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步到第三步战略目标之间，2002年党的十六大巧妙地垫了一步，设计了“中国梦想2.5”。根据国际经验，从人均收入1000美元到人均收入4000美元，中国需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中等收入国家被低工资的穷国竞争者和技术先进的富裕国家挤压在了中间，处于两头都不是的尴尬境地，成为“夹心饼干”。中等收入国家过去擅长的低成本战略，已经不适用了，必须通过技术进步和品牌塑造，建立新的竞争优势。党的十六大审时度势，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不是没有可能长期在一两千美元之间徘徊的，不失时机地提出21世纪头20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要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
中国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已经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地区收入和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在拉大。2007年，党的十七大在继续确认了十六大目标的同时，提出在新的经济条件下继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首次从个人收入水平角度上提出，“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
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经济体从人均1000美元到人均4000美元的过程中将面临复杂的挑战。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措施，积极应对“中等收入陷阱”阶段的社会发展不平衡问题，有魄力地提出了“中国梦想2.5”，即“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显示了中国向着千年追求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理想社会的努力。2008年，从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生活来源看，46.0%的老年人主要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其次是靠劳动收入和离退休养老金生活，分别占25.9%和23.6%，这说明实现“老有所养”进入“中国梦想2.5”，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美国人均收入已达到4万美元以上，但还有约400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医疗改革成了最棘手的难题。2009年中国新医改宣布了使全体国民“病有所医”的宏伟目标。与“美国梦想”相比，在一个13亿的人口大国实现“中国梦想2.5”，更显示出雄心壮志和坚定的意志。
从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中国梦想2.5”到2049年完成第三步战略目标“中国梦想3.0”，中间又相隔长达29年，其中要经历“高水平制造业陷阱”以及新生产力革命和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竞争的挑战。主导产业发展得太精致，当新的生产力革命爆发，新兴产业需要出现和成长时，会出现“赢者诅咒[2]”，高收入国家会锁定在传统主导产业上无法自拔。中国近代迟迟不能走上工业经济道路，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陷入农业经济的“高水平动态均衡”中不能自拔。日本经济自1991年以来的长期停滞，就是因为制造业太发达，陷入“高水平制造业陷阱”，信息产业发展不起来。“中国制造”会引领世界制造业，但从2020年到2049年，中国经济要警惕被锁定在“中国制造”的道路上，对制造业衰退要有心理准备，必须及时发展起“中国新经济”。
从国际经济金融竞争大格局上看，中国经济是“前有标兵，后有追兵”。2008年以来，美国经济虽受金融危机的重创，但从长期看仍会有年均2%～3%左右的增长，在信息经济领域继续独领风骚，而且在生物技术和纳米技术时代来临之前的储备也大大超前于世界其他国家。所以说，美国在新兴产业上是中国经济的“标兵”。印度1991年后靠“印度服务”实现了快速增长，2004年以来“印度制造”开始有起色，今后“印度制造”有可能会迅速崛起，增长速度可能超过中国，在制造业上是中国经济的“追兵”。
想象力催生远见，远见决定成败。美国底特律的三大汽车巨头在20世纪90年代满足于市场对其小卡车和吉普车的高需求，对日本汽车在小车型的竞争置若罔闻，也不对节能型汽车进行大规模研发。等到2007年世界油价大幅度飙升时，高耗油的小卡车和吉普车需求急剧下降，对三大汽车巨头造成重创，濒临破产的边缘[3]。2009年1月，中国汽车销售量竟然超过美国。虽然这个数字不具有稳定性，但说明了中国现实和潜在市场的巨大规模。通用汽车没有想象到“自行车王国”会在短短的30年里变成为“汽车大国”，随着人均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和城市化进程，中国不远的未来就会成为“汽车王国”。最早把合资概念介绍到中国的正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可是合资没有成功。要是通用汽车公司在1980年就进入中国，当时处于二流汽车制造商的德国大众就不会抢得先机了。那么，今天在中国大街小巷跑的最多的将是通用汽车，而不是桑塔纳和奥迪，通用公司可能也不会在金融危机下如此不堪一击。
中国领导人不但务实地瞄准了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梦想2.5”，而且还为2049年的“中国梦想3.0”作出了有远见的战略性准备。1988年9月5日，邓小平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1995年，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2006年1月1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他说：“到2020年，使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科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能力显著增强，基础科学和前沿技术研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取得一批在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科学技术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2007年，党的十七大还把自主创新上升为国家战略，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经济建设的各个方面。因为中国经济还会在“中国制造”的道路上继续发展，现在还难以体会到“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的远见卓识，2029年之后“中国新经济”才会逐渐显露端倪。
