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丑条约》签订108年后的今天，我做一回“事后诸葛亮”，检验一下《辛丑条约》的经济后果。我发现，《辛丑条约》给中国带来的经济后果和《凡尔赛和约》给德国带来的经济后果在宏观经济角度上看是一致的：战胜国都是不顾战败国已经出现的经常性账户赤字，强加上远远超过偿付能力的战争赔款，导致长期的国际收支不平衡，使战败国经济陷入债务危机之中。但中国与德国所不同的是，当时中国经济比德国经济落后得多。中国没有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人均收入水平低于当时的世界平均水平，在债务危机下，进入了赤贫的生活状态。而德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人均收入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所以，《辛丑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应当高于《凡尔赛和约》给德国人民带来的苦难。
为了详细分析《辛丑条约》的经济后果，必须先讨论《马关条约》对清政府财政带来的巨大冲击。《马关条约》是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在甲午战争后于1895年4月17日在日本马关签署的不平等条约。清政府代表为李鸿章，日方代表为伊藤博文。《马关条约》规定，日本获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其中3000万两为清朝赎回辽东半岛的费用），比1893年日本一年财政收入的3倍还多。
为偿付对日巨额赔款，1895～1898年清政府举借了“俄法借款”、“英德借款”和“英德续借款”三大笔外债，合计库平银[1]3.5亿余两白银，为战前所借外债总数的6.6倍。由表2-4可知，在1901年前，清政府总的财政收入是8820万两白银，而财政支出是10112万两白银，支付外债本金和利息就达2400万两白银，相当于全国田税（地丁钱粮）的收入。根据“俄法借款”、“英德借款”和“英德续借款”三大笔外债结构推算，本金是848万两白银，利息是1324万两白银，共2172万两白银。可以推断，1901年清政府财政支付外债本金和利息的2400万两白银中有2172万两白银是《马关条约》的赔款造成的。1901年，清政府财政赤字达1300万两白银左右。《马关条约》的赔款使清政府陷入财政赤字，给日本则带来大量财政盈余，促进了其经济发展，并进一步扩军备战。据说，1896年，日本用第一笔赔款，5600万两白银加强陆军，13900万两白银加强海军，另有一部分用于修建朝鲜铁路，一部分用于占领中国台湾地区。
1901年9月7日签署的《辛丑条约》，是清政府与英国、美国、日本、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匈帝国、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一。代表中国方面签署《辛丑条约》的是庆亲王奕劻和北洋大臣李鸿章，代表列强签署《辛丑条约》的是各国驻中国大使。《辛丑条约》最关键的内容是关于战败赔款的第6款。该条款是这样规定的，“中国共付各国战争赔偿4.5亿两白银，分三十九年付清，每年利息为四厘，由中国的关税和盐税来偿付”。赔款总额约合当时的3.33亿美元。赔款年息为4厘（4%），分39年还清，即从1902年逐年还至1940年为止，本息共计982238150两白银，约7.27亿美元。
《辛丑条约》赔偿总额是怎样确定下来的呢？1900年12月24日，列强同意与清政府议和，在1901年9月7日正式签署议定书，其间长达9个月时间，超过凡尔赛和约谈判的半年时间。列强为什么拖这么长时间呢？是因为列强在赔款总额上无法达成一致。为确定赔款数额，各国指派美国、德国、荷兰和比利时4国公使组成赔款调查委员会，负责研究赔款总额。赔款调查委员会最主要的工作是搞清楚清朝政府的支付能力。
在研究中国支付能力时，一个充满争议的清政府英国籍高官赫德起了重要作用。赫德28岁就成为清朝海关的总税务司，而且连续任职48年。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的议和过程中，赫德参与清政府与八国联军的议和谈判，发挥了重要作用。他首先反对瓜分中国，反对采用印度殖民地模式彻底接管中国财政，呼吁列强尽快结束战争，“接受中国所愿承担的赔偿”。他认为“唯一可行的方案是先让现存的朝代维持原状，等中国人民感到它的政令不行时，才由他们自行解决”。其次认为“加于中国的和议条件，都应当是切实可行而又公平合理”的。赫德“尽力劝说各国使馆接受分期摊还赔款的方案”，使“所有债款将以量入为出的办法拨付”，这样既可以避免中国的财政危机，又可以打消列强对中国实行财政直接管制的可能性。
4国赔款调查委员会向赫德咨询中国的赔款财源和最佳偿款办法，赫德提供了关于清政府财政状况的报告（见表2-4）。赫德的赔款意见书可以说是最富有权威性的报告，马上为长达9个月的赔款总额争论敲下了定音。他关于赔款及其担保办法的意见，被各国议和代表认为是偿付赔款的“最佳方案”，绝大部分被列强采纳，直接写入《辛丑条约》。我怀疑清政府谈判代表团对财政状况的了解还不如赫德清楚。历史资料记载，李鸿章和其他代表团成员似乎没有为赔款总额据理力争过，否则，可轻而易举地指出中国不具有还款能力。这可能是黄仁宇指出的中国历史“缺少数目字上管理”的悲哀吧。
