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大书院
1. 中原双星
宋代繁荣的文化得益于宋代发达的教育，而宋代教育发达最明显的表示就是书院的兴盛。著名学者胡适在《书院制史略》中说“在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的渊源，惟书院是赖，盖书院为我国古时最高的教育机关。所可惜的，就是光绪政变，把一千年来书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要知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
纵观几千年中国文化史，宋代书院可以称得上是“史上最牛大学”。人们常说宋代四大书院，不过哪4个说法纷纭。就像今天讲哪几所学校是世界一流大学，肯定是说法不一。比较重要的说法有：南宋大诗人范成大说徂徕、金山、岳麓和石鼓是四大书院。
南宋大学者吕祖谦讲嵩阳、岳麓、睢阳和白鹿洞是四大书院。
宋元之际大学者马端临认为白鹿洞、岳麓、石鼓和应天为四大书院。
到了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提出嵩阳、睢阳、岳麓、白鹿洞是北宋四大书院；岳麓、白鹿洞、丽泽和象山为南宋四大书院。
应该说，宋代有很多著名书院，像石鼓书院、徂徕书院、茅山书院、华林书院、丽泽书院、象山书院和白鹭洲书院等都是其中的翘楚。从两宋数百所书院中挑出4所有名的出来很容易，但是要让所有人达成共识却很困难。不过关于4大书院流传最广的说法是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岳麓书院和白鹿洞书院，这4所书院对宋代文化以及宋以后的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可能有所缺漏，但是这4所书院确实很有代表意义。
位于商丘的应天府书院和位于登封的嵩阳书院，是中原大地上两颗耀眼的明星。在北宋文化史上，它们的地位不可撼动。
从人才培养来看，应天府书院无疑是北宋书院中首屈一指的。
分裂动荡的五代十国时期，作为历来兵家必争之地的中原，官学遭受破坏进而庠序失教的状况较全国各地更为严重。民间的文化力量却极为坚韧，私人创办书院和学舍之风便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作为应天书院前身的南都学舍就是在这个时期建立。
南都学舍由当时宋州热心教育的知名人士杨悫创办，并且得到了当地最高军政长官将军赵直的鼎力相助。杨悫悉心培养了一位杰出弟子，叫做“戚同文”。杨悫死后，戚同文为了报其教育之恩，在赵直的帮助下筑室教书授徒，学生有百余人。宋初的著名人物许让、宗度和王砺等进士皆出其门，一时间声震朝野。
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归德改称“宋州”，北宋政权为选拔急需人才，实行开科取士。南都学舍的生徒参加科举考试，登第者有五六十人之多。文人和士子慕戚同文之名不远千里而至宋州求学者络绎不绝，出现了“远近学者皆归之”的盛况，南都学舍逐渐成为一个学术文化交流与教育的中心。
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戚同文去世。虽受赠礼部侍郎，但南都学舍的工作却一度中断。
宋仁宗初年，北宋著名文学家晏殊任应天知府。任职期间，晏殊对书院教育极为重视。他大力聘请名师任教，使应天书院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宋仁宗庆历3年（公元1043年），又将应天书院改为南京国子监，与东京（汴梁）国子监和西京（洛阳）国子监并列为全国最高学府。
范仲淹与应天书院有不解之缘，学成于应天书院的他，后又授学于这所书院。促成并见证了应天书院的最辉煌时期，使京东之学风一时大振。
那是在宋仁宗的时候，范仲淹因母亲去世，遂辞去了兴化县令的职务在应天居丧。晏殊特聘服丧在家的范仲淹主讲于应天书院，范仲淹欣然受命，“日于府学之中，观书肄业，敦劝徒众，讲习艺文，不出户庭”。
有一个故事足以成为教育史上的佳话，范仲淹主持应天书院的时候，有个姓孙的穷秀才乞讨着前来拜谒他，范仲淹就给了他1 000文钱。第2年，这位孙秀才又来了。范仲淹又给了他1 000文钱，并问他为啥不安心读书，而要汲汲于道路？孙秀才戚然动色，说：“母老无以养，若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
范仲淹一听，觉得他是块读书的好料，说：“我听你说话，从言语之间觉得你不是乞客，这两年匆匆忙忙风尘仆仆能得到什么呢？严重地荒废学业。我现在给你补一个学职，一个月可以得到3 000文钱，你能安心学习吗？”
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大喜过望的孙秀才从此就跟随范仲淹学习《春秋》。孙秀才是一个吃过苦的人，学起习来那也是废寝忘食，颇有范仲淹当年之风。又过了一年，范仲淹服丧期满。离开睢阳到京城上任，孙秀才也辞去学职回家去了。
