峡江地区的陶俑流行于东汉中晚期、蜀汉前期，此前、此后少见。陶俑在中原地区出现较早，秦汉时期已经非常流行，西汉传入四川（包括重庆）后迅速流行，至东汉四川地区的陶俑最为盛行，无论从数量、质量还是种类都是全国其他地区所无法相比的，同时形成了一些地域特点的俑类。除受中原影响之外，有些俑类还受域外文化因素的影响，如胡人俑、白毫相俑等。下面对峡区出土的特色陶俑分别介绍。
镇墓俑（兽）可以分三型：
A型 蹲坐式，前足直立，臀部坐地，头部无角，小耳，长舌拖地，整体形状似狗。如96丰都汇南M3：13。
B型 蹲坐式，头顶饰双角，耳部变大，吐长舌，面部长方形，近人面。如云阳故陵M9：6。
C型 站立式，执兵器，人面人身，但头部饰有动物特征，吐长舌，整体似武士俑。如巫山麦沱M47：27。
这三型镇墓俑共同的特征是伸长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楚墓中的镇墓兽。楚镇墓兽形象一般是头插鹿角，口吐长舌，下有器座，和峡江地区发现的镇墓兽形状有一定的差别；时间上也存在差距，楚文化的镇墓兽至迟出现于战国早期，战国晚期逐渐消亡，秦汉时期基本不见，而四川地区的镇墓兽一般发现于东汉时期。考虑到长期以来巴蜀和楚在文化上相互影响的传统，其吐长舌的特征应该是从楚的镇墓兽中所继承，所以推测峡江以及四川地区发现的镇墓兽应是受楚文化影响并结合本地文化而产生的。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变，巴蜀地区的镇墓兽无论是形制上还是在墓葬中的意义都与楚镇墓兽有了一定的差别。仅从形象上来看，巴蜀镇墓兽更像狗，狗最传统、最基本的作用是看守，所以巴蜀镇墓兽的“镇墓”意义可能更纯粹些，而楚镇墓兽的意义要复杂得多，当然具体的差别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限于本书主题，此处不再详述。此处将镇墓兽归为受楚文化影响具有本地特点的文化因素。
西王母俑，西王母图像在四川、河南、山东、苏北、陕北和晋西北大量发现。她是汉代画像中最具特色的图像，近年来引起了不少学者对其研究。四川汉代西王母图像具体表现为龙虎胁侍、梯几、华盖、天门几个要素，它们组合在一起构成了西王母偶像的标志。峡江地区以巫山麦沱发现的M47：61比较典型，夹砂红陶，头带戴高巾帻，笑容可掬，袖手交与胸前，圆雕龙虎座。从其形象来看，明显具有四川特色。
庖厨俑的大量发现说明汉代四川居民在饮食上非常讲究，为今日美味的川菜找到了历史渊源，庖厨俑是其民俗的物化表现。
还有子母鸡、俳优俑等，多流行于四川地区而少见于其他地区。
胡人俑，峡江地区发现不少胡人俑，形象多为胡人吹箫，时代从东汉早期至蜀汉，尹俊霞对此有过详细的介绍。关于长江流域胡人来源途径，尹文除对“西南丝绸之路”、“甘青道”、“牂柯道”三条道路进行总结外，还对“零陵桂阳桥道”以及与中原地区的联系进行了探讨。仅就峡江地区来说，由于其特殊的交通位置，胡人俑这种文化因素要么来自西面，要么来自于东方，从目前的材料来看，胡人俑自西域沿甘青道东来可能性比较大。无论胡人来源途径如何，这些胡人俑所表现都是域外文化因素。
白毫相俑，仅在忠县涂井发现数件，多认为与早期佛教有关。有学者根据早期佛像在长江流域分布、演变的总体趋势，认为早期佛像是从长江上游顺江而下传播，罗二虎先生进一步推论长江上游的西南地区早期佛像是从“西北丝绸之路”传入的。但仅就白毫相俑来说，可能是长江中游影响到峡江地区，目前长江中游发现的白毫相俑最多，长江上游发现的比较少。从形制上来看，峡江地区发现的白毫相俑和长江中游地区的有着较大的一致性；两地白毫相俑的时代均在三国、晋，而此时峡江地区受长江中下游影响比较大，所以白毫相俑可能是早期佛教传播到长江中游与其地域文化相结合的特殊产物，然后影响到峡江地区。归为长江中游文化因素。
