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飞速驶向未来，今天的种种经历在明天已经变成了“明日黄花”。2007年，渣打银行高级经济学家斯蒂芬?格林在一份报告中认为，“每个人都生活在变化中，但其他人的变化速度赶不上此刻中国人的变化速度。想象一下，你家20多岁的孩子拿着不可想象的薪水，他们换工作的速度让你目瞪口呆。推土机把你曾经在这里成长的房子推倒，摩天大厦在废墟上拔地而起。你的某些邻居进行超乎寻常的旅行。欢迎到中国来，这个国家每年都在做着自我更新”。斯蒂芬?格林说：“当然，我们计算中国年是有点儿玩笑的意思。但我们希望能把人们在进入中国之后所感受到的那种头晕眼花的变化速度用数字计算表达出来。”根据格林的计算，一个美国年等于1/4个中国年，一个英国年等于1/3个中国年。换句话说，在中国的生活变化要比在美国和英国快2倍。
中国又有“三岁看小，七岁看老”的古谚语，说明人生7岁的社会经济环境对今后的生活影响深远。世界和传统中国是10年为一代人。但当今中国10年就是两代人的间隔，在中国经济飞驰的高速列车上，“代际”痕迹和特征也前所未有的明显。每一代中国人即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孤独感，又有“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英雄感。
在当今中国的时代列车上，我们也会有晕车反应。我用经济学大师凯恩斯的话描写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日新月异而又令人难以称心如意的时代。大多数人，特别是那些站在时代的浪尖潮头的人，发现他们自身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难以协调：在天真朴素上，他们不及前人；而在世故圆滑上，他们又比不上后代。因此，他们远远不如这两者快乐”。举例来说，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人比起60年代特别是“中国婴儿潮”的一代生活条件能好一些，但又比不上80年代的丰富。所以，70年代的人，不如60年代的沉稳朴实；又不如80年代的现代轻松。当今的中国“古老而年轻”，当今的中国人个个“返老还童”。我们与我们的前人比较起来，我们的阅历比他们更丰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实际年龄”要比前人更“老”。
从世界历史看，新中国60年，完成了人均收入从100美元到3000美元的“大跃进”，把人类经济发展几百年才能走完的历程压缩到当代中国人几十年的人生光景中走完。所以，当代中国人的“实际年龄”比许多国家的人们也更“老”一些。同时，当今的中国人个个是“年轻的”。从建国60周年到建国100周年，中国人均收入将以远高出世界平均值的增长速度继续狂飙猛进，将从全面小康进入基本富裕的社会，未来40年的人生经历将是很丰富的。我在美国常常听说，美国没有昨天，只有今天和明天。我想说，中国不光有今天，还有昨天和明天。中国怀着千年灿烂历史的昨天，匆匆享受今天，就把今天甩在身后，飞奔向美好的明天。所以，要了解中国比了解美国难得多，因为还要了解中国雄厚历史的昨天，稍纵即逝的今天和需要丰富想象力的明天。
富有远见的托克维尔用优美的语言表现了法国文学的独特魅力，我借用他的话来描述我们时代的历史意义：“尽管社会情况、法制、思想和人的感情方面发生的革命还远远没有结束，但它所造成的后果已远非世界上迄今发生的任何事情可比。我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地往上回顾，一直追溯到古代，也没有发现一个与我现在看到的变化相似的变化。”
我借用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中所描绘的我们所处的时代：“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1]语出《诗经?大雅?文王》。意思是周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但上天赋予它新的使命，那就是要求它不断革新。这句诗蕴涵丰富哲理，历来被儒家经典所推崇。——编者注
[2]“神武景气”一词是指日本1955～1957年的战后第一次经济发展高潮，是高度经济增长时期的开始。——编者注
第二节 中国模式 (1)
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牵头，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参加者来自拉美国家、美国和世界银行等国家及国际机构。会议提出了指导拉美经济改革的10条政策主张，被称为“华盛顿共识”（主要内容为贸易自由化、市场定价、宏观经济稳定和私有化等）。华盛顿共识主要从需求的角度提出政策建议，其理论基础就是新古典经济学。
面对依旧严重的贫困问题，世界银行目前已放弃华盛顿共识，转而强调全面提升社会能力和增长的质量。面对金融危机在多个国家频频爆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愈来愈重视经济的结构改革。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说，“在过去几年里，很多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的发展中国家注意到，在20世纪，华盛顿共识影响力最大的那20多年恰好是它们在经济增长方面表现最差的时期。不仅对全球化的幻觉破灭增强了，对华盛顿共识的醒悟也同样增强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说过，“能解读中国经济改革的人应该荣获诺贝尔奖”。针对中国改革开放后创造的经济奇迹，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高盛公司的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曾发表论文，认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为“北京共识”。在他看来，建立在北京共识基础上的中国经验具有普世价值，不少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参考，可算是落后国家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一种模式。但库珀没有进一步指出北京共识的深刻内涵。
对中国经济的发展经验，处于“人人都在谈论但谁也说不清楚”的状态。我在中央部委短暂工作过，经历了国有企业改革攻坚，对中央政府的改革感到敬佩；我在地方政府工作了一段时间，对地方的创新感到惊讶；我接触到了中国顶级企业家，也接触到了初出茅庐的创业者和普通老百姓，感到个人创业的大潮席卷中国大地。基于我在国内外比较广泛的观察和体验，我认为中国的成功在于成功的模式，我将这个模式称之为“中国模式”，概括起来就是12个字，那就是——中央改革，地方创新，个体创业。“中国模式”是解决有效供给不足的有效方式，提供了经济制度的多样性，有利于企业创新。
