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斋随笔说通鉴》系列笔记之一
体制、阶级与规则
——《资治通鉴》作者司马光的历史观与政治观
《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它在中国官修史书中有着很高的地位，与司马迁的《史记》并称为中华民族“史学双璧”，是宋以后历代国家统治阶层和统治者研究国家兴替规律、探寻治国经验的必修课本和统一教材。
这部史书由北宋著名的史学家司马光担任主编，并由同时代的几位著名学者刘恕、刘攽和范祖禹等人担任助手，共同编纂而成。这一史学巨著的最终完成，司马家族可谓居功至伟，不但司马光本人为此耗尽全部心血，付出毕生精力，从发凡起例到增削勘定都亲自上阵，就连他的儿子司马康也为这部史书的成书做出了很大贡献，司马康同志是这部史书的主要校对人员。
《资治通鉴》所承载的历史记忆，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至后周显德六年，前后共计1362年。从周开始，至周结束，虽然历经千年，江流水转，物是人非，可朝代的名字却让我们看着依然那么眼熟儿——正所谓：“周”而复始。这就象我们有时候看到史书上记载的那些故事一样，虽然朝代不同，空间不同，地域不同，人物不同，但所发生的事件与中间经历的种种过程，却仍然是历史的昨日重现和往事的再度上演。我们只要有心，就总能在历史的重重记忆里找到曾经的版本，仿佛这个世界就存在于一个无限的循环之内，总是由始至终，又由终至始，永不停顿，永无穷尽，也永无止歇。
（一）
《资治通鉴》的开篇是《周纪一．威烈王》。在我看来，这也是司马光这一部鸿篇巨制的开篇明义之作。写下这浩翰历史篇章的第一个开局，他只用了十四个字：“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所谓开宗明义。象所有的文章一样，我们一般都习惯于在写作的开始为自己的作品奠定下一个基本的、整体的基调和格局，司马光也是如此。在写了上面十四个字后，他写了一个长长的注解和感受。
这段注解以“臣光言”开头，自然是写给皇帝们看的，可以看作是他对接下来一段历史的总结和剖析，用以劝诫天子，以古鉴今。同时，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司马光本人历史观与政治观的整体展现。因为透过这段文字，明确表达了在他心中最基本的政治理念、政治思想和政治格局，并且贯穿了整部《资治通鉴》的始终。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我有时候是不大赞成所谓的“历史局限性”的。现在有很多人评价古人，在肯定某些观点和事物的同时，总要挑出一些问题来说明当时的历史局限，以显示看待历史的客观公正。事实上，我们的今天就是明天的历史。
晋右军将军、著名书法家王羲之在《兰亭序》里面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后世之人看待我们的今天，就和我们现在看待过去世界是一个样子的。好比我们现在有时候回想起年少时的一些事情，总是感叹：那时候怎么那么单纯、那么幼稚呢？可在当时，我们却是认为自己十分成熟，并且十分坚持自己的意见和观点的。
因此，站在历史的角度，我们的观点同样受到历史的局限，同时还受到当前现实的局限，而这些局限在现在的情况下看来，有些我们固执的以为它是对的，其实却不一定真正经得起历史变化和时代进步的检验。
既然这样，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强调和突出前人的所谓历史局限呢？
关于《资治通鉴》，还有人认为此书虽然巨制鸿篇，体例严谨，叙事详明，但是过于注重政治方面，对经济、文化等环节着墨太少。这个说法本身没有严重问题，但未免有点太过吹毛求疵了。打个比方，现在我们遇见一位奥运乒乓冠军，我们跟他说哥们儿你乒乓球打的是挺不错啊，可是……可是老兄，你那足球踢的也太水了呀！而且你短跑速度也太慢了点儿，连博尔特都追不上！问话的结果会怎样？我认为挨揍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你这纯粹就是找碴。
司马光在编綦这部史书时就说的很明白，人家是《资治通鉴》，而不是《资经通鉴》或《资文通鉴》，目标重点就放在政治上，是为统治阶级以古鉴今、治理国家服务的！
所以，在读一些史书时，我住往宁愿先做一个旁观者，不必一定专门去讨论作者观点或者是某一个历史事件的评价正确与否，而是尽量沿着他们的思想运行或者历史镜头的发展轨迹，去努力探寻一些于我们有益的东西。我想，这应该比我们时刻以审视和挑剔的眼光，先入为主的做出某些评价与判断要好得多吧。
