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第三是礼教，也就是规则。
司马光说：“夫礼，辩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所谓礼，可以用来分辩高低，排列远近，裁决是非，处理日常。而礼教最重要的是两点，即名和器。没有名份，就不能显示能力；没有器物，就不能表现地位。只有用名位来区分不同的职务，用器物来标志不同的地位，然后才能够做到上下有序，这就是礼教的根本。如果连名位、器物都没有了，那礼教还怎么可能单独存在呢？
这里面又是名啊又是器的，听取来好复杂，在现代人理解感觉有点儿费劲。其实要是简单的说，就是要用名位和象征个人地位的器物来区分上下，排列前后，让大家都心里有数自己是干嘛的，有多大能水儿，处于职场生物链儿的哪个具体位置。
这里面名与器二者是相联系的，一个人拥有了某个职务和名分，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享用与之相应的器物，说白了，这是古代公务员的一种待遇。
“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是政亡则国家从之。”当初仲叔于奚有功于卫国，他拒绝了国君封赏给他的土地，而是请求增加装饰自己马车的繁缨。这里要解释一下：这个繁缨的多少，代表了乘车人的身份等级，比如说君主是多少多个，诸侯是多少多少个，士大夫多少多少个等等，都是有严格规定的，让人一目了然。孔子跟卫君建议说：反对！这个事情我反对！我认为还是多给他土地，不能给他增加繁缨的数量！因为名位和器物是君王的职权象征，咱们绝不能轻易假予他人。而且，处理政事要是不坚持原则，不按规矩办事，那是国家取亡之道啊。
本来孔夫子说这话，我们是没有意见的，地位升降，本来就是非常严肃也是需要非常慎重的事，何况仲叔于奚只是新筑的平民，因为帮助了卫国人打败齐国军队（事件记录于《左传》），就想要升级为贵族待遇，那确实还是需要斟酌斟酌的。但是接下来这一段，又让不免让我们感到有些忍俊不禁。
“卫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卫国国君希望孔子为他管理国家，处理行政事务。孔子说那可不行，你要想让我给你做事儿，得先给我点儿名分！我要是没有名分，老百姓不知道我是干啥的，他们到底是听我的还是不听我的呀？这一纠结，就会手忙脚乱，无所适从，肯定啥事儿也干不好。
我无法评价仲叔于奚和孔子两个人究竟谁对卫国的贡献更大一些，但是单从这件事来讲，孔夫子还是有薄人厚已之嫌的。哈哈，一笑。
“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马饰是小东西，但孔子很珍惜它所代表的意义；名位是具体事儿，而孔子却要先从它做起。
司马光同学，你解释的很好，真的很好！佩服！反正不管怎么说，都是孔夫子占理。
上面说了很多，但这些都不是重点，真正有意思的是他所举的周襄王不准晋文公改变礼制请求的例子。司马光认为，由于周幽王和周厉王的无能和失德，周朝的统治已经每况愈下。国家法纪败坏，诸侯纷争，大臣乱政，礼教沦丧，但是为什么文王和武王建立的政权还能够延续下来呢？主要还是周室子孙能够坚守住名位。
为什么这么说呢？请看举例：
“昔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请隧于襄王，襄王不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请焉？文公于是惧而不能违。”从前，晋文公重耳为周朝王室立过很大功劳，他请求周襄王，允许在他死后能享有君王专用的隧葬（阙地通路曰隧，此乃王者葬礼也——杜预），襄王不同意。说咱们国家在这方面是有明确规定的，朝代没有更替，怎么可以有两个天子的待遇一起出现呢？这也应该是叔叔你也不喜欢的吧。否则的话，你自己本身就是个大地主，又不是没有下葬的地方儿，你要是愿意隧葬还用得着问我吗？晋文公犹豫再三，还是觉得违背礼制确实不太好，容易以后被人找碴儿挖出来，就只好放弃了这个想法。
“是故以周之地则不大于曹、滕，以周之民则不众于邾、莒（音举），然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由上面这个例子，他得出一个结论：周朝虽然势微，其国土面积甚至还不如曹国和滕国，民众数量比邾国和莒国还少，但是几百年来仍是天下的宗主国，就连晋、楚、齐、秦这样的强国也不好意思做的太过分，为啥？因为他统领天下的名分尚在。
