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里奇的经济学，素有未来学的色彩，虽然未必提供多少技术细节，但对政府的战略性思维却非常有帮助。他指出的里根经济的种种问题，实际上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当下在中国的经济战略讨论中，不断出现这种循环论证：中国有大量低教育的劳动力要靠低端制造业保障就业，所以不可轻言产业升级。而低端制造业并不要求太高的教育，所以中国在教育投资上不可冒进。但是，中国劳动力供给马上面临萎缩的局面，被抚养人口将大幅度增加，再靠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将无法维持现有的发展模式；必须使每个劳动力创造较高的附加值，才能有足够的人均剩余价值来抚养老龄化的人口。面对这样的前景，罗伯特·里奇的话自然值得我们深思。
政治家给穷人当实习生
美国不是个对待穷人很好的国家。但是，在对待穷人的问题上，仍有许多东西值得中国借鉴。
詹姆斯·麦戈文，是个来自马萨诸塞州的众议员，最近为了推动国会一个食物券救济法案，他突然决定给这个法案要帮助的对象（即穷人）当一周的实习生。也就是说，在这一周里，他要强迫自己靠食物券代表的金额过活。
2006年，美国一共有2600万的穷人从政府领取了食物券，这一项经费在联邦政府的开支是330亿美元。以全国平均水平而言，每个被救济者一个月能领到94.05美元，大约一天3美元。2600万人是个很大的数字，远非全是赤贫者，其中许多人有工作，只是薪水太低而已。我几年前读书时，奖学金用完，小女儿出生，抚养无力，就领过一段食物券过活。记得“9·11”那天，我就在当地政府排队等着领食物券，看着电视里世贸中心燃烧的惨景，目瞪口呆，而边上的穷人，大部分连眼皮也懒得抬。这经历给我的震撼，实在终身难忘。
应该说，这一制度服务还是相当好的。比如，我们的食物券是给小女儿领的。每次领时，还有个营养师提供咨询，详细检查孩子的身高体重，并要求医院提供各种健康数据（穷孩子的医疗也是免费的），发现问题及时指导父母纠正。要是把这笔费用算进去，就远不只食物券这点钱了。
作为一个民主党人，麦戈文和来自密苏里的共和党人乔·安·埃默森是众议院“饥饿委员会”的共同主席。他们的目标，是在食物券的开支上再追加40亿美元。这样，一个四口之家，一个月的食物券面值可以增加48美元。
麦戈文声称，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在救济穷人上太抠门儿，实在是国家的耻辱。在他看来，既然是为穷人的利益而战，穷人就是自己的“老板”，他必须给这个“老板”当一段实习生，才有资格给人家提供服务。于是，他决定和妻子一起，体验一下领食物券过日子的滋味。不过，他们两个年幼的孩子，仍享受正常的生活，不在食物券的救济之内。
具体的办法是，他们夫妇给自己这一周定下了42美元的饮食标准，看看能否熬过来。在实施食物券生活之前那天晚上，他们就好像是要面临一周的绝食一样，夫妇两人带着两个孩子，到餐馆好好吃了一顿。那顿饭全家四口的账单，是44美元，算是相当便宜的晚餐了。
麦戈文身高6英尺，体重188磅，年龄47岁，是个壮年大汉，胃口极好，一天3美元想要吃饱，对他来说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他真像当实习生一样，购物时给自己请了个监导人，那是一个拖着3个孩子正在领食物券的单身母亲。这位母亲告诉他一些基本的省钱技巧：首先，要进最便宜的超市购物，每个超市都有自己品牌的产品，一般是最便宜的。另外，买大包装的食品要比买小包装的食品便宜得多。
第一天，他进了超市先买了罐最便宜的咖啡，那是他每天早晨必喝的（毕竟议员的工作非常紧张，需要提神），只有3美元，比过去喝的名牌便宜多了。不过，最后他不得不放弃这罐咖啡。这毕竟是一天的食物价格呀！在熟食部，他放弃了鸡胸肉，买了一大包奶酪，价格为7.32美元，不过这可以供应夫妻俩一周，两片面包夹一片奶酪就是个三明治了。他放弃了自然的糙米，买了便宜但不健康的精米；他还跳过瘦牛肉，买了一块很肥的。由此，他大概了解了为什么美国的肥胖症在穷人中最流行。
