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我已经主动帮父亲干活。
父亲种了西瓜，我和妹妹时常到田里与父亲一起掐秧，除草，一条秧只留一个西瓜，转眼小西瓜就在眼底下变成大西瓜了，麦熟后不久，西瓜就能上市。
村里种的西瓜不少，偶尔有零星的双排车到村里收西瓜，七八分钱一斤，为了卖个好价钱，父亲决定到城里去卖。
听说要进城，我反复央求父亲，最终父亲同意。
早晨，不到四点，父亲就早早地起来，套上牛车，提前用绳子拴好铁皮的挡斗，防止西瓜掉到地上来，再放上木杆秤。
等我起床了，一起到西瓜地里，与父亲一个一个挑。
我是打下手的，父亲每到一个西瓜跟前，先看个大小，小个不动，大的，先翻身，看朝黄土被太阳的一面黄黄的了，再看西瓜的瓜纹，色深靓丽的先拍拍，“嘭嘭”两声，然后，抱起西瓜，仔细地用指甲把西瓜藤掐断，并告诉我，不要摸皮，带着露珠，还有表面那层白白微霜最好看，然后，如同传送自己的孩子一样递给我，我来回往牛车上放。
放好满满一车西瓜，太阳还在沉睡。
“走，城城，你坐右边，别挤着”
父亲解下牛缰绳，坐在牛车的左前边，靠了铁皮挡，两腿耷拉着，点上颗烟，吸口，拿起横在牛车的鞭子，然后一声“wo!~”黄牛听懂了主人的意思，抬蹄行进。
地点是焦家庄农贸市场，三十多里路，不用一个小时，到了，天已亮。是一个覆顶市场，铁柱作梁，钢架结构，顶棚绿色玻璃钢。
远远的就听见人声鼎沸，劳动人民永远是勤劳的，里面已经停了好多用牛车、三轮车，里面都是青一色的西瓜。
父亲把牛车停了一个空处，然后，站在那里，等待商贩或者买家。
同村秀吉的儿子也去了，在一边朝父亲和我打招呼。
父亲卖西瓜没什么窍门，买卖要赶早，两个多小时后，好多运西瓜来的群众就卖掉了，市场变得不再那么挤闹。
卖西瓜的有商贩，收来西瓜，然后卖掉，这样的人善于与人打招呼。
一旦生人来了，看样子就知道是不是买家。这些人就会迎上去，把人拦住，然后，问声“是不是来买西瓜”，拉到自己的车前。
而农村来的，大多朴实、老实，不来这一套，只有实实在在的东西。
我就在牛车旁边站着，父亲有时看看我，问声“累么”？
“不累”我说，那股兴奋劲还在呢。
这时，一个穿西服的走到父亲车前，先看了看父亲，也许感觉厚道老实，开口问：“大叔，这西瓜是你的么，然后，抱起一个，放到耳边敲了敲”？
“哦，是我的”父亲说。
“怎么卖”？
“一毛二一斤”
“贵了，你再便宜便宜”
“我这西瓜甜，你尝尝”
说着，父亲拿起一个，一刀割开，分成八瓣，送一块给那人，然后割一块递给我，
“城城，饭还没吃，你先吃块西瓜”。
那人也不客气，拿起西瓜，一口咬掉一半。
“嗯，还不错，你再降一分钱，我全要，拉到我们工地上”。
“不降了”父亲很执拗。
“那你自己留着吃吧”说完，西服男就要走。
“好，给你了”！父亲十分干脆。
“那跟我走吧”
父亲说着就要跟那人走，我准备上牛车。
这时，秀吉的儿子过来，耳语对父亲说，“四爷爷，你别去，刚才我们村的大城让一个说是厂子里的人骗了，说好一毛多，去了才给了九分”。
父亲犹豫了。
“你还去不去”那个西服男有些不高兴。
“不去了，去了你们压价我没办法”父亲老实地说。
“不放心？放心吧，我说了算，这点钱不算什么，走吧”。
“哦”父亲显然还在犹豫。
“走吧，反正市场上这么多，不买你的我也肯定能低价买着，再说，也是我的任务，你帮我完成任务”。
听到帮忙，父亲就没再考虑。
拉起牛车，跟西服男到了一家建筑工地上。
先过秤，一共是300多斤，卸下西瓜，西服男找人搬走，说了声，
“你等着”。
然后，长时间不见人。
“爷，那个人是不是跑了”我说。
“我去找找”父亲有些担心，父亲转了半个小时，把钱支出来了。
一毛钱一斤结了帐。
父亲找到年轻人的时候，年轻人坐在一个办公室里，翘着二郎腿喝茶，一幅耀武扬威的样子，父亲苦苦要年轻人结帐，反复说，“你看看，我这从农村来，还带着孩子”。
