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城市群之一，近年来超过在改革开放中起步较早的珠三角。珠三角也不示弱，拿出“两个珠三角”的应对战略：一个是广东珠三角；另一个是近几年兴起的“泛珠三角”。目前广东珠三角已成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高度外向的轻纺加工制造业基地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粤港澳珠江三角洲”经济综合体直接腹地，成为拉动珠江流域经济共同发展的龙头。“泛珠三角”是东中西部联动合作，互补性强。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9个省区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于2004年6月在广州签署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依然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依然是我国投资活动最为活跃而集中的区域。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支持东北老工业基地加速调整、振兴的战略决策为东北地区的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东北地区从2003年以来迅速发展，正开始走向全面振兴。从中国经济的全局上看，东北振兴是以较小的成本在较短的时间内换来了巨大成功。2007年8月国务院批复了《东北地区振兴规划》。《东北地区振兴规划》目标可以概括为“4个基地一个保障区”定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装备制造业基地，国家新型原材料和能源保障基地，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和农牧业生产基地，国家重要的技术研发与创新基地，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区。可以说，东北地区有望成为中国新的增长极。
中国中部地区包括河南、安徽、湖南、湖北、山西和江西6省，它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和制造业基地，也是中国重要的物资和产品集散交换中心和交通枢纽。从2005年中央实施中部崛起战略以来，中部地区已经摆脱了“中部塌陷”的阴影，发展突飞猛进。例如，安徽是中部地区靠东的省份，积极主动融入长三角，“左右逢源”；河南在农产品深加工上取得重要突破，形成双汇等一批龙头企业，河南安阳开办了中国文字博物馆，显示了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心；湖南以三一重工为龙头，带动一批装备制造业企业上市，同时在传媒文化业也有不可忽视的竞争力。
在中央政府的授权和指导下，地方政府正在进行三项制度试验。一、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试验区是上海浦东新区和天津滨海新区。2005年6月，国务院批准浦东进行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2009年，经国务院批准，上海浦东新区与南汇区合并，演绎一个区域合作的大手笔。2006年4月26日，天津滨海新区获国务院批准，成为全国第二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已经争取到股权交易平台的试点机会，并率先举办“中国投融资洽谈会”。二、“统筹城乡”试验。试验区是重庆和成都。2007年6月，重庆市、成都市被批准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点进行城乡一体化的实验。2009年5月，全国第一份土地流转合同在成都诞生。三、“两型社会”试验。试验区是湖南长株潭城市群和湖北武汉1+8城市圈。2007年12月，国家批准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长株潭已经开始进行同城化的试验。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发现并赞扬了地方的创新精神，“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经验很多，从各省的报刊材料看，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好嘛，就是要有创造性”。
中国创新先锋：深圳
深圳是“中国创新先锋”，以敢于突破和敢于反思的特区精神，在激烈的区域竞争中，杀出重围，终于找到了它的定位。在短短30年内，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现在这样一个有着1400万人口，活力四射的国际化城市，如果这不是奇迹，就一定是魔幻！深圳特区从诞生起，以“摸着石头过河”和“敢闯敢试”的精神，不断改革创新，率先改革劳动用工制度、率先发行股票、率先取消票证放开价格、率先拍卖国有土地使用权，冲出了计划经济体制的重重藩篱。
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采纳了广东省委负责人关于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和汕头开办出口加工区的建议，并当即表示：“还是办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划出一定的地区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和港澳商人的投资场所。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颁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宣告了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在“招商局蛇口工业区”建立之初，建设者们喊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成为1984年的流行语。当年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的财务部，发展成为现在的招商银行。
