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使“一切皆有可能”。中国至少完成了3个国际上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国企改革、国有银行改革和股权分置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艰辛复杂，从1995年开始，中央改革的重点是国企攻坚，1995年推出一系列政策，如“百户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抓大放小”和“改组、改制和改造的战略性重组”，1998年打响“国企基本走出困境”的战役。如今，在中国国内市场上出现的是“新型国有企业”。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国际舆论引人注目，其最有根据的理由是中国银行系统坏账达总资产的60%以上，已经技术上破产，要想达到巴塞尔协议的8%资本自足率简直是天方夜谭。但随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的海外成功上市，银行系统获得了新生。中国农业银行将进行世界金融史上最大的IPO。
中央政府既意识到自己的权威地位和在经济体制变迁中的优势地位，又重视地方的积极性和制度创新的主导性，还尊重个体的创造性。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这篇讲话中认为，苏联计划经济的弊病并不在于用行政命令配置资源，而在于“权力过分集中于中央”，管得过多，统得过死，抑制了各级地方政府、生产单位和职工的积极性。毛泽东指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据此，中国政府在1958年发动了向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运动，尽管后来陷入“放放收收”的循环，毕竟开始了有益的尝试。
1978年，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中说，“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以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中央各部门要允许和鼓励它们进行这种试验。试验中间会出现各种矛盾，我们要及时发现和克服这些矛盾。这样我们才能进步得比较快”。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重大的改革举措，根据不同情况，有的先制订方案，在经济体制的相关方面配套展开；有的先在局部试验，取得经验后再推广。既注意改革的循序渐进，又不失时机地在重要环节取得突破，带动改革全局”。
到了20世纪90年代，地方创新和个人创业愈来愈重要。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总结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注重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坚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对群众的首创精神给予高度评价，“这场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改革大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
第二节 中国模式 (2)
对于那些创新了具有竞争力的经济制度的地方而言，经济发展更快。其他落后地区通过模仿更具有竞争力的制度，实现经济的快速追赶。各地区面临着来自其他地区的激烈竞争，都在快速汲取经济发展的最佳实践做法。结果导致制度扩散的速度快得惊人，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就是在短短两年内从安徽小岗村迅速扩散到全国的，这场变革波澜壮阔，蔚为壮观，使中国农村改革的速度震惊世界。除了《纽约时报》等几大报纸外，美国的大部分报纸是不太关心国际新闻的，除非是特别重大的国际事件。而当时，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林毅夫不是从国内听到的消息，而恰恰是从美国报纸上看到中国农村改革成功的消息，并敏锐地把它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选题。这说明中国农村改革在短期内成功已引起世界关注。
中国体制创新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的创新开始时成功，后来证明属于过渡性创新。乡镇企业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中国改革早期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变化是，1978～1998年的20年间有1亿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乡镇企业部门，成为工业中的主要组成部分。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村工业化过程。因此，尽管因素众多，农村工业化成了这2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乡镇企业是一个制度创新，突破国有企业的激励机制，造就出“苏南模式”[1]。然而，乡镇集体企业作为转轨阶段的微观制度创新，本身带有产权不清的隐患。随着经济体制转型的深入，当产权明晰的民营企业不断增加时，乡镇企业的竞争优势越来越小，竞争不过以公司为更清晰的治理结构的民营企业。于是，乡镇企业在20世纪末出现前所未有的重重困难，乡镇企业的就业人数在1997～1998年后持续下降。中央政府提出“抓大放小”企业改革战略，地方政府开始对中小企业进行产权改革的创新，相当数量的乡镇企业蜕变为真正意义上的民营企业。乡镇企业为中国经济培育市场经济的主体和企业家精神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中央改革
中国政府在过去30年里一如既往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显示了坚强意志和敢于承担风险的勇气，获得了巨大成功。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启动了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总的可以划分为以下4个阶段：第一阶段，1979～1984年，属于市场化改革的“摸着石头过河”阶段，采取试错的方法，摸索前进。当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不清楚，对市场经济没有感性认识，对于价格体系的运作理解甚少，改革的不确定性很大。第二阶段，1984～1992年，是必要的过渡阶段。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巨大沟壑之间，中国巧妙搭了一座“桥梁”，这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尽管价格“双轨制”带来大量的寻租机会和滋生了大量腐败，而且1987年价格“闯关”被“闯关”本身诱发的高通货膨胀预期打败，但总体上转轨是成功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第三阶段，1993～2003年，初步建立市场经济阶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已经明确，这个阶段不再是渐进改革，也不完全是激进改革，而是激进的“整体推进”和渐进的“重点突破”相结合的阶段，在雷霆万钧之后是和风细雨。第四阶段，2003年至今，是完善市场经济阶段。针对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和改革中遇到的“二元经济”等问题，进行了重要的修补。与这4个阶段有关的是3个著名的“三中全会”，即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和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如果说中国有什么重要和经典的经济政策文件，那就是3个三中全会的“决定”，它们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和体制成功转轨的“三级火箭”，使中国经济体制上了3级台阶：第一级是商品经济，第二级是初步的市场经济，第三级是较完善的市场经济。若结合当时的经济金融环境，现在回头重读这3份文件，我想，大多数读者都会同意我的看法。3份文件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经典文件，浓缩了一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波澜壮阔的历史。我把这3份文件的要点罗列出来，不是为了简单地说明，而是与读者欣赏其历经时间考验的经典性和原创性。