也就是说，大臣也好，诸侯国也好，他们可能会有逾越礼制的思想和行为，但作为上位者无论实力上是强是弱，一定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出现。因为这是游戏规则，这个规则一旦改变，其后果不堪设想。
从这儿又回到了开篇的十四个字，现在晋国的魏斯、赵籍、韩虔三个大夫欺凌国君、瓜分了晋国，这是严重违背礼制的事情。而周王不但不能率众征讨，拨乱反正，反而按他们的意愿把这三家分封为一方诸侯，这就是礼制的败坏，也是游戏规则的改变。
“君臣之礼既坏矣，则天下以智力相雄长，遂使圣贤之后为诸侯者，社稷无不泯绝，生民之类糜灭几尽，岂不哀哉！”，礼制崩坏的结果，就是从此以后天下失去原有的秩序，转变为以各自的智慧、武力并起争雄的混乱局面，先贤子孙的国家相继灭亡，生灵涂炭，真是让人无限伤感啊。
这一段话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在看待某些历史时，总觉得有些君主因客观条件或环境的原因，处在比一些诸侯或大臣还要弱势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只要那个专权的诸侯或大臣提出要求，似乎作为名义上的一国之君只有听从的份儿，没有第二种选择。比如东汉末年的汉献帝，一个泥菩萨而已，一个小木偶罢了，还能怎么样？
但司马光却认为：某某，“其势足以逐君而自为，然而卒不敢者，岂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其实很多权臣的势力和能量早就足以够他篡位自立的了，但是他们还是不敢。什么原因呢？不是因为他们力量不足或者心存不忍，而是怕触犯了规则，成为人民公敌而被天下的诸侯所共同攻击。
他还就周威烈王封赐三人的问题具体讲道：“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恒、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韩、赵、魏三家的势力虽强，但也就是个土豪!如果他们从心里根本不顾忌全天下的反对和指责，那他们早就不必向上申请而自已独立了。不请封而自立，他们就成了叛臣和反面典型，有能力的诸侯们就会为了义礼而出兵征伐他们。但是，现在周王竟然同意了封赏，那么他们就是按照天子的旨意名正言顺的成为诸侯，这谁也说不出来啥啦！
“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所以，不是人家韩、赵、魏三家不好好玩儿，是你这个做领袖的自己破坏了规则，谁也别埋怨了。
如前面所说，这个观点的正确与否咱们姑且不论，但他却提出了一种可能，一种令历史可以改变的可能。
我们仍以前面提到的汉献帝为例：如果曹操同学在控制大权以后，汉献帝及其他可能成为皇帝的人宁死不予妥协，坚守住汉家皇帝最后的尊严，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也许，曹操会退而求其次，做一个乱世良臣？也许，曹操会废黜汉室，自立为帝？并在不久后被天下勤王之人所灭？还是也许，那些在历史上曾辅佐曹魏的名臣良将，因曹操的背叛汉室而转为成为他的敌人，如荀彧荀文若之流？
结果已不可知，关键是那几个皇帝肾不好，腰太软，没那么硬的骨头。
所以在我看来，司马光的观点还是很有趣的。有时候，原则和规则真的很重要，守住规则，游戏才能好好玩儿。如果你主动放弃了规则，那么，你就要承受失去规则带来的一系列后果，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历史终究不会重写。但面对历史，面对星光闪耀、英雄辈出的激情画卷，却总能让我们有无限反思和睱想的空间：如果我们处在那个历史时期，如果我们是当时的某个历史人物，我们将如何选择？我们选择的结果将如何影响历史的走向？我们能否在这浩瀚的青史上留下属于自己的一页？
这一切永远不会有明确的答案。
（五）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宋仁宗宝元元年进士，历官奉礼郎、大理评事等职，后经枢密副使庞籍引荐，入京为馆阁校勘，同知礼院；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同知谏院；英宗时为龙图阁直学士，开始编纂《通志》。宋神宗即位后，以其所修史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自作序。
