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荒原的中心，四周是芦苇和枯草。遥远的湖光上浮动着秋季将逝的纹理。苍白的雾气之中，一切都消失于静顿的谷底。这是在南部丘地写生时的情境。陈日的年代和那些行将消失的事物在隐秘的深处书写着历史的斑痕，这种风流云散的寂寞正在以火热而内蕴的激情通过苦难追求完善，它最终将引人奔向彼岸的神秘之地。时间在我这年的断层上遗留下不少深刻的事情，彷若生命瞬间恩赐无数的食粮。我的成长在此时变得如此茁壮，在身体的内外，被激发出的渴望与诗意渐渐覆盖住积雪般的悲伤。像风，重新回归田野与泥土。命似锻炼，经历过磨难的个体会再次找到意义。身体与心灵的感官体验，填充了以往的苍白与坠落。于我而言，这几乎成为了全部。
写作《16mm的抚摩》时，我也是个人居住北京。但彼时与此时尚显差异。硬朗的风气逐步在生活里突起。这个时段我常常会陷入有关静灭的超验的境地。在每一件日常事物的内部，都似乎储存着一个敞开的空间，吸收着万物的消耗，逐渐归于虚无。即使一再喧嚣的场所，都被剔除浮华的表面，成为一幅因接近本质而格外清冷的画图。四季的迁移和转化。我在落叶和繁盛的日落大道仔细地聆听雀鸟回巢的声响。就这样走过无数个被路人遗忘的角落。生活的迷茫消散之后，它更像是你所拥有，它更像在此时此刻。北京的冬季常常会把切细节僵冻，仿佛天地之间只有迷茫的雪地。但这正是我所喜爱，这可以使人的外界与内心的活动空间和内涵保持川流不息的均势。真正的坦然应该包括这种迷恋的精神。尽管我深知对于消逝的生命，这仍旧是个悬案。
康拉德·斐迪南·迈耶尔在《死者的合唱》中书写了对于死亡这个模糊不定的称呼的理解“世间的全部变迁，都是我们靠通用的原理发现的东西结合。还有我们的声音，形象和诗歌，在灿烂中夺取月桂，我们再寻找海中的目标，为此受到尊敬并得到供奉。”在尊敬和怀念的引导下，我直试图与父亲保持思想联系。这种联系能够规避草率和浅薄的不幸意识以及平庸陈腐的忧郁焦虑。成为希望之词的反省能够关怀真正人类的现实。这个现实不会再被无名进化的波浪所席卷，不再被无关紧要的自然命运吞没。它能够鼓励我们去澄清我们的知觉。对于生者的世界清晰地判断和醒悟。
童年正提早融化的孩子们以及等待生命迁逝的老人之外，我们这代人无疑是当前最年轻的力量。同时我们面对的也是个前所未有的充满未知的另人困惑的时代。发达的媒体文本每日都存谈论着各式各样被发明和被发现的世界危机。但是无可非议的是生活实际的确在变得越来越好。纵横我们这代人的价值图谱，自我的极端标称与物质主义的猛烈回潮都足以让我们的精神生活变得忧心重重。生活的重点似乎只有工作和交友，而思想生活的品质与国家政治将不再是倍受关注的话题。对于荣耀和功绩的定义来自于个人财富与名声的积累，而面对很多社会事业人们却鲜有兴趣。在变得日益匆忙的时候，我们的内心生活在缓慢地解体，一步一步远离梦幻般柔美的自然生活。在与很多80年代的朋友交谈时，时尚的主题也不外乎是一模一样。我们似平在进行一种分裂式生存，一方面我们宣扬我们的独特魅力与成功的心智，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又是极其的一般与雷同。不久前，我被邀请参加个政府举办的慈善晚会。在与当地的官员攀谈的时候，我得知这样一个真实事件，他留学归国的女儿晚上回来，因为家中没有开灯，父母也没有等待，她感觉到自己受了莫大的冷遇，并由此推想自己在父母眼中是何等的渺小，于是放下行李彻夜不归。后来父母向她道歉，解释原因，是母亲腰部过于疼痛，提前入睡，本来是想等她一起吃饭的。女儿非但没有理解，还发出毒誓：以后永不踏进家门。
这是宽容的匮乏。在处理与父越关系的段落上，我们往往把他们当作上帝，而不是也有烦恼的普通人。中国独生子女代和西方社会中孩子成长的实际背景有很大不同。我们诞生的1980年代，缺少了前一代人的计划经济中的温情和交流，又被隔制在后一代人以地球村描绘的生活图景中。因为处在社会的转型期，理想主义的象限在苍白的机制中微弱的挺立。家庭成为了一个密闭的巢穴，它没有同伴，只有父母。一切都围绕着自身旋转。学龄降至，我们大批地被送进学校接受应试教育。竞争和残酷是这时期的主题。在精神状态中我们与外界处于亚隔绝的状态，即使是所谓时事政治的考试材料，也大都与生活包罗万象的生活实际相异。在这样的格局中，我们很容易让处世由自我的对话开始，是我需求什么和索取什么，而不是情况本身到底如何。