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的思维乐趣首先体现为幽默的行文风格。鲁迅的幽默出自对国民性的深刻洞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老舍的幽默唤醒对遭受苦难者的同情，是使人啼笑皆非的幽默，温和而敦厚；钱钟书的幽默是一种脾气，他冷然微笑，在沉闷的人生中透一口气；杨绛是语言平实浅白、性格顽皮豁达的幽默。而王小波的这种幽默方式与其他人截然不同，他大笑着讲述自己经历的荒唐事，好像他不是其中的受害者似的。他使我们认识到人们犯过同样的错误，只是碍于面子，或者怕承认自己的愚蠢而不便说出来罢了。有这么样的一个人的坦白让我们释然，原来有人也做过这么傻的事情。他是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小孩子，让我们认识到自己没看出不蠢，说谎话蠢，同时，也因为荒诞剧的结束而心情感到放松和愉快。他的杂文，喜欢引用故事来针砭时弊，都显得机智幽默。如在《智慧与国学》中，他谈到拉封丹寓言里有一则《大山临盆》，内容如下：大山临盆，天为之崩，地为之裂，日月星辰，为之无光。房倒屋坍，烟尘滚滚，天下生灵，死伤无数……最后生下了一只耗子。他用这个故事来讽刺中国的人文学者弄点学问，就如大山临盆一样壮烈。王小波在《文明与反讽》中提到一个传教士，在传教的时候被一群食人族逮住，食人族在英文里叫“啃你饱”(Cannibal)，这群“啃你饱”就想拿传教士做烤肉。他们把传教士穿在烤炉上用文火烤着，传教士看见自己的下半部分被烤得滋滋冒泡，忍不住说：“喂，伙计，下面已经烤好了，该翻翻个了。”因为依他看来，“任何一个文明都该容许反讽的存在，这是一种解毒剂，可以防止人把事情干到没滋没味的程度”。一个个幽默的故事，使得他的杂文趣味横生，也使“思维”乐趣无穷。
这种“乐趣”还体现在文字的修辞上。王小波并不认为杂文一定“应该有点典故，有点考证，有点文化气味”。他的杂文没有深奥难懂的术语，而俗字俗语随处可见，荒唐经历、笑话故事以及各种各样的调侃成为王小波杂文不可或缺的元素。王小波的杂文充满了谐趣，即在看似漫不经心的调侃中表达自己的观点，而绝少有劝诫和教育类的陈述。比如在《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中，为了表达自己对不自由生活的反叛，讲述了“文革”时期的一头猪的趣事，对猪的形容有“猪兄”、它“跑得潇洒之极”、“猪兄跑起来像颗鱼雷，能把狗撞出一丈开外”等黑色幽默的语言运用，十分精彩。他对自己不拘小节的气概形容为“我老师学问很大，但很天真；我学问很小，但老奸巨猾”。
除此，这种“乐趣”的写作策略还体现在对故事的运用上，这也是王小波杂文十分显著的风格。王小波坦言自小喜欢读闲书，甚至在海外留学多年，各种各样的书都有涉猎。因此，他所运用的故事来自于通俗小说《水浒传》、古典文学作品如《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酉阳杂俎》，还有国外的作品如匈牙利小说《会说话的猪》、乔雯《坎特伯雷故事集》、萧伯纳《巴巴拉少校》，以及诸多西方影视作品。这些故事被作者以极敏锐的思维整合起来，成为一个个服务于杂文需要的材料，在文章中出现。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的自序中说到自己不热衷“正史”，相反更喜欢野史，野史中有许多“有趣”的材料可供选择。
由此，王小波杂文中许多妙趣横生的故事也就不足为奇了。以故事的讲述展开讽喻性的比附，是王小波杂文的特色之一。受其经验自由主义的思想影响，这些故事有相当一部分是他亲身经历的生活故事，即王小波的“乐趣”带有深刻的个人生活体验。在杂文中最具特色的实例是他自己亲身体验过的生活。透过他的杂文，读者可以对中国现代史中的荒诞事件略见一斑。在个人体验中，融入了他对现实的批判，以及对于“自由”精神的追求。比如反映“大跃进”的“生命科学与骗术”：“五八年大跃进时就发明了很多东西。其中有一样，上点岁数的都记得：一根铁管，一头拍扁后，做成单簧管的样子，用一片刀片做簧片。他们说，冷水从中通过，就可以变成热水，彻底打破热力学第二定律。这种东西叫做‘超声波’，被大量制造，下在澡堂的池子里。据我所见，它除了割破洗澡者的屁股，别无功能；我还见到一个人的脚筋被割断，不知他现在怎样了。”对于“发明”展示，既有幽默、快感的体验，同时，又有着对历史的无情批判。再现自己“文革”经历的作品，有着肆意的笑与深刻的沉痛。在《欣赏经典》中，他说：“‘文化大革命’里，我们只能看到八个样板戏。打开收音机是这些东西，看个电影也是这些东西。插队时，只要听到广播里音乐一响，不管轮到了沙奶奶还是李铁梅，我们张嘴就唱；不管是轮到了吴琼花还是洪常青，我们抬腿就跳。路边地头的水牛看到我们有此举动，怀疑对它有所不利，连忙扬起尾巴就逃。”不管是“文革”中的“猪”还是“牛”，都成为这一荒诞历史的见证，又是这一荒诞而充满“思维乐趣”的历史主角。此外还有文学故事，如《水浒传》里戴宗和宋江关于“行货”的对话等；或者是寓言故事和历史故事，比如为了嘲讽中国知识分子故作高深做学问，以见过的一头特立独行的猪为表现对象，讽刺被设置的生活。
三、“理性”：思维的乐趣与文化规制