在供给曲线大幅度向右方平移时，如果中央政府不愿意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推动“制度变迁”，会导致制度供给不足。世界各国的中央政府可能都没有中国政府如此强烈执著的改革意识，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对经济问题的判断主要不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有效供给不足，深刻认识到“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同时也重视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基于这样一个对经济根本问题的判断，中国政府积极提供“制度供给”；世界各国的地方政府很少有中国各级地方政府这样具有激情和创新精神，面对异常复杂和各具特色的地方经济社会环境，往往能找到一个与中央大政方针一致又适合经济全球化和当地实际情况的解决方案，综合各种要素创造有效供给。中国人开始集中精力创业，商业才能得到了发挥，亿万创业者弘扬企业家精神，不断地模仿和创新，实现常规创新和革命性创新，勇于“创造性的破坏”，发动了商业领域的“人民战争”，培养着商业文明，推动经济体制的转轨。
20世纪70年代前后，经济史闯入经济增长的研究领域，制度因素最终被纳入解释经济增长的因素中来。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并因此获得了199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诺斯发现，1600～1850年间，世界海洋运输没有发生技术进步，但此期间的效率却大大提高了，这期间技术没变，由于船运制度和组织方式发生了变化，导致运输成本降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农业的恢复和发展。1985年农村总产值较之1978年增长了近3倍。林毅夫1992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上的《中国的农村改革及农业增长》一文被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评为1980～1998年内发表于国际经济学界刊物上被同行引用次数最高的论文之一，获颁经典引文奖。该文章的核心发现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变化可以解释约55%的农业生产提高，而化肥、农业机械和农村劳动力的增长则是次要因素。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当生产技术、资源的相对价格和交易费用等因素一旦发生变化，人们就会产生对新的制度服务的需求，原有的制度均衡将被打破，出现制度失衡；当存在制度失衡时，新制度安排的获利机会就会出现。如果制度变迁的交易费用不至于过高，那么制度变迁甚至整个经济结构的变迁就可能发生，制度的供给者可以通过集体选择来推动一项新制度的变革。不过，集体选择的制度变革有时会遭遇集体行动问题，如“搭便车”，可以克服这一问题的手段是意识形态。制度的供给者也可以是政府或经济主体等。
按照诺斯的理论，推动制度变迁的有两个“集团”，即“第一行动集团”和“第二行动集团”，两者都是决策主体。制度变迁的一般过程可以分为以下5个步骤：第一，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第二，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方案；第三，对方案进行评估；第四，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集团；第五，两个集团共同努力去实现制度变迁。这个模型的缺陷是忽视了制度变迁的不确定性。模型的第二步和第三步是理想的，制度变迁过程中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变化，不进行制度变迁试验，很难评价收益和成本，在成本收益不清楚的情况下，第二行动集团的加盟是有困难的。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上而下设计的改革，实施“休克疗法”改革后，才发现市场经济的主体即企业还没有培养出来。同时，这个模型假设要求第一行动集团发起改革，第二行动集团来跟进。这否认了第二行动集团发起制度变迁的可能性，造成制度变迁的多样性不足。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有三个“行动集团”，即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个人，几乎囊括了经济供给的所有主体，常常是一种帕累托改进。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个人都在经济增长中受益，是利益共同体。中央政府锐意改革，追求全体人民的长远福利最大化；各级地方政府推波助澜、主动创新，打造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经济环境，谋求区域经济繁荣和科学发展；亿万人民勇于创业，在创造个人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所以，“中国模式”能创造更多的有效供给。根据萨伊法则“供给创造需求”，有效供给能够创造有效需求，从而提供投资机会，带来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是用制度创新适应生产力革命，而这些都是在给定的制度下完成的。“中国模式”既非完全自上而下的，也不是完全自下而上的。它既有中央政策改变所引导和规范的变化，也有地方政府和经济组织的创新，还有群众自发的创造性的经济活动，产生更多的制度创新和更好的经济绩效。在“中国模式”下，允许的制度尝试的数量与种类远大于“华盛顿共识”允许的制度尝试的数量与种类，因而制度创新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中央推动改革，经济改革的核心是大规模的经济体制的转变。经济改革是进行不同的制度试验的过程。如果中国只有中央政府改革，那么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处理有效供给不足问题的试验范围就会受到大大限制。
中国用分散区域经济来减少整体性风险，允许的地方制度创新的数量与种类远大于其他经济体制允许的制度创新的数量与种类，因而制度创新的可能性要高得多，最终的经济绩效也要好。比如，英国经济很难有中国的多样性，因为伦敦占英国的经济总量比重达60%以上，其他地方经济无足轻重，所以，伦敦的创新就是英国的创新，伦敦的风险就是英国的风险。东京在日本经济中起主导作用，以大阪为中心的关西地区特色不明显，所以日本的经济多样性也是不够的。我1996年第一次到美国时，惊叹于各州的多样化；10年后，我在国内出差，发现国内的经济社会变化速度和多样性要远胜于美国。无怪乎唐?泰普斯科特和安东尼?威廉姆斯在《维基经济学》中说“在中国，到处都涌现出创新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