又过了10年，范仲淹听说山东泰山脚下有一个叫“孙明复”的先生。道德高尚，以传授《春秋》而闻名天下。原来，孙明复就是当年跟随范仲淹学习《春秋》的孙秀才。不久，孙明复就被朝廷召到太学任教。对于这件事，范仲淹感慨道：“贫之为累亦大矣，徜因索米至老，则虽人才如孙明复者，犹将汩没而不见也。”
由于名师任教，整饬学风，四方学者纷纷慕名前来就学。范仲淹凭借自己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治学精神和忧国忧民的言行，赢得了学生的拥护和爱戴。应天书院在全国的地位达到了空前未有的高度，一时“人乐名教，复邹鲁之盛”，俨然为中州一大学府。北宋中叶的政治与文化名流如孙复、胡瑗、石延年、韩琦、富弼、文彦博及蔡襄等都是从这里走出，为这所书院赢得了无上的荣光。
《诗经》中说：“嵩高维岳，峻极于天。”嵩山少林，威震天下。不过嵩山不仅仅是佛教名山，三教均有自己的立足之地，少林寺、中岳庙和嵩阳书院鼎立而三。
著名学府嵩阳书院坐落在气势磅礴的嵩山南面，书院是儒家文化的圣地，然而在五代之前它却是佛教和道教文化场所。早在北魏孝文帝太和8年（484年），这里就修建了嵩阳寺；而隋唐的时候，又改为嵩阳观；到了五代后周的时候才建成了书院。宋朝崇尚文治，太宗至道3年（997年）赐名“太室书院”，还赐给《九经》；宋仁宗景祐2年（1035年）赐名“嵩阳书院”。
离嵩阳书院不远的地方是在历史上具有盛名的崇福宫，它是朝廷“设祠禄之官，以佚老优贤”的场所。其实就是闲官，但这些闲官对嵩阳书院的发展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因为能够担任此闲官的通常都是名臣大儒，是学术界的风云人物，而领崇福宫的官职之后通常就会在嵩阳书院讲学。
宋代到嵩阳书院讲学的大师有范仲淹、司马光、张载，以及杨时等，《资治通鉴》的一部分是司马光在这里编定的。在这些名师之中，对嵩阳书院的发展最具历史意义的是二程兄弟的到来和讲学。
如果说范仲淹是应天书院的灵魂人物，而二程则是嵩阳书院的核心人物。
二程曾经在嵩阳书院讲学多年，当时各地的学者慕名而来。多的时候甚至有数百人，可见他们的学术号召力之强。治平3年（1066年）程颐在嵩阳书院用理学的观点讲授《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将这四书作为学生学习儒家思想和探寻孔子本意的基本教材，后来朱熹编辑的《四书集注》就是程朱理学最为著名的代表之作。
程颢讲学循循善诱，后人说“先生之门，学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贤愚皆获其益。如群饮于河，各充其量”，而程颐颇为严格，“平生诲人不倦，故学者出其门最多。渊源所渐，皆为名士”。总而言之，名师出高徒。他们的弟子后来遍布全国各地，将他们的学术思想广泛传播。到了南宋，经过朱熹和张栻等人的努力，理学在南宋后期成为正统学说并统治后宋中国数百年。
靖康之变后，中原的书院风光不再。无法再担当文化传承的重任，但是它们曾经在文化史上的重要作用一直为后世所铭记和颂扬。
2. 岳麓书院
五代战乱，文教不兴。然而民间却孕育着文化的力量，那就是民间书院的萌芽。宋初天下走向太平，形成了兴办书院的热潮，岳麓书院应运而生。
不过要说起岳麓书院的源头，还得提到两位和尚，一个叫智璿；另一个连名字都没留下来。他俩虽说是和尚，但对儒学很推崇。于是就在岳麓山下找了块地方，建了几所房子，购买了一些书籍。当地的读书人有地方住，有书读，然后就有了一个学校的雏形。
开宝9年（976年）的时候，潭州太守朱洞把这个僧人办的学校扩建了一下，岳麓书院诞生了。后来的潭州太守李允则在真宗朝继续扩建，又请朝廷赐了很多书。大中祥符5年（1012年），周式任岳麓书院山长，他是见于岳麓书院史志记载的第1位山长。
山长这名字听起来就有一种高逸且位尊的味道，却又显得很亲切。山长是书院的主持者，不是一个官职，这在官本位的中国实在是难得。山长一般由那些德高望重、学识渊博且热心教育的人物来担任，周式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他是位很优秀的教育家，一下子就把岳麓书院办成了国内知名院校，自己也成了教育界的名人。
宋真宗一直很关注岳麓书院，听说周式学问好，办学办得不错。于是召见了他，还让他当国子监主簿，留在宫中讲学。对于一般削尖脑袋往上爬的利禄之徒来说，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可是周式不干，他坚持要回岳麓执教。
周式的坚持让宋真宗大为感动，于是答应让他回山，还赐给他一些书籍。并亲笔题写了“岳麓书院”的匾额，这下岳麓书院的名气更大了。
不过，真正使岳麓书院在教育领域有了不可撼动的地位还是在南宋，这是岳麓书院的鼎盛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