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周年。按照男60、女55的退休年龄，与共和国同年出生的一代，已经退休或者正面临退休。这一“巧合”，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所创造的持久和平，给中国带来了一个人口增长高峰，也就是在战后西方普遍出现的“婴儿潮”。除了在“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那几年低落外，这一“婴儿潮”一直汹涌澎湃地冲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起飞，正是建立在这代“婴儿潮”所提供的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之上。而如今他们正步入退休年龄，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今年是“计划生育”被列为基本国策并开始严格推行的30周年。也就是说，1979年出生的独生子女，今年已经到了或者快到了“而立之年”。以“80后”为先锋的这代人，不仅正在成为中国的主要劳动力，而且也已开始生儿育女、为人父母。他们成为了中国公民的新主力，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有两大不同。第一，人口增长可预测。除非碰到巨大的天灾人祸，否则一国人口的生育率、死亡率、平均寿命等等，都会保持着相当的稳定性。因此，人口增长一般不会像经济增长那样今年1%，明年5%。这就使我们对把握几十年后的人口现实比较有信心。第二，人口发展对人们日常生活缺乏立竿见影的冲击，但对社会的长期影响则可能比对经济的影响要深刻得多，同时，它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着经济发展的格局。比如，今年为建国60周年之际，是“49后”一代开始退场、“80后”甚至“90后”闪亮登场的里程碑。历史的舞台，正在上演新的剧目，更换着新的角色。但是，站在这一意义深远的转折点上，我们并没有立即感受到生活中发生的戏剧性变化。这种变化的深刻性和渐进性，必须通过远观的认真分析才能准确把握。
本书讨论的是中国的大国战略。这种战略的大国观，核心是人。既然以人为中心，就必须谈人口。而要谈人口，鉴于人口发展的上述两个特点，讨论远景则胜于纠缠于近观。对于中国的崛起，我的出发点并不局限于现在，而是着眼于未来。这里，不妨将未来的视点设在2031年。没有这20多年的时间跨度，就看不清今天所发生的这一切的历史意义。
这样假设的时间视点，当然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我是1961年、也就是“婴儿潮”的中段时期出生。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代表着正在退出历史舞台的一代。2031年，我正好70岁。俗话说“人生七十古来稀”，那时我即使有幸活着，也早该与世无争了。但在现代社会，人均寿命早已超过了70岁。为70岁以后的生活打算，早已经成了稀松平常的事。所以，虽然现在离那个时刻还有20多年，我不妨站在70岁的假想点上，以个人的视角来遥想下那时的中国。
根据许多的预测，那时的中国是个名副其实的大国。其GDP总量很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人均GDP如果按购买力算，按乐观的预测将达到1.8万美元，大致是欧洲、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水准，也是现今发达国家的水平，在那时至少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另外，中国还将拥有10亿城市人口，形成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都市社会。
但是，我更关心的是，这些成就对个人意味着什么？对一个像我这样的70岁的人意味着什么？对我的孩子和孩子的孩子们意味着什么？
让我继续假设下去……
我70岁，我的“老伴儿”68岁。我们的女儿32岁，她的先生35岁，他们有一个5岁的女儿。另外，女婿父母双全，两位亲家因为不像我们这样晚育，可能还不足60岁。其中，女婿可能还有位外婆健在，已经85岁高龄。这样，在以女儿、女婿为核心的大家庭中，有两个劳动人口，6个被抚养人口。
当然，在真实的生活中，我们全家都生活在国外，女儿是个美国人，到时候更大的可能还是在国外生活。那么我们就再凭借常识进行一番更现实的假设：中国一对男为60岁、女为55岁的退休夫妇，孩子的年龄大致会在30岁上下，而且已经有了第三代。这对60岁、55岁的夫妇，两边各有两位老人。这4位老人健在的可能性很大。就算55的女方仍然父母双全，男方父母有一位过世，那么就是3位80多岁的老人。好在这对60岁上下的夫妇不是独生子女，有兄弟姐妹分担照顾老龄父母的责任。不过他们大致至少要负责照顾一位老人。另外，他们已婚子女的配偶一方，有着同样的家庭结构。这对年轻夫妇构成两个劳动人口，并有一个孩子。他们的父母是4位60岁上下的退休人员，再加上上一辈，最多可能有8位80多岁的老人。这些老人当然并不一定全部健在，也可能另有其他子女抚养。但分摊一下，每个子女大致需要负担一人。这样，两个劳动人口、6～7个被抚养人口的家庭结构，在那时中国的大城市中应该是很常见的。
这就是未来中国人的现实。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听起来似乎令人难以置信。其实这种地位的实现对中国而言并非难事，也并不新奇。从宋代到清末，中国就已经当了几百年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中国维持了至少一千多年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地位，则可能很快就会失去。到2030年，印度就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表面上，这一变化意味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最近3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为这一政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孩子少了，被抚养人口少了，教育开支少了，中国可以全心全意地把资源投入经济建设中。有人算了一笔账：全面推进计划生育30多年，使中国人少生了3亿多人，仅社会抚养费就节约了7万亿元人民币。但是，这些人往往忽视了，这样做的代价是未来几十年的人口老化。世界卫生组织有个衡量人口老化速度的尺度，即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从7%增长到14%所用的年份。
法国是从1865～1980年间完成了这个过程，用了115年，美国将在1933～2013年间完成这一过程，共需69年，日本是迄今为止衰老程度最快的主要发达国家之一，在1970～1996年间用了26年时间走完了这一过程。而中国将和日本一样，在2000～2026年期间用26年达到这样的老龄化。看看日本就会明白，因为用26年走完了美国需要69年才能走完的过程，虽然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国民所得超过美国，但是90年代老龄化的负担，使其进入了所谓的“平成不况”，经济停滞，甚至出现过负增长，2008年按购买力计算的人均GDP仅为34100美元，和美国（46859美元）已经不能同日而语。美国因为其出生率在发达国家中较高，加之不断引进年轻、生育率高的移民，未来几十年（特别是在老龄人口比例达到14%后）人口老化速度将减缓。与此相对，中国在2026年65岁老年人达到人口的14%后，还会像日本一样继续急速老化，人口要比美国变得更老。日本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轨迹，对中国来说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一个老龄化的国家和一个年轻的国家应该有不同的经济战略。这也是我多年来一直强调的问题。几年前，我提出“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具体针对的是“衬衫经济学”和有些人“不能不看好中国”的乐观态度，同时也是对中国过去30年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反省。中国靠低端的制造业、靠来料加工、靠给外国公司制造衬衫鞋袜等等实现了经济起飞。这在一穷二白的起步阶段本来无可厚非，特别是在拥有大量年轻廉价的劳动力时，这样的战略确实有着不可忽视的相对优势。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经济起飞和一些石油国家的繁荣有着非常类似之处，那就是依靠资源发展。只不过中国的资源不是石油，而是人力，是被外国人描述为“庄稼”一样的老百姓，你只要收割就行了。但是，这些资源很快就会枯竭。当计划生育政策下出生的一代成为主要劳动力、他们的父母退休后，中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就会消失。一个大国的经济战略，当然要为二三十年后的人口现实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