商品经济：理论创新
从1979年到1984年这段时间里，中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亿万个体从实干中学习，逐渐积累市场经济的经验。在这样实践基础上，1984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等于明确告别了计划经济。从20世纪20年代末期以来，国际经济学界普遍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唯一经济体制选择。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都没有根本上脱离这个思维定式。所以对国际经济界来说，中国的这个决定带来的震惊，可谓是“石破天惊”，不亚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对世界的巨大震撼[2]。
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经济学的理论创新，没有把有效需求不足作为主要矛盾，而是强调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抓到了经济学的真正核心问题，即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从批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到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境界。《决定》作出了经典的论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我们改革经济体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是要使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不断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全党同志在进行改革的过程中，应该紧紧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本观点，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该《决定》在理论上不光是准确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最本质内涵，也是对经济学的重大贡献，就是生产力是最根本的，经济体制必须适应生产力革命。
《决定》把改革的突破口选在了商品经济上，而不是其他要素上，是务实的。《决定》明确提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率，灵活经营，灵敏地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而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同时还应该看到，即使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它的广泛发展也会产生某种盲目性，必须有计划的指导、调节和行政的管理，这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能够做到的。因此，实行计划经济同运用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统一的，把它们对立起来是错误的”。
《决定》明确了改革的基本目标和各项要求，为全面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作了必要的过渡。《决定》总计10个部分，其中经济方面的有11项内容：一、全面改革经济体制的需要更为迫切，且条件已经具备；二、社会主义的经济，应当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它既非僵化的计划经济，也非完全由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三、中国的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须下最大决心，以最大毅力，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规定的改革目标是：“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
这就清楚指明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改革不能只是对它进行修补，而是需要对它进行具有根本性质的变革；四、以往之计划经济的体制有诸多弊端，与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不能适应：五、经济体制之改革须以城市企业为重点，其要旨在于解决好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六、“实行政企分开，所有权同经营权分开”，“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七、同时实施计划体制、价格体制、国家机构和劳动工资制度的配套改革；八、政府原则上不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少数具有直接经营管理企业责任的经济部门，也须简政放权；九、改革过分集中的价格管理体制，缩小国家统一定价的范围；十、按劳分配，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便全社会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富裕；十一、对外开放为基本国策，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开拓国内国外两个市场。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计划经济的传统束缚，以摧枯拉朽之势，激励亿万人民从实干中学习，所到之处大量社会财富便涌现出来，其结果是从1984年至1992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针对这个《决定》，邓小平的评价是赞扬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邓小平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决定》继承了马克思经济学的根本原理，奠定了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为长远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意义极为深远。
市场经济：整体大于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