他的早餐是一根香蕉一杯白水，这还是比较容易对付的。到了午餐和晚餐就难办了。因为他毕竟是国会议员，午餐和晚餐往往是一些政治活动，会面对满桌珍馐。他不得不在同事们享受美食之时，从兜里掏出妻子为他准备的夹着一片奶酪圆饼或者上顿饭剩下的番茄汁拌通心粉来充饥。参加希拉里的募捐晚餐时让他最难受。因为美国的募捐晚餐，价格奇高，食物特别丰盛考究。他面对丰盛诱人的佳肴，只能挺住不吃，事后飞奔到办公室，把冷冰冰的米饭加鸡块吞了下去。事后他回忆说：鸡块还勉强，那米饭实在难以下咽。
一周过去，夫妻俩核对食物开支：41.7美元，离42美元的标准只差3美分！算是实习生合格出徒了。不过，他4天内掉了3磅肉。麦戈文坦言，自己这样做，难免有作秀之嫌。毕竟，他这样的日子仅仅是一周，而且事前会好好吃一顿，事后自然也会好好犒劳自己一下。不过，这样一做，他多少体验了穷人的生活，也引起媒体的注意，使社会提高了对穷人艰难生活的关注。
这里应该指出，在美国，那些领食物券的人，以及那些因最低工资线的提高而受益的阶层，不仅在人口中占极少数，而且基本上是不出来投票的。要是靠他们的选票，估计没有一个政治家能选上。但是，多少年来，总是有许多政治家及其背后的政治力量，在为这些穷人的利益而奋斗着。这种非功利主义的人道精神，是一个“和谐社会”的基础。麦戈文并没有把自己变为穷人，但至少他知道要给穷人当实习生后才有资格给人家服务。这种真诚，是为政者不可或缺的良知。如今，我们的社会也在制定许多针对穷人的政策。我希望决定这些政策的人，能够向麦戈文先生学一学，先当实习生再制定政策，只有真正了解穷人的处境，才能真正设身处地地为穷人着想。比如，要让乞丐申请到乞讨证才能“上岗”，那么政策制定者就先要体验一星期做乞丐的感觉。大家都能这么认真、负责，我们的社会岂不会美好许多？
健康的经济伦理：需要刺激
全球经济正处于危机的旋涡中，世界各国都纷纷出台刺激经济计划。不知不觉中，刺激经济几乎和鼓励花钱成了同义词。比如，2009年初广东人大代表拒绝住五星饭店开会，称金融危机时期这样的行为太奢侈，可是马上有其他代表反对：正是因为金融危机，许多五星饭店有大量空房，大家住一下也是刺激内需呀。
难道花钱就对经济有好处吗？难道一切政策都要以鼓励花钱为中心吗？经济学家也许对花钱的好处讲得头头是道。但在历史学家看来，这点刺激经济的小技巧实在是鸡毛蒜皮。韦伯当年写《清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分析种种历史现象，是要回答一个许多人都在问的问题：为什么清教徒聚居的地方经济都比较发达？这最后要归结到清教徒的某些行为模式：克勤克俭，多工作少消费，自觉贡献于社区建设。用富兰克林的话来说，即“省一分钱就是赚一分钱”。最近几十年来东亚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也将世界的眼光吸引到东亚的工作伦理上来。有人指出，中国传统的稻米经济，精耕细作，要求严格的纪律，生存之前提是省吃俭用、起早贪黑。这样培养出来的文化传统，才创造了今日的经济奇迹。如果按当今某些经济学家的立场，富兰克林的话其实是在扼杀内需，中国人勤俭的习惯也只能带来经济萧条。但是，放眼历史就会看得很清楚，能长久繁荣的，多是这种克勤克俭的工作伦理占优势的地区。
片面鼓励消费的政策，如果短期内刺激了经济，长期却破败坏了经济的伦理，那么我们宁愿忍受一下短期的阵痛。举个简单的例子，最近奥巴马的刺激经济计划出台前后，美国到处都在讨论怎么花钱的问题。奥巴马政府的交通部长跑到电视上，主持人问：“你们的计划消耗了纳税人大量的金钱，你们将怎样有效地使用？”他竟没头没脑地答道：“这个计划肯定有效果，这是很大一笔钱！”主持人说：“先生，我们理解这是很多钱。我的问题是：你计划怎么花这笔钱？”“你要想想这个数字，这是很大很大一笔钱呀！我们当然会很快花掉。很多人都想花呀！”当你听了这样的话后，还对经济会有信心吗？
《华尔街日报》不久前刊载一篇文章，分析去年小布什用退税来刺激经济“失败”的原因。这本是一笔1520亿美元的刺激经济计划，一般美国人收到了300美元～1200美元不等的退税。决策者最初指望的是，大家拿了钱马上去花，这样就有了需求，经济也就有救了。可惜，人们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只把这笔钱花了1/3，剩下的全存了起来。美国的个人储蓄率也因此从去年4月时的零上升到了5月的4.8%。另有数字表明，去年12月美国人的储蓄率，已经从一年前的0.4%上升到3.6%。刺激经济的计划因此“失败”。