说唱俑，实为俳优俑，此处略用篇幅予以正名。
俳优俑造型奇特，表情夸张，自出土之日就以很强的观赏性引起了诸多关注。研究者首先遇到的是定名问题，成都扬子山一号墓最早发现这种陶俑，但仅残剩头部，于豪亮先生概称为陶俑头；1957年天回山三号墓又有发现，刘志远先生将其定名为击鼓俑；曾家包汉墓发掘者称其为“说书俑”；以后的报告多称“说唱俑”，目前仍以“说唱俑”名称最有影响。但随着出土材料的增多和研究的深入，一些研究者修正了自己的认识，结合文献定名为“俳优俑”，近来还出现专门讨论俳优俑名称的文章。将此种俑和古代的俳优联系起来，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由对俳优俑本身信息缺乏足够的发掘，单纯的从文献去论证文献，且古代文献记载简略，所以并没有把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架出一个合适桥梁，因此俳优俑的名称缺乏说服力，影响不大，这也是目前“说唱俑”名称依然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俳优俑，就已发表的资料来看，以成都地区发现最多。目前发现的俳优俑均出土于墓葬之中，有明确出土位置的一般定为东汉，且以东汉晚期居多，这类俑体型较大，多在40—60厘米之间，制作精细。
其形象根据执鼓与否，可以分成两类：
甲类 空手表演，此类俑充分利用手足动作、结合身体姿势作出怪样，表情滑稽，主要分布于成都以外的地区。
又可以分两型：
A型 立式，如绵阳九龙山、孔雀村出土的俳优俑。
B型 坐式，如重庆堡山汉墓出土的俳优俑。
乙类 执鼓，一般是左手执鼓，右手执槌，但也有右手执鼓，通过击鼓伴奏来进行表演，面部或堆笑或作怪样，结合身体姿势，非常滑稽。此类俑主要分布于成都地区，其他地方罕见。
分两型：
A型 立式，如郫县宋家林砖室墓出土的俳优俑。
B型 坐式，如金堂赵镇李家梁子M23出土的俳优俑。
两类俑共同特征：男性，相貌丑陋，身体臃肿，大腹便便，身体比例不协调，上身长，下身短，上身袒露，裤子欲落，手、脚乱舞，面部做出怪相，坐式俑一般蹲坐于鼓上。这些陶俑形象给我们传达的信息，就是通过滑稽嬉笑，供人娱乐。
这些特征和汉代文献所记载的“俳优”非常相似。下面对历史文献中所载的俳优特征予以总结:
《史记》卷一百一十二《平津侯主父列传》：
故虽有强国劲兵，陛下逐走兽，射蜚鸟，弘游燕之囿，淫纵恣之观，极驰骋之乐，自若也。金石丝竹之声不绝于耳，帷帐之私、俳优侏儒之笑不乏于前，而天下无宿忧。
《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
荆吴郑卫之声，韶濩武象之乐，阴淫案衍之音，鄢郢缤纷，激楚结风，俳优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娱耳目而乐心意者，丽靡烂漫于前，靡曼美色于后。
《汉书》同传颜师古曰：“俳优侏儒，倡乐可狎玩者也。”
《史记》卷九十一《黥布列传》：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时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当刑而王。”及壮，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当刑而王，几是乎？”人有闻者，共俳笑之。
