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债务危机的经济后果是标准化的，就是债务越来越多，实际利率高居不下，经济衰退越来越严重。拉丁美洲债务危机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初爆发，90年代中期才通过发行布雷迪债券[2]走出困境，一下子“失落了10年”。“双赤字”和庚子赔款产生的债务危机造成的主要经济后果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过高的实际利率打击了工商业的发展，企业不能赢利，企业家精神培养不起来，最后经济崩溃，使中国进入长期动乱；另一方面，中国人民得不到最基本的公共教育和卫生条件，人力资本投入几乎空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双高”，仍然处于千年的“高水平动态均衡”中，甚至更糟糕的境地。中国由于债务危机，教育计划不可能得到财政足够的支持。
庚子赔款后，清朝政府对教育事业的财政投入受到约束，虽然制定了教育资金的多渠道筹措政策，但对于在4亿人的国家内普及新式教育，不过是杯水车薪。在1911年的清政府财政预算内，教育支出所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不足1%，真正能用到教育上的可能比这个比例还低。1929～1936年，南京国民政府在教育上的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2%～3%，比起晚清政府和北洋政府是个显著的进步。但是中国近代财政收入不超过GDP的5%，1936年国民政府收入才达到GDP的8.8%。教育经费与经济总量相比还是太低。结果，没有足够的钱来进行基础教育，导致中国国民教育水平很低。到1949年，人均教育年限还不足一年，国家基本上是个文盲状态，与印度同期基本相当。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大力提高国民的教育素质。1871年7月，明治政府设立文部省，全面推行教育改革，重点实施中小学义务教育。明治末年，全国教育经费已占国民总收入的3%，随着人力资本的积累，人口出生率开始逐渐下降，人均收入迅速上升。
庚子赔款的经济和社会结果是极其罪恶的，需要中国的子孙后代去偿还本来就不平等的债务。现在，我们不能不怀疑列强的真正用意，可能存在着不亚于英法试图通过《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经济恢复长期抑制的企图。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之前，清政府财政极端困难。辛亥革命爆发后，承办债务的四大外国银行都拒绝向清政府继续借款。
继清政府垮台之后，袁世凯政府和北洋政府乃至国民党政府不但不趁机废除不平等条约，竟然继续承认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继续支付庚子赔款。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是战胜国，因此停止对战败的德国和奥匈帝国的赔款。“十月革命”后，前苏联政府也在1920年宣布放弃庚子赔款。中国的庚子赔款支付到1938年日本全面侵华时终止，实际共支付赔款约6.5亿万余两白银，折合银元则约为10亿元。在庚子赔款之外，袁世凯政府和北洋政府同时大借外债。1912～1915年袁世凯政府的外债即高达库平银5.19亿余两白银，1916～1919年北洋政府的外债也在2.8亿两白银以上。“仰给外债以度岁月”是袁世凯政府和北洋政府真实的写照。
要想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双赤字”，必须满足三个必要条件：一是放弃银本位。仅靠国际外汇市场上的金银比价波动无法改变中国贸易赤字，需要建立本国纸币体制；二是要重组资本项目下的外债。中国经济增长基本为零，根本无力偿还数目繁多的外债，包括不平等条约带来的天价赔款；三是必须保持财政的纪律。银本位是对政府财政的硬约束。放弃银本位后，政府花钱就没有这个约束。财政赤字将引发高通货膨胀，在汇率市场上本国纸币大幅度贬值，可能引发货币危机。
1935年11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实行法币改革，发行国家信用法定货币，取代银本位的银圆。这项由宋子文主导的货币改革非常成功，结束了中国近500年的银本位，为中国改变贸易逆差创造了条件，也使中国经济彻底摆脱了通货紧缩的风险，为企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空间。法币初期与英镑挂钩，可在指定银行无限兑换。1936年后法币改为与英镑及美元同时挂钩。
第二节 《辛丑条约》的经济后果 (3)
可是，南京国民政府控制不了财政赤字。1937年抗日战争前，法币的总发行量不超过14亿元，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8月，面额总值已至5569亿元，比战前增加约400倍。应当说，法币发行为中国赢得抗战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表明国民政府缺乏财政纪律。1946～1948年，国民政府财政赤字占财政收入的60%以上。1946年后，法币的发行面额总值由1945年8月的5569亿元上升至1948年8月的6636944亿元，3年间增加超过1200倍，造成了中国经济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了14000倍。在财政失信的前提下，南京国民政府1948年8月9日匆匆推出的金圆券改革必然失败。从1940年起，由于外汇储备不足，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取消无限制外汇买卖，法币贬值。
