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资源：要做到平均分配
城乡教育：能不能平等？
中国大学的病灶
中国大学生：不可自恃过高
美国大学生：争当农民实习生
5万研究生的名额能否给民工？
用土地换教育，让农民进大学
大学排行榜：需要有信誉
学术腐败：多是管出来的
高考制度：如何改？
海归贬值：说明了什么？
中国首先需要的是教育平等权。这个平等权的基本精神是：每个孩子都应当享有同等数额的教育经费。富家子弟需要更优异的教育，可以自己花钱上私立学校。但是，上学的基本权利是平等的。
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中国正在面临着产业升级。这种产业升级，需要的不是从事简单劳动的低技术甚至无技术的劳工，而是受教育程度良好的高技术工人。
“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弊病甚多。但是，在整个教育体制没有改变的情况下，高考制度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没有办法的办法，否则无法保证大学录取的公平和公正。
教育资源：要做到平均分配
2009年5月，浙江省的高考“权贵加分俱乐部”引起了社会公愤。浙江省2009年的高考体育类录取政策规定，在全国性比赛中获得“三模三电”（即航海建筑模型、航空航天模型、车辆模型与无线电测向、无线电通信、电子制作）等项目团体或个人前6名的学生，可享受20分的加分优待。这给有钱人的孩子上大学提供了巨大的便利。比如，参加航海（建筑）模型只要交600元的报名费、1.5万元的培训费，因为费用门槛高、参加的人少，经过一个月的培训后几乎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前6名的成绩。这笔费用大约相当于一名普通高中生的3年教育费用的总和。记者调查发现：2008年高考浙江省考生成绩每增加1分就可以超过200多名竞争者，总成绩加上20分就等于超越了“千军万马”。浙江省2008年体育项目加分的438个名学生中，来自“三模三电”的就有198名，约占45.21%。
如果说这还是一个省个例的话，那么几年前的一项研究，则揭示了中国教育更为普遍的资源分配不均。
北京市某小学的建设要花费3亿元人民币，但贵州、甘肃乃至于距北京数十公里内却存在着大量“危险校舍”；城市里的人们每年要花费数千元培养子女的“综合素质”，而农村那些尚未实现温饱的家长们则为筹集数十元的学杂费而叹气发愁。
就全国范围而言，1993年城市小学生的人均教育经费为476.1元，农村为250.4元；城市初中生的人均教育经费为941.7元，农村为472.8元。差距分别为1.9倍和2倍。到1999年，两者的差距都扩大到3.1倍，绝对金额分别为1492.2元、476.1元和2671.2元、861.6元。
在不同的地域之间，城乡教育的不公平就更加突出。1993年，上海市及所属郊区小学生的人均教育经费高达879.2元，而安徽农村只有125.6元，相差7倍；北京市初中生的人均教育经费为2157.7元，贵州农村仅为214.1元，相差10倍以上。到了1999年，小学生人均教育经费在上海市达3556.9元，在贵州农村仅323.6元，相差11倍；初中生的人均教育经费在北京市为5155.2元，在贵州农村则416.7元，差距达到12.4倍。
即使在同一省区，城乡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巨大差距。在整个90年代，贵州城乡小学生的人均教育经费差距为3倍，初中生的人均教育经费差距为4.2倍。郑州市1999年小学生的人均预算内教育经费为河南省农村平均额的5.9倍，相当于滑县农村的14.7倍；关于初中生的情况，最高的新乡市与全省农村的平均数相差5.9倍，与最低的延津县相差11.4倍。2007年前后，北京的人均教育经费投入一般都在5000元以上，崇文和西城等一些经济发达的区，人均教育经费投入在万元以上；而在2009年的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公用经费标准，把小学、初中学生人均公用经费分别提高到300元和500元。”可见，实际上农村的学生人均公用经费还不及北京的1/10！
这样的不公平当然有严重的后果。虽然中国政府早已宣布“基本普及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但几年前湖南省有关部门对6个县市的一项调查表明，农村贫困生的失学率高达30.4%（其中小学为39.7%，初中为20.0%），农村家庭用于教育的支出占家庭收入的比例仍然居高不下，其中贫困家庭教育支出占其收入的比例竟高达92.1%。从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布之后到2000年实现“基本普及”之前的15年间，总计有1.5亿多少年儿童完全没有或没有完全接受义务教育。
以上种种，应该已经是旧新闻了。但奇怪的是，这些旧新闻所揭示的教育政策的失误，很少被认真讨论。众所周知，市场上的自由竞争有胜有败。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必须承认这种竞争的结果，保护私有财产，不可过度地通过政治手段进行财富的再分配。但是，任何健康的市场经济，都必须最大限度地保证自由竞争的起点相对公平。这种起点的公平不可能经市场而自然达成，必须通过公共政策的手段来实现。而教育平等，正是这种公共政策的核心。第一，从效率的角度看，一个社会越能“唯才是举”、让优秀的人得到培养、充分发挥出潜力，这个社会就越有竞争力。
有了教育最大限度的公平，一个聪明勤奋的穷孩子就可能经过个人努力而获得一个既平庸又懒惰的富家子弟所不能企及的成就、地位和财富。这样社会才能优胜劣汰、不断进化。如果一个社会让未来的盖茨、巴菲特在贫困中自生自灭，这个社会迟早会退化。第二，从社会公平的角度讲，教育的公平给了穷人靠自己奋斗改善生活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富分化，从而减少了必要的政府救助。这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最有效的办法。所以，西方发达国家在教育上普遍通过政府权力抑富扶弱。比如，富人的税金要花在穷孩子的头上，富孩子和穷孩子竞争名校，一般而言穷孩子即使分数稍微低一点也可以把富裕的竞争者挤掉，并且得到那些分高的富孩子得不到的奖学金。
