与高福利国家的差距还相当大。
最后还要比较一下每10万人口中的囚犯数量。美国高居世界第一，达到738人，荷兰为128人，澳大利亚126人，英国124人，奥地利105人，意大利104人，德国95人，比利时91人，法国85人，瑞士83人，瑞典82人，丹麦77人，芬兰75人，挪威66人，日本62人。请注意，在美国一个监狱人口一年花费2.5万美元～3万美元。养这接近60万囚徒的钱也会算到人均GDP里。囚犯多反映了社会治安状况。拿每10万人口中的凶杀数字比较，美国为5.60，瑞士为2.94，芬兰2.75，瑞典2.39，英国2.03，加拿大1.85，法国1.64，比利时1.50，澳大利亚1.28，意大利1.23，日本1.10（一说0.50），德国0.98，荷兰0.97，奥地利0.81，丹麦0.79，挪威0.78。也就是说，如果你生活在美国的话，大致比生活在福利国家有将近10倍的机会被关进监狱，有3～7倍的几率被凶杀。
还必须注意的是，这些福利国家，其人口密度大多属于世界最高的地区。以每平方公里人口计，荷兰为395人，比利时为341人，日本为339人，英国为264人，德国为232人，意大利为193人，瑞士为176人。这些国家的人口密度都比中国（138人）还高。剩下的丹麦126人、法国110人、奥地利98人，人口也非常拥挤；而美国则仅为31人，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5.21人）。看看这些数据就明白，许多福利国家，人口密度比美国高10倍左右，资源极端缺乏，却创造了和美国大致相当甚至更高的人均GDP。还能说人家不如美国效率高吗？不妨想象一下，如果美国的人口增加10倍，其人均GDP还能和荷兰、比利时相竞争吗？不错，福利国家中也有例外。比如挪威，每平方公里才12.3人，但其人均GDP是世界第二高，仅次于卢森堡，比美国高一倍还多，而且在2001～2006年连续6年是被联合国评为人类发展指数最高的国家。美国在人类发展指数上仅为第15位，排在大部分福利国家之后。
这些福利国家能以较少的资源取得较大的成就，也在于其对环境的利用更有效，因此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比美国小得多。以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算，美国（20.40吨），日本（9.84吨）、德国（9.79吨）、英国（9.79吨）、比利时（9.70吨）、荷兰（8.74吨）、奥地利（8.50吨）、意大利（7.69吨）、法国（6.20吨）、瑞典（5.89吨）、瑞士（5.47吨）等国，排放量均不到美国的一半甚至不及1/3。
当然，也许有人会辩护说：美国再怎么不如欧洲的福利国家，但是美国维护人的自由！可是，最近一系列的调查显示，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比欧洲还小。如果你是一个穷孩子，那么你在欧洲比在美国有更多的机会通过个人努力而获得成功。因为福利国家给你提供了更多的自由发展的机会。
事实上，所有上述福利国家都是自由经济的国家。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也都是自由经济的国家。人类历史上还没有比自由经济更有效率的制度。但是，自由经济可以有两种基础，一种是亚当·斯密所谓的“道德情操”论，这使得自由经济有了道德的目标。当市场手段无法达到这一目标时，社会就通过其他的手段来修正市场竞争的结果，使市场经济和人类的基本价值观念保持一致。另一种则是狭隘的经济效率。在这种经济中，市场规则压倒了道德情操，似乎什么问题都要靠市场来解决。用左翼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对右翼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的批评来表述，那就是“市场永远都灵，而且只有市场才灵”。这最终使市场偏离了人类的道德目标。
中国的经济发展，应该以前一种有道德目标的市场经济为范本。显然，福利国家都属于这样的范本之列。当然，各国经济政治环境不同，不可能彼此照搬。具体地界定哪几个国家是福利国家，也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澄清福利国家的理想，并以这样的理想指导我们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建立有道德目标的市场经济。
那么，有道德目标的市场经济究竟应该秉承什么样的原则和理想呢？我不妨用几年前希拉里·克林顿在竞选参议员时的一段话来界定：“在我们这样的社会，如果一个人勤奋工作，那么他和他的家庭就应该看得起病，有房子住，有基本的温饱，能让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她之所以用“应该”二字，显然是因为美国并没有达到这样的目标，而欧洲的福利国家至少是非常接近这样的目标。事实上，单靠市场的运作，即使在高度富裕的社会也是无法达到这样的目标的。因为市场讲究的是效率，要尽最大可能降低成本，这就使雇主要千方百计地压低雇员的工资。而市场天生是动荡的。一旦遇到经济危机，那些最弱势的阶层就会流离失所，在绝望中会接受生存线以下的工资。
按照市场规律，越能残酷压低工人工资的企业就越有竞争优势，最后生存下来的也多是这样的企业。远古时代雅典面对的就是这样的现实：许多雅典的穷人在绝望中把自己卖为奴隶。梭伦改革则是通过政治手段否定了这种卖身为奴的市场契约。殖民时代的美国，卖身的契约奴在贫穷的白人中也非常流行。在19世纪末的镀金时代，工人受工伤后经常立即被解雇，毫无补偿。美国历史上很早就有这样的官司。市场派的人总是争论：“工人在接受这一工作时，完全意识到这一工作的危险性。他既然同意了，当然出了事故不能让雇主负责。”即使到现在，美国许多下层劳动阶层（特别是移民阶层），即使非常努力地工作也无法解决温饱问题。他们的低工资完全是市场竞争的理性结果。
当一个社会容忍市场竞争导致一个努力工作的人无法为其家庭提供基本的温饱时，这个社会就开始了对这个人的奴役。如果对此不加以修正，那么市场经济就可能变为“通向奴役之路”。换句话说，“血汗工厂”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之所以屡禁不止，就在于其非常合乎市场规律。历史不断地证明，市场竞争完全有能力把劳工的工资降到生存线以下，和奴隶没有本质区别。美国早期劳工运动中的一些诉讼，就有类似的理论：工人的工作时间超长、工资过低，自己的身体就越容易成为一个不属于自己的生理存在。这使得一个自由人和黑奴几无二致。如果市场本身不能对此修正的话，就必须用政治手段或社会手段来加以修正。当今的发达国家中，没有一个是完全依靠市场竞争发展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