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中国目前处于高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人口出生率高，城市人口老化严重。为20年后的中国提供劳动力的，主要是现在的农村人口。不在这些人口身上投资，未来就不要想从他们那里得到回报。所以，目前中国大学在招生问题上，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
中国大学的病灶
当2008年的大学毕业生中有1/3仍然在找工作时，2009年又有610万大学毕业生进入劳动市场。照此趋势发展下去，已有的200多万大学生失业大军，很快就可能膨胀到三四百万。这几百万大学生失业大军，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被劳动市场所消化。与此同时，每年还要有600多万毕业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就如同卖不出去的房子，但大学泡沫也许比房地产泡沫有过之而无不及。
关于大学扩招、大学生失业的新闻和评论，这几年不绝于耳。不过，我看到的最好的一篇，还是伊恩·詹森于2009年4月28日在《华尔街日报》上所发表的报道和分析：《扩招后中国面临着大学毕业生过剩》（China Faces a Grad Glut after Boom at Colleges）。此文的好处，在于把中国的大学问题从政治、财经，以及教育本身进行了总体的考察，并采访了有关的各方人士，很容易让人看出中国大学的病灶究竟在哪里。所以，我不妨简述一下此文的要点，然后再提出自己的分析。
我在《谁的大学》一书中曾经指出，大学是计划经济在中国的最后堡垒。大学的问题，也是用计划经济的方式搞市场经济的一个典型病例。1998年，中国有340万在校大学生，到2008年则达到了2150万。在10年之中，每年的大学生在校人数增长了30%左右。为此，大学总共花费了近1000亿美元（6000多亿人民币），大学城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钱从哪里来？主要是银行的借贷。当大学扩招后，银行自然义无反顾地跟风。
这样迅速的扩招，首先带来的是财政危机。中国有75所一流大学，完全由政府慷慨资助，一切费用由纳税人来埋单，自然衣食无忧。但是，另外2100所大学则负债累累。安徽省的50所大学，负债达12亿美元（也就是80多亿人民币）。许多学校的还贷费用已经达到了学费收入的一半。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扩招，等于大批量生产废品，不断降低了教育质量。同时，扩招能够通过学费给学校带来急需的还贷款项。于是英语、旅游、法律等时髦却不太需要投资的专业在各种学校仓促上马，也不管是否有相应的学术传统和师资力量。为挤出钱来应付债务危机，学校还必须大幅度削减开支，冻结或减少教师的工资、停止必要的设施建设（如实验室、图书馆、教室等），增大课堂的规模。大学扩招，与其说是满足市场的人才需求，不如说是让学费为自己的债务买单。这才是大学生就业危机的根源。
《华尔街日报》采访了中国的各类专家，他们均对扩招发表了不同的意见。有人直言不讳地说，这是一场教育灾难。有人说，中国的高等教育有扩张的现实需要。现在的扩招和“二战”后美国随着《退伍军人法案》而展开的大学扩张相类似，是把高等教育推广到精英层以外的新政的一部分。目前的问题会在未来长期的发展中被解决。
真是如此吗？要回答这个问题，一些历史的分析是不可或缺的。我曾经极力主张中国效仿美国的《退伍军人法案》来推进大学教育的改革。但是，《退伍军人法案》所引发的美国大学变革和当今中国的大学扩张有着本质的不同。《退伍军人法案》是由联邦政府资助“二战”的退伍军人的大学教育费用。这笔费用，足够让有意愿读书的退伍军人上哈佛、耶鲁等常青藤名校。许多穷人子弟，过去根本不能想象上得起这种贵族学校，现在则可以在结婚生子后拖家带口地前往就读。这成为普及大学教育的关键一步。这一步的正确之处，在于直接把钱交到了需要的学生手里，让他们选择愿意接受自己的学校。由于这样的政策是以学生为中心，各大学必须在满足学生的需求、提高教育质量的前提下才能把《退伍军人法案》所提供的资金通过学生之手吸收到自己这里来。这也一直是美国联邦和州政府资助高等教育的主要途径。
中国的扩招则正好相反：不管是国家拨款还是银行贷款，钱都直接到了学校手里。学校往往根据学校的利益而非学生的利益来花这些钱。新建的校园越壮观、学生人数越多，学校的影响力似乎就越大。最终，学校不仅没有像美国的《退伍军人法案》那样给予平民百姓以免费的教育，反而成了学校用来还债的摇钱树。
这也难怪，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刻出现了大量大学生失业的情况。如今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但预计年度GDP增长仍然能维持在8%左右。相比之下，美国的GDP增长率在4%左右时，大学生的失业率一般低于1%。事实上，中国的每次大学生招聘会，都有不少企业参加。企业还是在招人。《经济学人》甚至还报道说中国有严重的中高层白领的人才危机：跨国公司的中高层职位，年薪达几十万元，但在中国却找不到合格的人充任。当一些大学在大规模添加师资和设施、学生人数增长了十几倍、一夜之间培养出大量金融、外语、计算机等热门专业的学生时，谁敢招募这样批量生产出来的学生呢？
但是，把当今中国的大学泡沫和美国在《退伍军人法案》刺激下的大学发展相类比明显是对历史的误解。《退伍军人法案》创造了一代中产阶层和高质量的大学生。在《退伍军人法案》中，美国虽然屡受经济危机的打击，但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中国这样的大学毕业生失业的危机。中国大学泡沫的一个更确切的类比，是美国的次贷所刺激的房地产泡沫。只是中国大学走出现在的危机恐怕比房地产泡沫的化解更加困难。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是市场的修正：房子过剩卖不出去，就停建几年，让市场在几年内把积压产品消化掉后再说。中国的大学泡沫，则没有这种市场修正。
