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物质资本积累情况很有戏剧性，国内储蓄率占GDP的比率从建国前的低于10%一下子增长到30%以上，上升得很快。为什么呢？如果看一看美国、欧洲的情况，即使在它们经济高速增长时储蓄率也最高不过达到20%。我的回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中国彻底摆脱了长期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和债务危机，债务危机的压抑效应消失了，中国储蓄率上升了。在建国第二个30年中，中国的储蓄率依然是很高的，约40%左右。高储蓄率维持了高投资率，通过一个银行体系，大量投资来源可以在国内解决，不用借外债。拉丁美洲国家的储蓄率普遍低于东亚国家，在投资需求高的时候，倾向于借外债。一旦国际资本市场利率大幅度上升，就面临一个债务可持续性的风险。但这也不是说储蓄率高就好，一旦国内投资机会减少，就会产生流动性过剩，面临高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风险。
图3-2描述了物质资本深化的程度，与实际GDP相比，同样令人震惊。从物质资本深化的角度看，资金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其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最高。从图3-2可以看出，中国的物资资本深化是前所未有的，在一个农业经济大国内，迅速建立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新中国刚成立时农业比重大，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只占10%左右。1949年以后，中国按照“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设想进行，1950～1952年建设了第一批能源项目，如鹤岗、辽源、阜新等几个煤矿，抚顺、小丰满等电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1957年）中，以苏联援助的156项工程为重点，建成一批冶金、汽车、煤炭、石油、电力等基础工业项目。例如，1953年，鞍山钢铁公司开工生产。1956年，长春汽车制造厂建成。从1972年起，利用
有限的外汇，大胆从日本、德国、美国、荷兰、法国、意大利、瑞士等国引进了26个成套设备和单机进口的项目，包括宝钢成套设备进口等。
同时，对两个时期的对比也很有意思。第一个30年物质资本深化的速度为3.60%左右，第二个30年增长速度为8.80%左右。为什么前后差距如此之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大大高于计划经济时期，从而国内储蓄率从1979年前的30%逐渐上升到2008年的40%以上。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对外开放，引进外资获得成功，成为推动中国物质资本深化的重要力量之一。
如图3-3所示，中国人力资本获得了快速增长。我根据历年各类学校毕业人数推算了各类受教育人员的数量。建国前15岁至64岁的生产性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不到1年，1978年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接近4年。换句话说，中国整体上走出了文盲的状态，达到了小学快毕业的水平。在建国后的第一个30年里大幅度地提高了全民族的教育程度，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成就。
在建国后的第二个30年里，全部生产性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2.6年，增长到2008年的6.6年，相当于初二水平。在人力资本结构上，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显著下降，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明显上升。
根据这一结果，从1952年到2008年期间，人力资本存量[3]的平均增长速度为3.56%。从表3-1可以看出，人力资本深化在计划经济时期增长幅度大，高达26.24%，在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下降为11%左右。主要原因是1949年前，中国人力资本基数很低，1952年的人均受教育年限约为0.9年，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小学教育普及率迅速升高，达到一定水平后增长速度必然有所放慢。
中国政府意识到了人力资本投资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从1949年起实行了全民教育运动，经过短短几年的艰苦努力，教育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的转变。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给教育工作带来巨大损失，也耽误了时间。1983年，邓小平鲜明地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985年中央下发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提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目标，教育的经费应当由国家和社会“包”起来。可惜，由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而财力不均衡，许多贫困地区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义务教育，特别是在很多农村地区。2001年后，中国政府逐渐认识到这个问题，并采取措施保障农村义务教育的实施。到2005年，全国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和初中毛入学率均达到95%以上，实现了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目标。1998年，中国决定大幅度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迅速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
1989年，哈佛大学长期研究中国经济的帕金斯教授指出，中国富强的关键在于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如果没有全要素生产力进步，在一个经济部门中连续增加要素投入最终会导致投入的边际生产率递减，投资报酬率会越来越低，这就降低了人们积累资本的积极性。表3-1所示，从1952年到1978年，全要素生产力增长总体为-0.30%。图3-4表明，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力指数从1952年的100，经过几次大幅度振荡后，在20世纪70年代逐渐降低到80左右。
中国的全要素生产力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迅速提高阶段，主要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通过建设一批技术先进的大项目，技术水平大幅度提高。第二阶段是大幅度震荡阶段，从1958年到1969年。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家财力的比重高达60%以上，投资消费比例严重失调，再加上自然灾害，以及大炼钢铁对农业生产的忽视，农业大幅度减产，高的工业投资无法持续，经济出现高增长后的大倒退，使全要素生产力大幅震荡。第三阶段是停滞阶段，从1970年到1978年，全要素生产力陷入了停滞的困境，资本过度积累，投资收益逐渐消失，整个经济逐渐失去活力。可以说，若不能在1978年启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全要素生产力将会继续下降或停滞，经济就越僵化，越晚改革越困难。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彪炳史册的讲话中振聋发聩地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通过实证研究，全要素生产力在20世纪70年代持续下降的事实表明，邓小平的判断是准确的和及时的。
