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钱树自发现以来就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目光，这不仅是因为摇钱树的形制特殊，更重要的是它最能体现西南区域文化特色，很多学者力求通过摇钱树来揭露西南地区精神信仰体系。摇钱树由特定形状的树座、树上的神仙、道佛人物、飞禽走兽等构成了一个复杂的体系，要合理地解释它，就必须把它放在巴蜀乃至西南地区这个大背景下，需要对西南地区的民间风俗、宗教等精神信仰有一定的了解。可是文献对于摇钱树并没有直接的记载，对巴蜀地区的民间宗教风俗信仰也知之甚少，于是研究者们把目光转至文献资料记载比较丰富的中原地区，套用中原的文化背景来解释摇钱树所表现的思想体系，但是中原地区关于汉晋时期的精神信仰体系也未能完全建立，不能完全套用，所以只好将摇钱树各个部分形象分割出来，结合文献中的片断分别解释，或者再结合人类学、民俗学、其他考古资料进行论证，然后将各个部分的研究结果拼合起来。实际上现在对于摇钱树的研究还处在一种“拼凑”状态，这样拼凑出来的结果能否反映真实的情况还是值得再讨论的，这或许就是摇钱树研究争论不休的一个重要原因。此种情况正如谢柏轲（JeromeSilbergeld）在评述对于马王堆帛画释读莫衷一是的局面时所说的那样：“我们真能相信如此精工细作、天衣无缝的画面是以如此散漫不一的文献材料为背景创作的吗？一个形象来自这个文献，另一个形象来自那个文献？”这段话用于摇钱树研究的评述也有几分适合。
摇钱树究竟反映了一个什么样的文化信仰体系，本书难以回答，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文化信仰体系在汉晋时期对峡江地区产生过强烈的影响。
5.铜棺饰。
铜棺饰是峡江地区较有特色的器物。根据其出土组合情况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 铜璧形器、双龙头形铜簧、球形管三种器物共同出土，器表多鎏金，时代从西汉晚期至蜀汉。云阳走马岭墓地出土多件，根据现场观察，这三种器物出土时相距很近，有的甚至叠压在一起，多发现于棺不远处，初步推测为装饰于木棺之外一套组合器物。云阳李家坝M37、故陵M8、小厶姑沱M1等多处也发现此类器物，原报告将三种器物分开叙述，未作一套器物。
第二类 鎏金铜牌饰，多为璧形，器表装饰各种图像。巫山县80年代出土10多件，近来巫山双堰塘M705、麦沱M47等墓地也有出土。这批铜牌饰多为东汉晚期，巫山双堰塘可能早到东汉中期。
第一类器物组合虽然少见于峡江以外地区，但是其中的双龙头铜簧形象在其他地方比较常见。建国初期对铜簧的命名和用途曾有一次讨论，20世纪90年代以后又出现一次研究高潮，其中以岳洪彬先生的考证最为详细、有力，他认为铜簧渊源于玉簧，最早于春秋末年出现于中原地区，后向外传播，西南方向则进入四川盆地，西汉初在墓葬中消失不见。结论基本正确，但从峡江的资料来看，铜簧的下限至少在东汉时期，只是与其组合的器物发生了变化。战国至西汉时期，与铜簧相组合的器物主要有铜铃、钱币、铜环、玛瑙环、骨珠、料珠等装饰品，未见和铜璧、球形管的组合。根据岳洪彬先生的启发，在马王堆“T”字形帛画上找到了来源，帛画中部有一大环璧，其下为簧，但是未发现球形管，看来西汉时期簧和璧的组合已经出现并用来表现特定的意义，同时说明峡江地区第一类铜棺饰组合及其所表现的文化背景受到了长江中游的影响。所以峡江地区发现的铜簧渊源中原地区，至西汉时期铜簧在其他地方逐渐消失，却在峡江地区与铜璧、球形管共同构成一套组合，作为木棺的装饰物保存下来，成为峡江地区非常有特色的一套器物。
第二类铜棺饰，笔者以为其来源于第一类器物，是第一类器物组合的图像化。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第二类铜牌饰出现时代晚于第一类铜棺饰，第一类铜棺饰最早出现于西汉晚期，而第二类铜棺饰多数为东汉晚期，个别早到东汉中期，存在继承的可能性。第二，圆形铜牌饰和第一类铜棺饰组合中的铜璧形器，形制相似，都是璧形，只是铜璧形器为素面，而铜牌饰器表錾刻图像，第二类的鎏金铜牌饰很有可能是从第一类棺饰组合中的铜璧形器演变而来。第三，两类棺饰的意境相同。从鎏金铜牌饰上的图像来看，第一类棺饰组合实际上已经浓缩于第二类棺饰器表的图像中，《重庆巫山县东汉鎏金铜牌饰的发现与研究》一文中的 A2、A3、A4、A5、A6、A7型铜牌画面上的两阙之间都有“虹拱状物”或人字纹，其下为圆形璧孔，兼有钉孔的作用，实际上就是簧和璧，虽然还不能确定画面中是否有球形管的存在，但第一类棺饰组合中的两种器物见于画面之中。关于璧的作用，研究文章很多，一般认为和天界关系密切。铜簧在墓葬中除了装饰可能还有“打鬼升仙”的作用，“打鬼”的证据似乎不太充分，但是升仙是毋庸置疑的。第二类铜棺饰的意义很多学者进行了研究，多认为和升仙有关，这和第一类棺饰中的簧和璧表达的意义是一致的，而且对于推测第一类铜棺饰在棺木上的装钉方式也有帮助。所以第二类铜棺饰无论从形制上还是表达意义都受到第一类铜棺饰的影响，至少其部分“创意”来于第一类铜棺饰，但更为简单、实用，画面的意义更为深入、广泛。