2008年11月，中国科学院生态研究中心国情分析室主任胡鞍钢在接受网易财经专访时，鼓励国人要勇于做梦。我认为，现在看来，虽然2008年开始的世界金融危机和其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使中国经济也受到严重冲击，但是中国经济仍然会乘风破浪，勇往直前。党的十七大确立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2020年达到4000美元的目标将会提前完成，中国将超越“中国梦想2.5”。中国经济将可以如国内外许多学者所预期的那样，在2029年重新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2029年之后，中国将进入追寻“中国梦想3.0”的激情时代。中国是一个梦想驱动的经济。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
[1]这段话选自《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吸取历史经验，防止错误倾向》，写于1987年4月30日。——编者注
[2]赢者诅咒：指多角化的公司因过于自信，而以较高于市价的价格去购并目标公司，是对自我经营能力过于乐观的后果。——编者注
[3]截至2009年8月，通用汽车于2009年7月10日在底特律宣布脱离破产保护，克莱斯勒于2009年4月30日宣布申请破产保护，福特也一直面临亏损。——编者注
第二节 经济增长的来源
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长期经济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中，核算出中国经济1820～1952年期间的增长率为0.6%[1]。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得出在1952～1978年期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6.66%；1979～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成绩斐然，GDP年平均增长率为9.89%，比起日本战后增长奇迹和亚洲四小龙[2]创造的“东亚奇迹”平均GDP增长率还高2%左右。综合来看，1952～2008年，中国的GDP年平均增长率为8.36%，与中国经济1820～1952年的0.6%表现形成天壤之别。
由于增长较快，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比重不断上升。200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意大利；2004年超过法国；2005年超过英国；2007年超过德国，目前GDP总量排在美国、日本之后，位列世界第3位。中国从一个无足轻重的经济体成长为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这一过程来得太快太突然。中国的重新崛起只有美国在19世纪末具有全球意义的迅猛崛起才能与之相比。中国人均收入也大幅度提高。用萨克斯的“阶梯理论”可以很好地说明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变化：公元1年到1948年这1948年，中国人民生活在第一阶梯，即贫困阶段；建国后第一个30年，中国人民爬上了第二个阶梯，即低收入阶段；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人民摸到了第三个阶梯，即中等收入阶段；未来的40年，中国人民将登上第四个阶梯，即富裕阶段。
然而，中国经济能否长期保持如此快速的增长，这也成为国内外日益广泛关注的问题。瑞士联合银行集团(UBS)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在《走出神话》一书中认为“亚洲增长模式”的根本动力来自于高储蓄率，在他看来，中国并非像许多人预测的那样会是“全新的经济物种”，不过是“亚洲增长模式”的再版，中国尽管是新崛起的亚洲巨龙，将沿着东亚地区的既定模式发展，但并不是历史上从未见过的现象。安德森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在国际上有相当代表性。
是什么因素导致了新中国60年令人瞩目的经济发展成就呢？中国经济是“东亚模式”还是“全新的经济物种”？要回答这个问题，就一定要弄清楚过去60年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是什么。
图3-1可以对建国60年的经济发展有个直观的定量描述。中国GDP从1952年到1978年有大幅度增长，但从1979年到2007年突然加速，开始“爆炸性”增长。如果我们回到1952年，恐怕没有人能想到中国经济创造的财富在55年内增长了近80倍。
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王燕和我在2003年首次把人力资本引入中国经济增长核算。在经济学界，对人力资本还没有统一的衡量尺度。根据王燕和我2003年在世界银行首先提出的方法，我们用经济活动人口受教育年限总和作为衡量人力资本的尺度，对中国经济从1952年到2007年的增长来源进行实证分析。按照经济增长核算方法，把经济增长分解为物质资本投入贡献、劳动投入贡献、人力资本投入贡献和全要素生产力（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贡献。那么，扣除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投入贡献和劳动投入贡献之后，剩余部分就是全要素生产力。如果把物质资本增长除以劳动力增长，就可以把两者的比例看做物质资本的深化。从本质上说，这里存在三种经济增长方式：第一种是物质资本的深化；第二种是依靠人力资本的积累；第三种是促进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
经济增长核算方法在预期上显示了一定的可信度。亚洲四小龙的经济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共维持了将近37年的快速增长，这一快速增长现象被认为是“东亚奇迹”。1994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杨认为，所谓“东亚奇迹”只不过是一种高投入的增长，算不了什么“奇迹”。1966～1990年，亚洲四小龙人均收入增长6%～7%，快速增长的主要来源是劳动力和资本要素积累。在此期间，亚洲四小龙的劳动参与率、人均受教育水平、投资率均大幅度提高。在控制了要素投入之后，亚洲四小龙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同期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拉美国家没有本质差别。这种神话与苏联神话般的经济增长惊人的相似。1994年，克鲁格曼用苏联作为例子类比，亚洲四小龙没有明显的技术创新，预言所谓“东亚奇迹”缺乏可持续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克鲁格曼的说法。
下面，我们用实证的方法来检验中国的增长模式。如表3-1所示，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主要靠国内强劲的投资需求拉动，物质资本增加对经济增长作出最重要的贡献，在计划经济时期达44%，在市场经济时期高达80%。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计划经济年代以前较高，达到12.46%，而在1978年以来则略微降低，为1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