最后，年轻人放下茶杯，“看你也不容易，照一毛钱一斤，三百斤，也不扣你的，原来说好的价，你就当我送我几盒烟抽了，这是三十来块钱，拿去吧”。
“好，好”父亲答应。
经济发展的同时，欠帐人是大爷，欠农村人的钱更是大爷，甚至要刁难一番，这样的坏风气，也开始在社会上出现。
在村里卖最多九分钱，虽然受了西装男的为难，但价格还说得过去，而且比同村的那个人还高了一分，结了帐，父亲并没有很失落。
回来见到我，很开心，可能怕西装男再出来责难，急匆匆地招呼我赶着牛车走出工地。
出了工地，父亲放慢了步伐，把牛赶到市场边上，找棵树拴上牛，自己走开。“城城，饿了吧，走，我这就给你去买肉火烧”。
过会儿，父亲拿着五个火烧，递给我两个，把另外三个放在牛车里边。
“给奶奶和妹妹都买个，给她们吃”父亲说完，把铁挡板拆下，放到车的后头，牛车宽敞了。
“城城，你坐车里面，先吃火烧，觉着累了，就躺下睡会儿觉”。
父亲仍然坐在牛车的左前方，耷拉下腿，交叉到一起，拿起一个火烧，边赶牛边吃。
秋后，玉米茬被村民们刨出，在地里堆成方堆，准备运回家做柴烧。村里大喇叭吆喝大家到地里分地，四个队，四个组。
那年，村里对土地除了每人一亩半的口粮田外，其余全作价承包。
1994年，全国土地改革，少数地方搞过土地承包，这其实是所谓的第二次土地承包（延包）的开始。1998年，全国范围内广泛进行了第二轮土地延包，这一次国家意图非常明确，强调稳定土地产权制度的重要性，突出“30年不变”，给农民更多的自主权和经营权。这也为2004年稳定和完善第二轮土地延包，土地真正一包三十年不变打下了基础。
但好经不念或把经念歪是常有的事，1998年，个别地区，有的村把土地分得一点不剩，农村继而出现大队办公室、山包、地头、河崖全部均分到户的现象，断了集体的财源，直接或间接导致村级组织建设上出现过一定问题；也有的村象征性地分了地，机动地大面积超标，村集体有大量的收入，而村民要多种地，必须拿钱买地。这是后话。2004年进行了第二轮土地延包的完善。
最终跟在大队伍后面，剩下了一块边角地给了父亲，作为照顾。父亲自那年开始种植边角地，所谓的边角地就是靠路边，或一片成规模粮口的角，或靠树林的低产田。
福生家爸爸是不吃“国家粮”的，但“国家粮”在群众的眼里已经淡化，群众靠辛勤努力，在土地上耕种，收获的已经远大于“国家粮”政策规定拨付的粮食、油品，福生的爸爸也跟着拿钱包了几亩地。
“国家粮”政策始于1955年，我们县较长一段时间的供给标准是，轻体力三级每个月供16公斤粮食……。食油定量每人每月0.25公斤。20世纪九十年代后，在农村“国家粮”人员与普通群众的生活差距越来越小，已经没了优势。到1997年，我们中考那年，成品粮变由市场调节，粮油供应工作自行终止。
也是从1994年开始，群众对土地的观念开始发生转变，大集体时期随处可见的低洼地、存水地，随着水的干涸，以及以前的撂荒地，都被群众耕种，几年后，收归集体所有。关于村的林子、山包确权，在村民口中已开始议论。怕种地多思想随之悄悄转变，群众种地积极性提高，这就催生了部分村庄竞价承包的热潮，这当然也与市场经济的润物无声是一致的。
村里分地优地优价，优价先选，没有钱，只能每次都等到大家选完，才有资格开口说话。那时，父亲已经放弃了所谓的人格尊严，唯一信念就是手中一定要有地，坚强地让这个家活着。或者以极少的钱要一块地，或者“空手套白狼”央求给一块地，村里土地每年一承包，要一块地的艰辛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这也是我以后才知道的，会在1998年的第二次土地延包时向大家如实描述。
从那以后，父亲都是劳作在靠路的树荫下，别人不愿种的边角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