如表3-1所示，建国后第二个30年，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为1.48%，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17.7%来自经济体制改革，或者说改革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如图3-4所示，全要素生产力从1979年到2007年基本上是平稳持续提高。1978年后，经济体制改革促进了中国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而较高的全要素增长率和GDP的增长反过来加速了资本的形成。与计划经济时期全要素生产力增长为负数相比，中国经济在1979年至2007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转为正增长，证明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给中国经济增加了活力。同时，我们可以部分否定安德森的看法。中国经济与“东亚模式”一样，主要依靠高投资率，但全要素生产力占了相当比重，中国的增长模式不同于“东亚模式”。
[1]麦迪森得出，1952～1978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为4.40%，1978～2003年年增长率为7.85%。与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有一定差别。
[2]亚洲四小龙：指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
[3]人力资本存量：指经资本投资形成的、凝结于劳动者身上的技能、知识和健康等。——编者注
第三节 甲子年告别悲情 (1)
中国天干和地支按顺序相配，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与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组合，从“甲子”起，到“癸亥”止，满60年为一个轮回。所以，甲子是重要的历史纪元。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49年建国至2009年，正好走完第一个60年。60年，一个轮回，成就了“中国大变局”，充满了胜利与曲折、奋斗与艰辛、光荣与梦想。第一个甲子轮回的结束，进入后“中国大变局”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新时代。
从1820年英国爆发工业革命开始，国际经济格局在过去200年里发生了戏剧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蒸汽机的发明使英国的纺织业在全球进行产业链布局。欧洲经济占全球经济比重在19世纪末上升到超过40%，主导着全球经济直至美国崛起。中国和印度在19世纪初都是经济上强大的国家，但因没能适应工业革命，这两个经济巨人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相对比重迅速下降，最后更沦为经济上无足轻重的国家。1900年，美国经济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领头羊。1929～1933年，美国经济大萧条引发世界经济危机。1934年，美国投资活动惊人反弹，逐渐走出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如日中天，一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40%以上，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
20世纪70年代，日本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和韩国因为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以“亚洲四小龙”闻名天下。可是好景不长，1990年日本股市泡沫破裂和1991年房地产泡沫破裂，日本经济就此陷入长期停滞。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使“东亚奇迹”辉煌不在，至今金融体系虽已经修复，但高投资率已经消失了。美国则成功应对了日本和德国迅速赶超带来的挑战，1971年悄然走入信息经济，1984年意外地走出20世纪70年代“滞胀”的阴霾，1992～2001年开始了长达10年的经济繁荣，直到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2007年房地产泡沫破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引发世界金融危机。在大西洋彼岸，欧洲从1957年的《罗马条约》[1]开始，就逐步追求经济一体化，最后催生了欧洲联盟。
欧盟从5国扩大为如今的近30个国家，建立了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并发行了通用的货币——欧元。但是，欧洲经济好像得了“欧洲硬化症”，欧洲中央银行过分关注防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在应对经济下行情况时反应迟缓，经济增长的势头远不如预期。前东欧国家因“休克疗法”[2]，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大幅度倒退，后因加入欧盟一体化，经济制度迅速趋同，人均收入也快速与欧盟趋同，令人刮目相看。在拉丁美洲，墨西哥受益于北美自由贸易区，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2001年11月，高盛公司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建议把目光投向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个正在崛起的新兴经济体，杜撰了“金砖四国”（BRIC)[3]这个词，这个称谓迅速在国际上流行起来。巴西经济1998年渡过危机后发展稳健；俄罗斯经济也迅速发展，但由石油价格引起的“荷兰病”[4]在世界金融危机中开始有所显现。
过去200年，中国经济是悲情和光荣同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长期处于贸易逆差和通货紧缩的困境，更使中国经济进一步衰落。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使清政府陷入财政危机。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说：“19世纪后半叶中国所经受的屈辱和灾难使传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国进行了痛苦的自我反省、重新评价和重新组织。”
进入20世纪，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外患内忧。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辛丑条约》使中国经济最终发展成为债务危机，过高的税率和实际利率抑制了工商业的发展，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中国的人民生活水平降低到世界最底层。可以说，中国人两种心态相互交融：一方面，自强和责任感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救亡和图强成为这100多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政治发展的主旋律；另一方面，悲情一直隐含在中国人的心中，自信变得严重不足。与印度不同，中国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一个统一国家，而“印度”的概念是英国在殖民地期间无意中培育起来的。中国经济曾长期处于世界第一的自我认知，1840年后中国经济地位一落千丈，这种天壤之别的反差造就了下意识中的巨大历史悲情，也因经济发展长期不振而失去自信。
1900年，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把这种豪情和悲情交织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