因为沟通的缺失和教育制度所培养的涉世目标致化，我们这代人将自己看得无比重要。自私不足以完全地概述这种精神态度。对待他者，我们的要求极其严格和苛刻。他者的错误我们视为无可原谅的罪状夸张地批判，嘲讽与言词、文本与手势皆可成为仇恨之火的燃料。对于他者的成功，也很容易表示出毫无理由的蔑视和攻击。人在世间，谁能避错终对。这是我们每个人身处其中的状况。对于他者错误的尖刻的诅咒，应验出的是内心阴暗面积的增加和自身所流露出的自信心的缺陷。幻觉始终围绕着它。本身并不完美的同时要求他者到达完美的决策，说明要求者自觉的缺席。我们的同代人因为微小的理由去伤害和夺取一个人的生命事件早已不是新闻。加之隐藏于显露之下的茫茫人群中的个体间的冷战和攻击，就更为庞大和无法估量。伤害他者在更为隐秘的地方增加了损人的乐趣。连制造舆论的媒体也都因此使津津乐道的本质更显活力。无论如何，谁都曾幻想过乐土般的生活，行为的改变并不是首要的措施，它只是种规则。而对于个体和整个人类影响重大的在乎内心。伯恩哈德·克莱瓦赫在《论归返》中有着卓有实效的载记：“一个爱好和平的人是以德报德的人，只要他所能够办到的，他不想给任何人带来伤害。此外，有一种忍耐性的人，他不会以怨报怨，并且有忍受给他生活带来损害的人的力量，还有建立和平的人，他以德报怨，并且甚至准备帮助损害过他的人。而建立和平的人最终不只掌握他的灵魂，还赢得了许多其他人的灵魂。”
严肃在波普文化所抵制和推排之时，深刻和承担也被粉饰为另人发笑的词汇。当我们向另一个人讲述宽容的话题，他往往会觉得这是在故作镇定。的确，没有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榜样在我们的时代能作为标记告诉公众在新的世纪我们能怎样履行宽容，但是承担意识的大量流失却是显而易见的。在这段年月里，彼此时间的冷漠和高傲都说明自身缺乏这种能力。因为个体不愿承担其他的被他视为没有价值的事物。是否具有价值的判断，与一个人的价值观念有关，但是他的精神气质会决定他的行为。在轻易地对一个事物进行蔑视和否定的评判之前，他首先阻隔了了解这个事物的渠道。即使并不了解，还是很容易发出标称自我强悍的声调。这意味着他认为自身无须承担责任。我们似乎变得日渐轻薄，除了自身之外，我们没有点力量去承载他物。在爱情的幻觉中，我们在对于对方作出一种种幻想性的要求的背面，是我们不愿去承担爱情的责任。浪漫并不是这个看似罗曼蒂克的词语所具有的唯一属性。在家庭组织和社会活动中，个体化的行动逐渐量化。似乎时间紧迫，无法顾及他们的安危。但是，承担的目的超越了内心深处的一种伦理范围。在当代，它的另一个号召性的意义在于，能够督促和使得更多的人去承担。人的心灵需要对有关公众利益的共同事物进行有秩序的参与，而且需要个人对于这种参与的首创精神。对人性行为的某种尊敬和一种普遍的责任，会让我们正常地礼遇其他的人，甚至友好的和万物相处。
价值作用于社会态度之余，更多的还是在确定精神对于周围的某种热爱。信息浪潮的科技革命使得知识与物质的丰盈在瞬间可以超越人们的想象。这样激动人心的时刻培养出了它的众多拥护者。和这些拥护者一样，大部分的人都踏上对于物质幻象的沉迷之旅。即使现在一个刚刚步入中学的城市女生，都知道使用LV皮包能够增加自己的魅力和财富气质。品牌战略在商界被大张旗鼓地成功运用于营销方式中。众多奢侈的时尚品牌自有大帮忠实的消费群体。在一项对于当代中国青年的调查报告中，在问及当你烦恼和困苦的时候怎样重获喜悦的问题时，71%的答卷者选择了去大街购物。也许这并不能反映一个确切的数字，但是这至少告诉我们，和以往的年代相比，我们确实改变了不少。物质化的生活与物质化的思维是否减低了我们真正的思考能力这很难说清楚，然而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对物质生活有着极为梦幻的奢望，这甚至成为了其行为和作为的终极目的。物质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但同时在某方面我们也在海潮般的物质中彼此隔绝。在交流的方式中，物化的人情和表达以及拟人化的物品渐渐替代了原有真实淳朴的语词。正如大量涌入城市的乡村人口，我们离开原有境地，奔赴另一个充斥着虚妄的后物质时代。追寻物质理想的幻象，我们一起沉睡在好像偶像剧般被营造出的繁花梦境中。