（二）
司马光说：“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我听说天子的职责中，最重要的是维护礼教，而维护礼教中最重要的是分清地位，而分清地位中最重要的是正确排列名分。
接着，他又解释了礼、分、名的含义：“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为名，公侯卿大夫是也。”什么是礼？那就是法纪；什么是分？那就是君臣有别；什么是名？那就是公、卿、士大夫的官爵授予和排列。
在司马光心中，政治的基本格局应该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体制，或者叫制度。整个政治世界的格局应该是一个金字塔形，最高统治者一个人位于高高的塔尖，通过三公、诸侯、卿大夫控制最底层的平民百姓。那么，如何保持这个结构的稳定呢？那就要依靠制度，依靠法纪。
“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以五湖四海的广袤土地，数以亿万计的人民百姓，全都听君主一个人的。就算有傲视群雄的气力，绝凡脱俗的智慧，也只能为了君王奔走服务，为啥呢？还不是因为有礼作为纲纪制度的原因吗！
“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所以，天子管着三公，三公管着诸侯，诸侯管着卿、大夫，卿、大夫们管着天下黎民百姓。权贵支配庶民，庶民服从权贵，上级支配下级，下级服从上级。
司马光还把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比做心腹与手足、根本与枝叶。上层指挥下层，如同心腹运手足，根本制枝叶；下层对待上层，好比手足护心腹，枝叶庇本根。通过这种相互的指挥协调和运转维护，实现上下相保与国家的长治久安。
这就是司马光心中理想的、在他所能看到的历史中一直沿袭的政治制度，也是他的说的纪纲，礼也。
金字塔形态的结构，以精英人群管理大众，实现一级管一级、一级为一级负责的分层管理，这是各种形态的社会管理体制的共同特点，应该并无争议。
客观地讲，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除去原始社会和奴隶制社会人类对社会管理制度的探索属于初期阶段以外，在进入封建社会以后，政治制度和社会管理制度就逐步走向了完善。因为一个合理的、高效的、严密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既是整个社会发展的需要，也符合上层统治者的最终利益。
所以现在看来，无论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每一类制度都有他自身的优缺点，并不能单纯从制度好坏的层面来确定孰优孰劣、孰高孰低。而最重要的是，制度的关键在于执行，而执行制度的是人，再完美的制度，遇到不能正确执行的人也是枉然。
所以，一味的争论制度的优劣，而不去研究社会构成和权力支配的诸多要件，只能是掉进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逻辑陷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徒然浪费时间，无聊得很。
（三）
其次是阶级，也可以叫阶层。在这里司马光引用了孔子的话：“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就是说，天是尊贵的，地是卑微的，这是天地形成之始就已经明确；而人从贱到贵，排列有序，更是早有定数。这种观点在现代社会当然不被认同，但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几千年历史中，这却是一个主流观点。
古人祭拜“天、地、君、亲、师”，首敬主宰一切的天，次敬承载一切的地，再敬贵为天子的君，然后才是生身父母、授业恩师。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天子、王亲、士大夫与庶人的贵贱之分已深入人心，有些时候并不单是上层阶级瞧不起下层阶级，而是下层阶级认为被上层阶级瞧不起是天经地义的事。
就如同现在我们在电视里经常看到的清宫剧一样，那些大臣太监们一声声奴才、主子喊的那叫一个顺嘴儿，跟亲生的一样，倍儿亲切！而那些坐在电视前面的观众们，除了我这样闲着无聊没事儿找事儿的，好像也没谁觉得有什么特别不正常。