且慢。这真是失败吗？我看这倒更像是成功。美国现在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本质不就是由次贷所鼓动的超前消费所引起的吗？试想：一个年薪5万美元的人，一下子买了50万美元的房子，零首付。他的每月的工资单就3000多美元（扣除各种税和社会保障费用），几年后利率跳高，一个月的分期付款就要4000多美元。这当然要破产了。他一破产，贷款就还不了。成千上万的人都这么破产，收不回贷款的银行当然要倒闭。再想想，一个家庭存款是零，稍微经受些生活挑战就会破产，就会寻求国家的帮助。这是美国经济危机的实质。对于这些“家无隔夜粮”的人，难道应该劝他们继续不停地花钱吗？所幸的是，在这样的时刻，老百姓比决策者要有理性得多。他们一拿到退税，马上存起来。等钱存多了，他们就可以恢复以往的生活。
有人说，与不存钱的美国人相比，中国人储蓄太多，平均储蓄率达收入的25%。这到底是中国人思想不够现代，应该通过政策促其改造呢？还是中国人有着“省一分钱就是赚一分钱”那种富兰克林式的品德？我看还是跟后者更接近些。要知道，美国人超前消费，虽然有繁荣大国的心理膨胀因素，也和其社会制度有关。一般地说，在美国有工作的人全家都可从单位自动获得医疗保险（没有医疗保险的仅占总人口的16%），另外，还有失业保险，丢了工作还能领半年金额可观的失业补贴。有些工会成员，失业后可以照拿一年的工资。子女读书，低收入者有各种奖学金、低息贷款。退休后也有由社会安全等一系列制度支持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人花起钱来自然心里有底儿。反观中国，抛开住房、教育、医疗这“三座大山”不说，有时开个简单的证明、治个病，也要送礼。不尽可能地把钱存下来，万一出了点事手足无措怎么办？
所以，拉动内需，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绝对不是鼓励消费，而是建立一套社会福利保障系统，让老百姓花起钱来心里有底儿。几经患难的老百姓很聪明。你发钱刺激消费，“天上掉馅饼”，他们就会把“馅饼”小心地存起来，作为家中的隔夜之粮。他们知道，“天上掉馅饼”的事情一辈子只能撞上一两次，但他们生活中的危机和挑战，则永远在那里。他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安全感。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在应对这场全球金融危机时，比美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第一，从“内需”的角度讲，中国老百姓没有满足的需求实在太多了。第二，中国有高储蓄，政府手里有钱。关键的问题是，怎么用政府手里的钱来满足老百姓实实在在的需求。第三，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就像一个刚刚创业的人一样，仍然需要多投入少消费，不能盲目鼓励大家花钱。
举例而言，中国文化中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中国老百姓在这方面特别舍得在子女身上投资。这种愿意为未来投资的美德，使教育成为民生的最大需求之一。政府巨大的财政盈余，可以拿出来解决教育问题。另外，医疗保健、退休金制度等等，也应该趁势建立。而这些花费，和单纯的消费不同，是投资性的开支。比如，加大教育投资，让每个孩子都享受良好的教育，仅此一举恐怕就会提供上百万的教师职位，需要数不胜数的建筑工人。这不仅解决了眼前的就业危机，而且也有利于提高未来的人口质量。
像医疗保障、退休金、教育等等必要的福利，属于“社会开支”。中国在这方面对自己的公民还有巨大的“债务”要偿还。现在不是鼓励消费的时候，而是要省钱健全自己的社会服务体系。有了这些基本的社会服务，老百姓才能在稳定的生活环境中规划自己的未来。中国人自古有勤俭节约的美德，喜欢把钱省下来用于下一代的教育，这是塑造中国经济奇迹的文化价值之一。我们刺激经济，也应该强化这样的价值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