2003年深圳讨论它的发展战略，反映了深圳的睿智。2003年年初，一篇2万字、题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长文在网上火热传播。作者通过一系列事件和现象，认为深圳可能被上海所取代。文中写道：“谁抛弃了深圳？从地缘条件和时代背景来看，深圳近年来竞争力下降是因为处在时间和空间的不利地位，但这是深圳被‘抛弃’的表面原因所在，因为时空因素的限制，是一个经济系统在发展到一定规模后无法回避的问题，而深圳特区却在这个转型过程中表现出的茫然和不知所措却是有更深层次原因的，那就是深圳过去22年的发展更多是得益于政策倾斜和优惠，而没有建立起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也没有确定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发展战略。”作者警告道：“看来，抛弃深圳的不是别人，正是深圳自己！”中国第一部民间版城市蓝皮书《十字路口的深圳》认为，从1998年至2003年，可以称为深圳的“迷惘时代”，认为“不要说倒霉，这是成熟的代价”。
现在看来，2003年的担心是多余了。深圳已经找到了其自身定位。1992年，深圳市委、市政府针对股市、贸易、房地产三大行业产生剧烈滑坡的情况，“三来一补”加工贸易还很红火的时候，主动进行结构调整，避开香港和上海在金融领域的优势，提出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战略方针。以后的历届市委、市政府都坚定不移地加以贯彻并不断把它推向新的高度。1999年，在亚洲金融危机余波未散的时候，深圳抢先举办“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经过9年的努力，终于把虚的事情逐渐做实了。深圳已经培育起了难得的创新文化，容忍失败，敢作敢为，孕育了大量中小科技企业，研发活动成为企业的核心业务，创新成为一种习惯，形成了“90%以上的科研机构设在企业、90%以上的科研人员在企业、90%以上的科研经费由企业投入、90%以上的专利发明产生于企业”的格局。两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通信设备供应商华为和中兴通讯的总部都在深圳。2004年，深圳证券交易所获准推出中小企业板；2009年又“十年磨一剑”，争取到创业板，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主板市场形成错位，赢得长期的发展空间。
创新的深圳逼迫人们在创新的“刀尖”上跳舞，引领中国的创新，20世纪90年代，一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红极一时，其中的经典名言是：如果你爱一个人，送他去纽约吧，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送他去纽约吧，因为那里是地狱。而今天，中国的深圳堪比美国的纽约，如果你爱一个人，不用送他（她）去纽约了，失业率太高，送他去深圳吧，因为那里是他永远的故乡；如果你恨一个人，不用送他（她）去纽约了，成本太高，送他去深圳吧，那里永远都不会是他的故乡。
中国经济的鲶鱼：浙江
浙江省地处东南沿海，自然资源相对贫乏。出于备战的需要，改革开放前30年，国家在浙江的人均投资只有420元，属于全国投入最少的省份。但依靠企业制度创新和政府职能转换，浙江民营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经济发展充满活力。
挪威人爱吃沙丁鱼。挪威人在海上捕得沙丁鱼后，如果能把它活着运回港口，卖价就会比死的沙丁鱼高好几倍。但是，由于沙丁鱼生性懒惰，不爱活动，返航的路途又很长，因此捕捞到的沙丁鱼往往回到港口时就已经死了。在捕鱼的船中，只有一位船长的沙丁鱼在回到港口时仍是活蹦乱跳的，所以他赚的钱也比别人多得多。由于这位船长严守秘密，直到他死后，人们才发现他的鱼槽中只不过是多了一些鲶鱼。原来当鲶鱼装入鱼槽后，就会四处游动，而沙丁鱼群发现这一不同类分子后，也会紧张起来，开始游动，如此一来，沙丁鱼便能活着回到港口。这就是所谓的“鲶鱼效应”。浙江正是“中国经济的鲶鱼”。浙江又是“浙江人经济”，大量浙江人走南闯北，可以夸张地说，1/3浙江人在省内，1/3浙江人在省外，还有1/3浙江人在国外。本来缺乏商业传统的许多内陆地区，都被浙江创业家们搅动起来了。正可谓“浙江舞动中国，中国舞动世界”。在浙江，人们并不在意个人创业的失败。一位成功的企业家曾办过8家企业，其中7家失败了，但最后一家让他变成了亿万富翁，因为他们知道，办一家企业的失败不算真正的失败。浙江上市企业数量全国第一，另外还有大量的较有规模的民营企业正在寻求上市。
提到浙江就必须提到温州。温州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勇于开风气之先，创造了闻名全国的“温州模式”。如今，不仅在全国，在全世界都遍布着温州人拓展发展空间的足迹，享有“中国犹太人”的美誉。2007年温州人均GDP达到3730美元。温州民营经济发达，经济发展速度全国领先，“陆上温州”取得实效，以洞头县打造的“海上温州”规划宏大，国际化已经初见成效，具有体制、机制方面的可持续稳定发展的优势。温州市坚持全民创业、全面创新，出现了大企业“井喷”的现象。2007年，温州市拥有产值超亿元的企业641家，其中产值超5亿元企业70家，超10亿元企业33家，17家企业集团跻身中国企业集团竞争力500强，产业不断升级，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步子快，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中国的芝加哥：重庆
1997年，重庆成为中国第4个直辖市。直辖12年，重庆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发展势头锐不可当。在区域形象设计中，整体形象简洁清晰，准确的区域形象定位反映重庆的战略地位定位。重庆和美国的芝加哥在产业结构上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美国的芝加哥是一个老工业基地和城市转型的好例子。如果说上海相当于美国的纽约，那重庆就相当于美国的芝加哥。
重庆正努力建设“长江上游的商贸中心、金融中心、科教文化信息中心”的功能定位。重庆实施了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战略定位和三个功能定位(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信息中心)。实现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目标分三个阶段：第一步，2006～2010年，城市基础建设的成熟期和支柱产业的培育期。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超过工业投资；第二步，2011～2015年，城市的功能培育期和产业升级期，重庆工业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内生动力。同时，重庆主城区出现都市型产业集群；第三步，2015～2020年，城市的功能发展期和主导产业更新期，完善与强化中心城区信息、金融、商贸功能，集聚发展现代服务业和都市型工业。高新技术和金融服务业将占总投资的50%以上。
第二节 中国模式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