在司马光看来，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变换，这也就解释了礼莫大于分的意思，也就是君臣之分、上下之分必须恪守，不能逾越。
他还举了个例子：“《春秋》抑诸侯，尊周室。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倦倦也。”意思说《春秋》这本书里面，字里行间尊崇周朝王室，而把诸侯放在比较低的位置。周朝的有些官吏虽然地位相对比较低微，但在书里的排序却仍然在诸侯之上。这就能看出来，孔圣人对于名分和君臣关系的重视，是时时刻刻都加着小心的。
那么，既然君臣之位早已确定，我们就碰到了一个现实的问题：一个好的、贤明的君主，得到大家的追随是比较合乎逻辑的，遵守君臣的本分应该也是大家愿意的。但要遇到昏君、特别是那种一昏到底的不争气的昏君怎么办？大家难道还要恪守所谓君臣之义吗？
司马光先生回答是：是的，你要尽量去做到。
他说：“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如果不是碰到夏桀、商纣这样的残暴君主，他们的对手又是商汤、周武这样的仁德明君，让百姓归心，上天赐命，那君臣间的名分就只能恪守，到死也不能改变。所以当初其实要是微子替商纣当了国君，成汤王朝就会一直存续下去；要是让季札领导吴国，开国的太伯他老人家的美味吃食就能被一直供奉着。但是，这两个人宁可亡国也不同意越级上位，还不是因为礼教的大节不可以破坏吗！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司马光说了三个问题。
第一，要鞠躬尽瘁，以死守节。只要不是特殊情况，比如夏桀遇着成汤、商纣碰上周武这种几千年碰不着一回的，那就一定要象树了牌坊的贞节烈妇一样，狠狠地恪守君臣名分，做到忠诚不易，坚定不移，痴心不改，矢志不渝。
第二，要按顺序来，不可以抢班夺权。“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在他认为，即便是面对商纣这样残暴的家伙，商朝的微子和吴国的季札虽然非常贤明并得到人民的爱戴，却宁可国家灭亡也不肯改变礼制，去抢自己兄弟屁股下的位子，这不但不是没有大局观念，对祖宗不负责、对人民不负责、对自家事业不负责的表现，而且还是应该得到高度肯定和赞扬的。也就是说，即使是自家兄弟，即使你比理应承袭王位的人还高尚、还优秀、还英俊，你也不能砸人家的锅、抢人家的饭碗、睡人家的媳妇……不对，是睡人家的床铺！否则就是逾越了礼制，犯下了不可原谅的错误。即便那是对这个国家、对所有的百姓都是有益的，也不行！就不行！
第三，推翻一个暴君的，必须是又一个天命的君主。桀、纣这样的昏君，也是因为遇见了商汤、周武这样的旷世明君才倒台的。这样就不算违反了礼制，因为人家也是天子，而且是比你桀、纣还贤明、还正统的天子。
这不由让我想起了出身比较草根的一些土皇帝，比如刘邦，比如朱元璋什么的，这些草根皇帝也不容易，费劲巴拉的打下江山还不够，还必须要编些个斩大蛇、龙入腹、天闪光之类的神话故事，变着法儿的忽悠广大人民群众，做到其名正，其言顺，才能成为真命天子，被世人的观念所认可。想必他们自己对此也颇有些无奈吧。
说到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司马光在个人政治理念中，包括整部《资治通鉴》的中心思想里，都严格的体现了正统思想，强调“礼之大节不可乱也”。但是，同时他在这部著作中又把一些非正统、甚至篡位弑君的政权年号作为正朔，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写三国时代，尊曹魏而贬蜀汉，前后观点有些矛盾，思想不统一，着实有些令人费解。
就连朱熹同志也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他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指责说：“三国当以蜀汉为正。而温公乃云，某年某月诸葛亮入寇，是冠履倒置，何以示训？”三国争雄时期，明明蜀汉是正统，可是司马小哥儿你却在书里面写什么：某年某月的某一天，诸葛亮带兵来犯边！这不是把帽子套脚上，把臭鞋戴脑袋上了吗？你这么乱说话，怎么给后人做表率呀？
朱大学士为此发飚的事我们就不深刻解读了，这件事会有很多人去做的。但我有时候看到这里，就忍不住偷偷在想：莫非在司马光先生严肃古板的学究面孔之下，其实也隐藏着一颗热衷革命的进步之心，他一直默默潜伏在等级分明的北宋神宗年间，一边违心的迎和着那些高大上、高富帅的公卿士大夫，一边在琅琅书卷中悄悄播种下一粒粒革命的种子，等待它在千年后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