在赔款谈判期间，赫德又作为中国政府雇员，竭力为清政府出谋献策，预定清偿办法，致力于为清政府“研究如何开辟财源”，乐观地认为清政府可以通过增收节支付出赔款的本金。他上奏称，《议和大纲》第6款所议赔款问题，“关系中国进出年项，不得不早为查明设法办理”。“进款当将各省地丁、厘金、盐课、常税逐细查明；出款则将各省每年办公费用逐款查明，每年必须筹出约3000万两还款之巨数。”在此情况下，赫德错误地认为清朝政府可以不用借款就能偿还赔款。他建议偿款办法，“最妙者系中国不借洋款，只按年付银若干，如此办理，约须定为五十年，还本带利，每年少则2000万两，多则3000万两”。
尽管列强基本接受赫德的意见，但赔款总额毕竟是列强共同确定的。列强最终确定的赔款总额是严重错误的：第一点，列强完全忽视《马关条约》对清政府财政的持续影响，赫德的报告已经清晰显示出财政赤字，只要对1895～1898年清政府为了偿还《马关条约》赔款举借的“俄法借款”、“英德借款”和“英德续借款”3笔外债结构作简单推算，就可以知道清政府的财政将保持多年赤字，根本没有更多的外债偿还能力；第二点，赔款数字是按当时中国人口约为4.5亿人来计算的，每人被摊派一两白银，一方面作为对中国人民的处罚，另一方面认为人均1两白银的负担不算多，但清政府的税收是以土地为基础而不是以人头为基础的。以人头为基础的农业税是收不上来的，而土地税在当时已经很高；第三点，没有考虑到利息。当债务实际利息高于实际经济增长率时，任何经济体必然陷入债务危机。赔款年息为4厘（4%），实际利率可能高于4%，而中国经济实际增长率从1840年以来就接近零。按照最简单的债务计算，中国的债务是不可持续的。赔款采用中国经济的主要货币白银，相当于流通货币总量的不断下降。
如图2-6所示，中国经济从1864年至1936年长达70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贸易赤字。19世纪末，国际货币体系金本位确立后，银对金比价大跌，使用白银作主要流通货币的中国货币自动贬值，出口应增加，进口应减少，是改变长期贸易赤字的天赐良机。可惜，这个经常性账户的逆转没有出现。为了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只有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和借款，因此造成资本账户赤字，战争赔款导致的外债又加重了资本账户赤字。所以说，近代中国出现了“双赤字”，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债台高筑。
第二节 《辛丑条约》的经济后果 (2)
1902年，清政府因《马关条约》而承担的外债总额约为2.83亿两白银，加上《辛丑条约》的外债4.5亿两白银，共7.55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1901年财政收入的8.6倍。1901年清廷户部无奈地表示，“中国财力万不能堪”。清政府每年要用近一半的财政收入来支付外债利息。按照当时4%的国债年利率推算，那时清政府的总负债差不多是其财政年收入的15～20倍。到1905年，清政府每年债务的还本付息已占到财政总收入的25.9%和支出的31%。根据清政府债务结构和利息推算，晚清政府的外债将如图2-7所示，《马关条约》赔款是清政府的长期负担，《辛丑条约》赔款则直接导致财政大幅度赤字，这逼迫清政府对外借款，“赤字借款”呈现爆炸性增长。不算其他小额度外债，单是《马关条约》赔款、《辛丑条约》赔款和“赤字借款”三项加起来的外债总和直线上升，根本就不可能偿还。所以，清政府实际上是被《辛丑条约》债务拖得破产了。由于已经长期存在的贸易逆差和资本账户“双赤字”，再加上《辛丑条约》赔款的致命打击，中国经济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债务危机的深渊。
最先意识到中国债务危机严重性的是美国。1901年，美国公使在确定赔款总额时，提出各国索赔的总数不应超过4000万英镑，约合2.5亿两白银。1901年3月28日，美国公使致函各国使团，认为“各国要求中国的赔偿总数应当尽量合理，绝不能超过中国的支付能力”。可是，其他列强没有接受美国的建议，美国的态度，就像后来在凡尔赛和平会议上一样，为了和其他列强保持一致，没有坚持自己的立场。即使列强接受美国的建议，2.5亿两白银的赔偿也是超出中国的支付能力的。1904年，清朝驻美大使梁诚多次走访美国国务卿海约翰。
谈话间，海约翰说出“赔款原属过多”的话。1909年，美国决定减免其所得赔款的大部分，主动退还了部分赔款，用其建立“清华学堂”，为留美预备学校，即后来清华大学的前身。随后，英、日、法三国也相继效仿。但是，为时已晚，中国经济在债务危机的影响下走入经济崩溃的深渊。《辛丑条约》赔款以后清廷财政危机加重，中央摊派地方，地方本来就财政困难，于是增加税收，苛捐杂税泛滥，加重了中国老百姓的负担。1902年，清朝御史周树模愤然指出《辛丑条约》赔款的恶果：“朝廷不得已而责之各省，各省不得已而取之于民，虽事属权宜，不得不尔，而民为邦本，允宜顾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