南京国民政府也没有能力解决资本项目下的债务危机。从1901年到1948年，中国陷入无法自拔的债务危机中。要想摆脱债务危机，只有进行债务重组。在债务持有国不可能主动放弃或大幅度减免债务的时候，只有债务国单方面不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债务。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晚清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都没有勇气和能力使中国经济摆脱债务危机的深渊，也没有能力大规模提高中国的人力资本水平，打破千年的“高水平动态均衡”。所以，从晚清政府到南京国民政府在解决中国近代经济问题上是基本失败的。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才使中国经济有效保持了财政纪律，建立了稳定的人民币，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增长的“双赤字”问题，彻底摆脱了1901年以来的债务危机。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经济从公元1年以来1948年漫长历史中开天辟地的大事，它解放了生产力，使中国经济开始摆脱千年停滞，走出百年沉沦，进入增长新阶段，同时，中国也从文盲国家的悲惨状态中走了出来，迅速提高了人均教育水平。1956年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和1992年邓小平的“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的论断都是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精辟而深刻的总结。
[1]库平银：清代虚银的一种，为政府征收赋税和国库其他收支活动中称量银两的标准。中央库平银一两为37.31256克，即575.82英厘。——编者注
[2]布雷迪债券（Brady Bonds）：以前美国财政部部长尼古拉斯?布雷迪的名字命名的债券，由美国政府发行，供第三世界国家使用的债务工具。——编者注
中国千年之变局
历史学家罗兹?墨菲说：“历史时期的划分永远是所有历史学家的一个难题，历史时期的命名也同样棘手。”在过去200年和未来40年里，中国经济“凤凰涅”的过程又应该如何划分呢？
生产力革命是任何一个国家或经济体都会面临的永恒挑战，而技术革命则是企业在微观层面面临的主要挑战。正如著名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所说：“技术的时代已经过去——所有行业现在都是技术驱动的。一些行业可能有最新的技术创造者，而要生存，所有行业都必须接受和正确运用技术。”所以，宏观经济在应对生产力革命上和微观经济在应对技术挑战上是相通的。为了更形象地说明一个经济体在应对生产力革命的反应，我用一个企业处于技术革命的基本行业生存环境内的发展阶段来比喻该经济体的发展阶段。
通常来说，一个企业有5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创业阶段：根据商业计划书，初步建立企业的运行机制，在实践中探寻赢利模式；第二阶段是产品阶段：在找到赢利模式后，产品开发出来了，使产品功能与市场的需求相协调是主要任务；第三阶段是品牌阶段：企业着重市场推广和销售，在竞争激烈的行业“红海”中努力策划和培育品牌；第四阶段是继续创新，成为行业领导者：要赢得明天，企业不能靠与对手竞争，而是要以在本行业内技术创新为中心任务，开拓蕴含庞大需求的新市场空间，长期保持“红海”的领导地位；第五阶段是成为学习型企业：改变行业的技术一定来自行业外部，在技术不断发生革命的情况下，需要彻底改变赢利模式，开创“蓝海”，孕育百年老店，成为一个伟大企业[1]。
把企业的发展与共和国的经济成长作个类比。建国第一个30年（1949～1979年）是“创业时代”。中国重新获得自信，开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在探索的过程当中学习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切入点选择了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化，没有妥善处理好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历经了重大挫折，特别是“大跃进”的严重损失、三年困难时期的沉重代价和严重偏离经济建设工作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但第一个30年的巨大成就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地大幅度提高了人力资本，使中国经济冲出了千年的“高水平动态均衡”，建立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人均收入出现了千年未有的增长。建国第一个30年可以说是罗斯托的经济发展五个阶段论中的“经济起飞的前期”[2]。建国第二个30年（1979～2009年）是“价格时代”。
中国在1978年底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将经济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转轨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供给反应。中国制造业从国际制造产业链的中低端切入，“中国价格”成为硬实力，逐渐发展成为“世界车间”。但中国制造企业大都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国际品牌。建国第二个30年是“经济起飞”期。从2009年起的20年，即从建国60年到建国80年（2009～2029年），是“品牌时代”，对应罗斯托理论的“走向成熟期”，中国制造技术水平将引领世界制造业，国际性品牌大量出现，产品精湛完美，“世界车间”升格为“世界工厂”。从建国80年到建国100年（2029～2049年）是“创新时代”，中国成为“创新型国家”，建成“学习型经济”，“中国制造”开始逐渐褪色，进入信息产业和生物产业等引领的“中国新经济”，“中国消费”适度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对应于罗斯托理论的“高数量消费时期”。综合以上各个经济发展阶段，中国在建国的60年中，完成了继农业革命之后的第二次经济革命，是一个“中国经济大变局”。
[1]红海、蓝海的说法来自W?钱?金和莫博涅合著的畅销书《蓝海战略》。书中提出：“现存的市场由两种海洋组成。红海代表现今存在的所有产业，也就是我们已知的市场空间；蓝海则代表当今还不存在的产业，也就是未知的市场空间。”——编者注
[2]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将经济发展分为5个阶段：传统社会；经济起飞的前期；经济起飞；走向成熟期；高数量消费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