这也是大学泡沫最可怕的地方。如果凭借行政手段支持实际已经负债累累的大学，泡沫会变得越来越大，大学生失业状况越来越严重。特别是未来几年，随着人口发展的趋势，适龄学生的人数将下降，那些新建的大学城可能面临唱“空城计”的危机。摆脱危机之道，在于真正地学习《退伍军人法案》，把大学制度“教育券”化。具体的操作方式如下：
第一，逐渐取消国家给大学的直接财政拨款，把高等教育经费通过“教育券”的形式直接交给学生。凡是经过各种考核达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标准的学生，都能自动从政府那里拿到一张大致可以支付其学费的“教育券”，其具体金额可以根据学生家庭的经济状况而定。然后，学生拿这张教育券选择自己满意的学校就读。只有靠优异的教学把学生吸引过来，学校才能通过收纳教育券而获得办学经费。在教学上偷工减料，大学就会因被学生抛弃而破产。
第二，给那些没有达到就读四年制大学资格的农民工一张就读两年制职业学校的教育券。未来几十年，几亿农民将移居城市，形成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他们能否适应城市的工业化生活、是否具有先进产业所要求的技能，将是未来中国经济竞争力之关键。这一部分人如果能够就读两年制的职业学院，不仅可以大大缓解甚至解决大学生源不足的问题，而且可以全面提高中国劳动力的素质。
第三，听任该破产的大学破产。面对目前失业大学毕业生充斥劳动力市场的局面，在短期内中国的大学在校生应该至少减少一半。已经毕业的粗制滥造的学生，也应该“回炉”才算接受名副其实的大学教育。可惜，10年扩招，使大学中的既得利益盘根错节，谁也不愿意缩小规模或降格。只有利用摧枯拉朽的市场手段，让许多大学在债务中破产，才有良性重组的机会。一些民间教育企业，可以趁机收购破产的大学，转为针对农民工等的低端职业学校，使现有的设施产生最大的效益。
总之，大学泡沫也许比今日的房地产泡沫更为严重。金融危机正好提供了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契机。如果再一味任由大学泡沫的膨胀，中国高等教育的前景堪忧。
中国大学生：不可自恃过高
中国的教育制度存在问题，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种有问题的制度因此会造就不合格的产品：大学生。不过，正视前一点容易，正视后一点则很难。特别是大学生们，正好是独生子女一代，而且是在大肆扩招的时代接受的高等教育。他们习惯于别人给他们安排一切，习惯于父母的宠爱、夸奖，不习惯于面对生活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能力不行。
2009年初就有个轰动一时的新闻：一位女大专生在广东的一次招聘会上含泪质问教育厅官员，引起了媒体一边倒的同情。我希望在这一浪同情潮过去后，媒体和大学生都能冷静下来思考市场经济的现实。
首先，我必须对这位女生表示同情。她是目前教育制度的受害者。中国确实存在着对教育投资严重不足问题。政府工作报告中曾提到要“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公用经费标准，把小学、初中学生人均公用经费分别提高到300元和500元”。也就是说，在现实中我们还未达到这个标准。而在我居住的波士顿地区，每个中小学生的教育经费是将近1万美元，也就是六七万元人民币。全美平均教育经费在2005年为8701美元（这是最近的统计数字），也相当于6万人民币了。当然，中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不应该拿教育经费的绝对数字简单比较。但是，就算比相对的数字，中国的数字也实在太低。
论GDP，美国不过是中国的5倍，人均GDP也不过是中国的15倍，但花在孩子身上的教育经费，人家4年前6万元人民币的现实数字和我们现在三五百元的目标数字之间，也是百倍甚至200倍的差距！如果按人均GDP的比例把教育经费追齐，分摊在每个孩子头上应该是4000多元。我一直主张，拉动内需不是鼓励消费，而是应增加社会性投资，即在教育、医疗、住房等方面的社会服务。如果把农村中小学人均公用经费从不足300元提高到3000元，那么就需要大量的乡村教师，许多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从长远看，这也将大幅度提高中国的人口素质，对未来是一笔长远的投资。
教育投资不足，当然是政府的责任。但是，从学生这方面说，不要觉得到农村教书是自己生而具有的权利，而应该将其看成一个必须努力奋斗才能争取来的机会。那位女生质问：“各地都暗设门槛，专科生到哪都投不出一份简历，难道大专生连去农村当教师都这么难吗？为何当初要培养那么多大专生？”这在计划经济时代，问得确实有理。那时大专生大学生都是国家按计划培养、由国家包分配。如今是市场经济。你决定上大学或大专，从时间和金钱上来说都是一种个人投资。这一投资可能产生巨额利润，也可能赔得很惨。“为何当初要培养那么多”的抱怨值得同情，但是未必在理。难道不是她自己决定上学的吗？
中美的情况不可简单类比。但是，有些参照还是有助于我们思考。比如，我刚进耶鲁大学时，总想着这个学校出了多少总统，是盛产精英的地方。但和很多学生接触后才发现，他们中许多人的志向不过是当个中小学教师。而且，他们也不是想当就当，毕业后还要再修个学位或资格课程才能上岗。我的孩子在波士顿地区一家很有名的音乐学院的周末课程学习，其中一位幼儿音乐老师，是名校本科毕业，并且拿了音乐硕士，他的课在家长中也很有名。有一天，他上课跑题，兴奋地告诉大家自己终于在当地一所小学找到了个音乐教师的职位，多少年没有固定收入、没有医疗保险的日子终于结束了！家长们纷纷上前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