当然，即使是这样的政策，也不能彻底解决现实中教育不公平的问题。不过这主要并不在于缺乏政策目标，而在于具体落实过程中的技术障碍。美国是地方自治的体制，公立学校的经费主要出自当地的房地产税。结果，富人区房价高，税金多，学校经费充足；贫困地区房价低，税源枯竭，学校经费紧张。虽然联邦和州政府有各种补救扶助措施，毕竟还是无法力挽狂澜。中国则有较强的中央权力。在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问题上，中央政府对具体的拨款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为什么会出现城乡教育经费差距达到几倍？究其原因，还是政府没有教育平等的政策目标。
所以，中国首先需要的是教育平等权。这个平等权的基本精神是：每个孩子都应当享有同等数额的教育经费。富家子弟需要更优异的教育，可以自己花钱上私立学校。但是，上学的基本权利是平等的。北京孩子的教育经费不应该比贵州孩子的高。在美国，穷人区的学校确实不如富人区的好，但基本的教育条件都是有保证的。比如，上学有校车接送，贫困家庭子弟在学校可以享受免费午餐，甚至书本费等也可能获得资助。中国完全可以由中央提出一个统一的标准，比如一个孩子一年的教育行政经费为5000元，要求地方政府保证执行。实在贫困的地区，中央可以给予特别拨款。而且这笔钱必须专款专用，账目公开，随时接受地方人大政协和各种民间组织的监督，甚至每个公民都有权过问，挪用此项专款的地方官员必须承担法律责任。
发达国家的教育是向穷人倾斜，教育是减缓贫富分化的主要手段。中国是否也需要借鉴这一点呢？
城乡教育：能不能平等？
这几年一系列的新闻反映了中国教育不公平的问题正愈演愈烈。首先，一流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越来越小。在清华这样的高校里，10名学生中只有两名来自农村。2004年某顶尖大学的新生中，北京学生就占了13.7%，而户籍是农村的新生仅占21%。从总体上看，城里学生考入重点大学的比例是农村孩子的3.5倍以上。另一方面，中国城镇总人口5.77亿人，城镇化水平为43.9%。也就是说，中国的农村人口仍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但农村学生在大学生中的比例仅为20%上下。
上面的一系列数据表明，中国的高等教育不仅不是缓解贫富分化的工具，而且在加剧着贫富的分化。目前中国的大部分大学都是国立的，是靠纳税人的钱养活。但是，这样的大学却不给纳税人提供均等的教育服务。中国明明有一大半人口在农村，大学的农村学生比例却仅占20%左右，这很明显是让公共资源向比较富裕的城市人口倾斜的结果。
这种局面，必须立即改变。众所周知，教育是减缓社会贫富分化的最有效的手段。像卡内基等最为信奉市场经济的人，也认为要通过捐助把自己在市场竞争中所获得的财富回归社会，而一个最重要的回归点就是教育。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教育已经成为在尊重市场经济原则的条件下为弱势阶层创造机会的主要渠道。大学一般都通过各种渠道向贫困生倾斜。像弗吉尼亚大学这种一流的州立学校，除了特别设置奖学金外，还主动派招生人员到农村，说服农民子弟来读书。
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解决这一问题的最简单的办法，莫过于国家明令各大学按城乡人口比例招生，农村学生的比例必须在55%以上。达不到这一指标，国家将按比例扣除大学的教育拨款。这样，城乡高考的录取就有了两条不同的线，保证了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这样的政策，首先一个好处是创造了教育公平。一般而言，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未来的收入要比没有接受高等学校的人高许多。当高等教育由国家资助后，我们就面临这样一个道德困境：国家固然应该支持高等教育，但是国家凭什么通过税收和教育拨款等方式，把比较穷困的阶层应当享有的资源转移到了比较富裕的阶层手中，使他们获得了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很难避免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趋势。所以，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杰罗姆·卡拉贝尔不久前干脆提出，要通过抽签的方式决定谁有资格上大学。因为现在美国的考试制度，已经给了富裕阶层太多优势，甚至有百万美元打造常青藤的敲门砖之说，即富裕家庭不惜金钱送孩子上各种班，请各种家教、教育顾问，让自己的孩子在大学申请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尽管美国大学纷纷在提供奖学金之外给弱势学生降低了分数，还是有些力不从心的感觉，富家子弟在大学生中的比例越来越高。这是当前美国高等教育的最大危机之一。
中国的情况则严重得多。中国城乡的贫富分化，早已经被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给扩大了。中国改革的大趋势，是城乡交流、融合的日益加深。如何弥合城乡之间的巨大鸿沟，是改革面临的最大挑战。要弥合这一鸿沟，最有效的方式是从下一代开始，从教育开始。
其次，这一政策的实施，也会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实际的好处。中国未来几十年面临着两大挑战：一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从乡村到城市的移民，使大量农民变成城市的产业大军；二是产业的升级，即从劳动力密集型、廉价型的经济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经济过渡。应对这两大挑战的关键，就是把大量的农民工在短时间内训练成高技术工人甚至专家。过去20多年，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最大失职，就是完全遗忘了这一使命。农民工进城后不仅得不到任何教育上的帮助，反而在各种问题上受尽歧视。这就造成了发源于农村的中国流动人口的教育和技能的低下，使他们无法成为产业升级所需要的合格的劳动力。大学按城乡人口比例招生，则多少可以弥补这一重大的失误，使一部分农村人口，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接受大学教育、适应城市的生活，进而成为更有创造力的劳动力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