司马贞注：“谓众共以俳优辈笑之。”《汉书》同传颜师古曰：“俳谓优之亵狎者也，言相与谐谑而非笑之，非以俳优辈相目也。”众人以为黥布说大话而认为他像俳优一样可笑，据此我们可以推断俳优表演时会有很夸张的语言逗笑观众。
《汉书》卷八十七《扬雄传》：
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
淳于髡、优孟被《史记》列入《滑稽列传》，以语言滑稽著称。
《说文解字》：“优，饶也……一曰倡也。”段玉裁也说：“以其音乐之言谓之倡，亦谓之优，其实一物也。”汉代倡和优概念基本相同，常用倡来代替优，所以文献常将“俳优”称为“俳倡”。
《汉书》卷六十八《霍光传》：
大行在前殿，发乐府乐器，引内昌邑乐人，击鼓歌吹作俳倡。
师古曰：“俳优，谐戏也，倡乐人也。”
《汉书》卷五十一《子皋传》：
皋不通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以故得黩媟默贵幸，比东方朔、郭舍人等，而不得比严助等得尊官。
俳倡，李奇曰：“诙嘲也。”颜师古曰：“俳，杂戏也；倡，乐人也；嫚戏，嫚，亵污也；媟，狎也；黩，垢浊也。”
《汉书》卷五十三《景十三王传》：
后去数置酒，令倡俳裸戏坐中以为乐。相强劾系倡，阑入殿门，奏状。事下考案，倡辞，本为王教修靡夫人望卿弟都歌舞。
以上为汉代史书对于俳优的记载，从这几条文献结合后人的注释，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条特征：
(1)俳优通过丑谑、滑稽的表演，以供观众笑乐。
(2)俳优有时“击鼓歌吹”。
(3)俳优也表演“裸戏”。
(4)俳优很有可能都是男性，因为以上材料提到的俳优均是男性。常以“俳优自居”者或被认为似俳优者都是男性，如陈暄，这也从侧面仅有男性作俳优。
(5)俳优和侏儒经常相连共同出现于文献之中，所以俳优的群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侏儒人士。王国维先生认为：“古之优人，其始皆以侏儒为之。”汉代的俳优的组成仍然会沿袭这一传统。后人甚至认为俳优即为侏儒，以下几篇文献可证：
《史记》卷二十四《乐书》：
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淫，溺而不止，及优侏儒，獶杂子女，不知父子。
王肃注：“俳优，短人也。”
《乐府诗集》卷五十六《俳歌辞》：
一曰《侏儒导》，自古有之，盖倡优戏也。《说文》曰：俳，戏也。
其言下之意认为俳优就是侏儒，或是侏儒在俳优这个群体中很有影响，以致时人将《俳歌辞》等同于《侏儒导》。
但并不是所有俳优都是侏儒，先秦时期已经有正常人来从事俳优这个职业。如“俳优淳于髡、优孟”不再是侏儒，淳于髡长虽“不满七尺”但怎么也不能算是侏儒；而优孟“长八尺”，汉代的一尺相当于今天的23.1厘米，优孟的身高在汉代应该算高大了。
通过对历史文献中俳优的解读，我们发现汉代俳优的特征和上文陶俑的形象特征基本吻合，执鼓、袒露、滑稽都可以在以上陶俑中找到，笔者认为这批陶俑就是古代俳优的形象，而且很有可能是俳优中的侏儒。
东汉蔡邕曾作《短人赋》，对侏儒的刻画得非常形象：