城市中的烂漫光辉并不能覆盖住被空洞的表皮所掩饰的虚空与迷蒙。自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五年，我用持续五年的时间采访城市机器中被称为“问题少年”的心态边缘的同伴。作为同代的少年，他们显然和我们身处同样的繁华与忧虑，但是也因为其极端的属性，往往更能直接地把时代作用利用身体和意志表达出来。这些脆弱的心灵的对话，诉说出许多同代人的迷茫和困顿。很大程度上，自我的个性在这个时期被无限的扩增。这里暗藏种极端的面目。五光十色的风景很容易让个坚定的眼光产生疑惑。因为特定的隔绝特性，往往这些疑惑无法得到讨论，只能在封闭的状况下在内心中搁置。但无可否认的是，一个人对于疑惑也是有承受能力的。如同力学带给我们的启示，过量的负重很可能摧毁一个负重的物体。少年们对于安全感的严重丧失，致使他们把与心灵交互的相关事件看作是不安全的象征。在经济增长和城市发展的方案之外，很少有人在乎当代精神秩序出现的危机，就如一片被荒漠吞噬的悲凉的绿林——那些成片枯萎的心灵生活。让人自豪的城市人的身份的外套下，不再有人愿意去关照与重建我们内心的荒废的部分，反而拿现实生活中的世俗的规则去教化他们，来填补苍白的内在与平庸的时日。
新的娱乐方式能够在情感上缓解这种焦虑。但它同时带来了更为可怕的欲望的膨胀。从沸沸扬扬的真人秀的全民关注，到整个社会传播的广泛娱乐化倾向，这让一切看来似乎都能笑而过。尼尔·波滋曼在《娱乐至死》里用这四个字概括我们身处的环境。和他预见性的观察到的一样，这种趋势不会就此终结，它绝对不是短暂时间的社会风貌的痉挛。已经没有多少人愿意沉浸在思想光芒的书籍中与先哲进行对话了。新的劳动方式并不比农业社会时期的耕作制度轻松。使用新式的劳动工具劳动一天回家，我们还是需要面对自己原始的杂耍需求。新的娱乐方式从以电视为主要媒介的领域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感官。然而各个领域都有其娱乐化的旗帜。这些表象很容易让涉世未身的青年们产生种幻觉：一切都是轻而易举的。只要通过一定的娱乐方式我也可能获得财富和名声。紧张的竞争使得文化产品和物质产品的出产速度一样快，而真正具有经典气质的肖像却再难见到了。
网络的普及和新通讯方式的诞生一再让交流变得隐晦。网络因为它特殊的运行机制，倒成为了滋生人性负面因素的温床，个人在完全可以隐瞒自己身份面具下，只要注册一个ID，就可以在网络上任意发布消息，而在社会学意义上，网络上的群聚分子们，是一种电子化的集合行为，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没人知道姓名和身份的掩饰下，处于一种没有社会约束力的“匿名”状态中，这种状态使他们失去社会责任感和自我控制能力，在一种“法不责众”的支配下，作出种种宣泄原始的本能冲动的行为。信息的爆炸使得众多信息的碎片成百上千每日从我们的视线中穿越，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对一个于自己来说重要的心灵问题去思考片刻。我们接受到的文化很大程度上是媒体带给我们的。我们谈论的明星话题以及在一本外型与国外新闻杂志相似的中国刊物上阅读着的国际流行的动态。在参加嘉年华的人群中没有人不会乐不思蜀。但是有关中国的文化与历史，却很少能成为我们生活与休闲的主题。我们乐于谈论的是洋快餐、咖啡厅和好莱坞，西方文化和价值观正在以一种并不明显的方式成为我们生活的重点。而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继承，我们似乎显得苍白和没有发言权。对唐诗与宋词的喜爱迅速地被生产爱情歌曲的流水线作业的唱片公司所占领。传统文化没有得到年青代的支撑就意味着它可能在老代的文化提倡者中渐渐走向灭绝。只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悠久而庞大，可以消耗的时间也会因此而加长。但是中国精神和中国精粹绝对不是李小龙的拳脚就可以展示的。西方视野中的中国人文化反而被很多的中国青年所认同。于是，对于中国的认识，我们不知道到底是谁教给我们的。
寂寥与静灭可能是一切事物最终的趋向，作为一代人的文化的塑建也是如此。不仅是装点时代色彩的外在，还有足以为人称道的内心与精神。在众多欢愉的笑声中，我还是愿意做出这样的推测：我们将集体涌向海滩，或者在中途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