其后，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政治上十分失意，遂于熙宁三年（1070年）自请离京，次年隐居洛阳，任西京留守御史台，此后十余年间不问政事，于洛阳潜心《资治通鉴》的编撰。
在洛阳的第二年，司马光在洛阳尊贤坊北关买了二十亩田地，建了一座集书堂、水阁、鱼池、竹林、花园、药圃、亭台为一体的住所，取名叫做“独乐园”，并作了一篇《独乐园记》。文中写道：“志倦体疲，则投竿取鱼，执祍采药，决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热盥手，临高纵目，逍遥相羊，唯意所适。明月时至，清风自来，行无所牵，止无所柅，耳目肺肠，悉为已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间复有何乐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独乐园。”
看起来这时候的心情似乎还是很超脱的。
但果真如此吗？他在这篇文章的结尾谈到给住处取名“独乐”的原因，暴露了他真实的想法：“自乐恐不及，安能及人？况叟所乐者，薄陋鄙野，皆世之所弃也，虽推以与人，人且不取，岂得强之乎？”我自己的快乐还不多呢，哪能管得了别人？再说了，我喜欢的东西都是些不入流的、被很多人嫌弃的，就算我陪着笑脸送给别人，人家都不愿意要，难道我还能硬塞给人家吗？
从中可以看出，即便隐居著书，他还是对自己的思想得不到上层的认可，有着一种深深的无奈和惆怅。
不过，这座独乐园最大的意义，并不是居住和品味山野情怀。当初来洛阳的时候，司马光就把《通鉴》书局一同搬到了这里，编綦史书的相关工作人员也在这里休息和工作。而且，当时的社会名流如程颢、程颐、文彥博、吕蒙正等也经常到这里搞个聚会，开个Party，这里倒象个文化中心和学术交流中心。
史书的编綦是极为枯燥和辛苦的，而司马光又是一个十分执著、认真和敬业的人，政治中的不得志，让他把全部的精力和心血都投入到编写《资治通鉴》中。相传，他在编著《通鉴》时，总感到流光易逝，自己的时间劈成八瓣儿都不够用。由于生怕因疲劳困乏而睡过头，耽误了工作，就做了一个光滑的圆木枕头，每天枕着这个圆木睡觉，半夜里只要一翻身，脑袋向下一滑就会被惊醒，于是就起身继续去伏案著书。而这个枕头，就被后世之人命名为“警枕”。
这个传说的真假不敢定论，但他自己曾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齿牙无几，神识衰耗，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可见，他为了写好《资治通鉴》这部书，可以说已经耗尽了自己全部的精力和能量。
司马光编篡《资治通鉴》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以古为镜，照鉴得失，找出政治上的失误和不足，从而改进宋代的国家统治。但是很遗憾，人的初衷虽然是好的，但有些事情往往不能按照人的预想去发展和演变。无论从宋代一朝的政治统治，还是司马光本人的从政经历来看，这部震古烁今的巨制鸿篇，都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正是从宋代开始，中国的封建统治阶层失去了“汉唐盛世”所带来的无限荣光和进取精神，一步一步走向衰落。而少年时砸缸救人，本该具有创新进取意识的司马光同学，本人也是宋代保守派的代表人物。他晚年时为相数月，便把王安石推行的新政一刀切全部废除，令天下哗然。其死后八年，便被哲宗皇帝打成“奸党”，身名俱毁。
至今，我们有时谈论北宋之元气究竟是被王安石变法所伤，还是被司马光毫无保留的复旧所坏，仍旧没有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王安石也好，司马光也罢，归根结底，都不能算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
这正是：
案头明鉴覆冰霜，少年垂髻曾砸缸。
平生功过遗青史，千古大文司马光。
（六）
象所有开宗明义的第一章一样，因为司马光同学的长篇议论，我这里开篇写出来的东西难免也显得有些乏味。
事实上，这并不是我所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