侏儒短人，僬侥之后。出自外域，戎狄别种。去俗归义，慕化企踵。遂在中国，形貌有部。名之侏儒，生则象父。唯有晏子，在齐辨勇。匡景拒崔，加刃不恐。其余尫公，劣厥偻窭。啧啧怒语，与人相距。蒙昧嗜酒，喜索罚举。醉则扬声，骂詈恣口。众人恐忌，难与并侣。是以陈赋，引譬比偶。皆得形象，诚如所语。其词曰：
雄荆鸡兮鹜鹈，鹘鸠兮鹑鹑。冠戴胜兮啄木儿，观短人兮形若斯。蛰地蝗兮芦蝍蛆，茧中蛹兮蠢蠕，视短人兮形若斯。木门阃兮梁上柱，弊凿头兮断柯斧。鞞鼓兮补履獛，脱椎枘兮薤杵，视短人兮形如许。
蔡邕此处所描写的侏儒，显然非普通的侏儒了，很有可能是有表演技能的俳优了，所提到的“劣厥偻窭”、“蛰地蝗兮芦蝍蛆，茧中蛹兮蠢蠕”正是俳优俑的形象，俳优俑确实像大腹的蝗虫、肥胖的蚕蛹一样臃肿。
“鞞鼓兮补履獛”还指明侏儒经常踏鼓表演。鞞是一种鼓名，鞞舞一种伴随鼓声跳的舞。此处的“鞞鞨鼓”应该是指用脚去踏鼓伴奏，为了体现滑稽效果，以至于鞋子都踏破了，所以需要“补履朴”。踏鼓表演是汉代常见的表演方式。傅毅《舞赋》中的“蹑节鼓陈，舒意自广”就是描写踏鼓而舞的。还有“七盘舞”就是在舞场中置七鼓，供伎人踏舞。王粲《七释》曰：
七盘陈于广庭，畴人严其齐俟。揄皓袖以振策，竦并足而轩跱。邪睨鼓下，伉音赴节，安翘足以徐击，顿身而倾折。
画像中经常能看到踏鼓而舞的形象，如彭县出土的两件画像砖上有伎人踏鼓而舞。
流行的踏鼓舞被俳优表演所吸收，而乙类B型俑正是这种表演的再现，所以以往所认为俳优俑脚下所踩的圆榻或者圆盘，实际上就是圆鼓。但是俳优的踏鼓姿势远没有舞者那么轻盈、优雅了，多是蹲坐于鼓上，表现丑陋、粗俗，其目的还是逗笑观众。
综合以上各特征，笔者认为这种陶俑的形象就是汉代俳优中的侏儒。此类俑以成都平原地区为中心，分布于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等汉代巴蜀文化圈的区域内。因此峡江地区所出的俳优俑虽然与成都地区有所区别，但还是属于汉代巴蜀文化因素。
12.瓯，仅发现几件。
质地有陶、瓷两种，施釉，侈口，弧腹，平底，圈足，近碗形，时代为东汉至蜀汉。如98丰都汇南M25:43，可能来自长江下游地区。
二 铜器
1.镜。
峡江地区发现较多，种类有蟠魑纹镜、星云连弧纹镜、昭明镜等，皆为汉晋时期中原地区常见类型，归为中原文化因素。
2.铜格铁剑。
扁茎折肩，剑身铁制，剑格铜质，如98麦沱M49：11。此类剑属于典型的汉式剑，来源于东周扁茎折肩铁剑，受到秦铜剑的影响，洛阳烧沟发现多件。
3.釜，根据釜耳的位置可以分两型。
A型 肩腹部多有对称双耳，如赤溪M2:2，敞口，斜折肩，肩上有对称双耳，耳上装饰辫索纹，腹部近直，圜底。
B型 耳立于口沿上，如重庆水泥厂东汉崖墓的Ⅱ式铜釜，敞口，鼓腹，平底，底下有四小足，口沿部有立耳一对。
A型 釜常见于晚期巴蜀文化，汉晋袭之；B型釜常见于西南夷地区，石寨山和赫章可乐遗址都有出土。
4.摇钱树。
峡江地区发现数十株，树座以陶质为主，树干为铜质，树枝上挂有钱币、鸟兽、人物等形象，最早为东汉中期，最晚至六朝早期。
摇钱树是西南地区特有明器，流行于东汉至三国前期，分布地域大致以成都平原为中心、西南地区对外交流的三条主干线上，东线为成都－彭山－乐山－昭通－昆明－大理－保山－印度、缅甸；西线为成都－双流－新津－芦山－雅安－西昌，在昆明与东线相接；北线为成都－新都－广汉－城固－西安。吴桂兵根据秭归、忠县等地出土的摇钱树又加上一条江水道，以成都平原为中心顺江而下。四条线路的中心是成都平原，成都平原发现的摇钱树最多，峡江地区的摇钱树应是从成都平原传播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