三 瓷器
峡江地区出土瓷器最早为东汉晚期，数量很少，器形仅见罐、盏、碗等，蜀汉时期逐渐增多；两晋时期，六朝时期所能见到器形的大部分已经出现，并取代陶器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器物。瓷胎主要为灰白色，其次为灰胎、灰红胎；釉色有青黄、青绿、黄褐、褐色等，有些装饰釉下褐彩，釉多不施及器底；纹饰以弦纹为主，其他还有回纹、方格纹、太阳纹、叶脉纹等，有些器物内壁留有多个支钉痕迹。
已有研究者对四川地区出土的东汉至六朝的瓷器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虽然都比较倾向四川地区的发现瓷器为本地所产，但至今未发现确切的窑址，四川目前发现最早窑址为南朝，所以六朝早期及以前的瓷器是否为四川本地所产还是一个疑问，不能排除其他地方的可能性。有人对永兴双包山二号墓出土的一件原始瓷壶进行了微量元素测试，发现其产地可能是江西吴城或附近地区。此壶时代为西汉前期，此时四川地区还没有生产瓷器，但已从外地输入瓷器。还有一例，陕西安康在80年代发现了一批青瓷，时代为六朝至隋唐，李辉柄先生进行了研究，认为这批青瓷基本属于南方青瓷系统，六朝时期的鸡头壶、盘口壶、四系罐等与江苏、浙江地区出土的大批青瓷相同，隋唐时期的青瓷又与湖北、湖南完全一样。汉中自古以来的地理人文环境和四川地区比较相似，汉代属于益州的范围，发现的这批瓷器或可说明到六朝以后四川虽然已能生产瓷器，但是很多瓷器都从长江中下游地区输入。
本书涉及到的瓷器时代在东晋之前，此时四川尚未发现确切的窑址，所以不一定是来自于四川地区。汉晋时期峡江地区也未生产瓷器，虽然中坝、上油坊等遗址发现了东汉时期的窑址，但是在窑炉及其周围却未发现生产瓷器线索，直至六朝、隋唐时期虽然发现了大量的瓷器，仍然没有发现瓷窑遗址，相反一些现象却表明一直到唐代峡江地区的很多瓷器仍然来自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湖北巴东孔包唐墓M105中发现一件青瓷盘，底部写有“吴×”，此处“吴”字应该表示吴地的意思，说明至唐代长江中下游仍然是峡江地区瓷器的重要来源地。
笔者以为峡江地区的汉晋瓷器主要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而且以长江中游为主。汉晋时期全国重要的瓷窑多集中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主要的窑系有越窑、岳州窑、洪州窑等，越窑早在汉代已经生产，这个已无异议，但是限于资料，多认为长江中游瓷器生产较晚，目前的考古发现正在改变这一看法，岳州窑至迟在东汉汉安二年（143）已经创烧，洪州窑在汉代也已生产，蒋赞初先生根据鄂城的考古发现，认为长江中游各地的发现瓷器百分之九十左右是产于本地。将峡江地区瓷器的形制、胎质、釉色及演变和长江中游地区比较，发现有很多的一致性，而且峡江地区和长江中游便利的交通、相邻的地缘关系也有利于瓷器的输入。出土的材料也证明了这一点，如巴东东瀼口M3发现的扁圆腹虎子，为典型的长江中游特点。
所以峡江地区的大部分瓷器来自长江中游地区，但是少部分胎质瓷化程度较高，施釉均匀，制作精制的器物可能是来自长江下游地区。由于报告对于瓷器的介绍过于简单，且受条件的限制，无法对实物进行现场比较，所以此处瓷器的来源问题仅是一个初步的推测，最后的结论还需进一步的研究。
四 铁器
至迟春秋时期峡江地区已经发现铁器，秭归柳林溪、巫山县城西北的龙溪、宜昌上磨垴等遗址都发现有春秋时期铁器，且这些遗址均位于峡江东部，在巫山县西北龙溪遗址东周时期文化堆积的第5、6层中还清理出有一些铁矿渣、铜矿渣，所以很可能春秋时期峡区本地已经开始在铸造铁器，属于较早生产铁器的一个区域，因此有研究者推断，“西陵峡地区是目前唯一在遗址的春秋战国层中较普遍发现冶铁用铁遗存的地区，这个地区可能是楚国最早冶铁和使用铁器的地区，也可能是我国最早将铁器应用于农业生产的地区”而三峡西部地区的发现最早的铁器为战国。据此，杨华认为“巴人冶铁技术当是从峡东地区楚人那里学来的(或是楚人传授)”。也有研究者认为峡江西部的“铁器的产生和使用源头应当有两个:楚国和秦国”。
至汉晋时期，峡江地区铁器种类和数量都急剧增加。铁器种类主要有农业生产工具锸、、锄、铲、镰、杵臼，手工工具有斧、锛、凿、削、锯、刻刀，武器有刀、剑、矛、戟、匕首、镞，饮食炊煮器有釜、鍪、罐、灶、温炉、支架，其他有钱币、带钩、剪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