王小波的杂文充满了理性论证，尽管这种理性是个人生活体验式的理性。许纪霖先生曾说：“王小波给人的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理性，那种清晰的、冷静的英国式的经验理性。”正如他所说的：“理智是伦理的第一准则……它是一切知识分子的生命线。”这种冷静、理性的风格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杂文写作，使得他的杂文充满了理趣。
王小波如此注重理性，主要出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与他的出生有关。王小波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哲学教授。因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王小波兄弟姐妹中除了大哥学了“和理科相近”的哲学外，其余都从事理工类。王小波也不例外。经济贸易是他的本行。这种理科知识培养和背景，使得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有了理性思辨的可能性。二是中国理性的缺乏。古代中国的文化规制并非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的，而是以道德伦理进行国家治理和人际关系维系。所以他认为，传统文化那种凡事以礼为先，重义轻利的伦理根基，不仅是先验的，也是虚伪的。它们走到极端就形成了“文革”的非理性狂潮，使中华民族惨遭浩劫。也正是由于中国的价值观和信仰领域“不理性”的现实，他才高举“理性”旗帜。他曾说，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因为，在一个正常的社会管理下，单单靠个人的信念和操守是不起作用的，而应该纳入理性的轨道。人只有坚持理性，才可能保持思想的独立与自由。王小波进而指出：“任何一种信仰，如果被滥用，都可以成为打人的棍子，迫害别人的工具。”这世上从没有一种“可以狂信而无丧失理智危险的信仰。信神、信天命、信祖宗、信圣人之言、信乌托邦，等等，没有理性的信仰，难免陷入混乱，或被利用”。
这一理性思维，表面上是人对于自然、社会知识的扩充，是发展智力，而实质是对人的尊重，对人的肯定，是对于个体价值的彰显。如《工作与人生》中，他主张把工作作为人生乐趣，作为人生主要的主题；如《个人尊严》中，他提倡把个人尊严和国家尊严一起作为对时事价值判断的标准；如《东坡与东坡肉》中，他区别了对问题本身和对与这个问题有关的名人感兴趣的兴趣。他的杂文，展示了理性思维的乐趣。由此，思维直通理性，坚守理性，人们将自然地变得有尊严，对待自己及工作的方式也将随之发生巨变。也就是说，他理性的思维，其实是自由主义价值的另一种表现。对于“理性思维”的追求，最终成为对于人，特别是个体价值的尊重与肯定。这既是自由主义的价值的落实，而且又成为一种“享受理性思维”的乐趣。
但值得注意的是，王小波的理性是建立在个人经验和体悟的经验主义上的。“王小波的大多数杂文后发现他特别强调经验的证实/证伪作用，而理智则在这种证实/证伪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所以，王小波杂文的精神内核是理智经验主义。”从他的总体表述来看，他的理智经验主义的主要内容是：“1.理智是人的生命线。人必须讲理智，以理智来引导自己的生存，以免再次发生类似于二次世界大战、“文化大革命”那种集体性疯狂中；2.所有的命题、论断、原则、陈述都要经过个人的经验的证实。凡是个人的经验证实少了，就该存疑；3.既然你和我的经验都是有限的个人经验。那么，你和我都没有权利将从有限的个人经验总结出来的准则强加到别人身上，即人是独立而自由的，而理智经验主义所最终指向的必然是以个体为本位的自由主义。”王小波反对瞎浪漫的狂热，追求科学精神。他指出，科学不断创造奇迹，好像很是神奇，但在实际上，它绝无分毫的神奇之处——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言，科学是对真正事实的实事求是——它创造的一切，都是本分得来的，其中包含的血汗、眼泪和艰辛，恐非外人所能知道。同时，呈现为对“善”的执著精神。在伦理道德领域，他详细地考虑有关证据，经过痛苦的思考，才搞清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王小波的“理性思维”，呈现为对于自然界中的“科学精神”和社会道德伦理中的“善”、“正义”的追求。
所以，王小波在他的杂文中展示了他的思考方式，这就是“思维的乐趣”，并以“思维的乐趣”坚守理性、捍卫个体生命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王小波正是有了“思维的乐趣”这一视野，他的作品才释放出启蒙、批判等多元的自由主义价值维度，以及对于理想、真理、心灵等的不懈追求。因此，可以说，“思维的乐趣”不仅是理解王小波杂文和其他作品的一个重要维度，而且也是王小波自由主义思想脉络谱系中一条重要的线索。
(作者单位：成都七中初中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