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老说错话的人去参加小孩满月酒席，家人怕他讲错话，就嘱咐他切莫多言，这人果然一直不吭声，可是最后临走时，他实在憋不住，想说句话。这时他老毛病又犯了，对主人说：“我可什么都没说，孩子要是死了不怪我。”主人立即大怒，把他打了出去。
其实上面这个客人的话并没错，人生百年，谁又能逃过一死呢？但是在不同的场合就有该与不该说之分，在小孩刚出生庆满月这样的场合，说到死字，太不吉利了，这当然会令主人感到生气了。
还有一个笑话，说的也是说话的技巧问题：有人请了四位客人，宴请时间已过，可还有一位客人没来。主人心里很焦急，便说：“怎么搞的，该来的客人还不来？”一位客人听到了，心想：“该来的没来，那我是不该来的啰？”于是悄悄地走了。主人一看走掉一位客人，越发着急了，便说：“怎么不该走的客人，反倒走了呢？”另一位客人一听，又想：“走了的是不该走的，那没走的倒是该走的了！”于是又走了。最后只剩下一个跟主人较亲近的朋友，看了这种尴尬的场面，就劝他说：“你说话前应该先考虑一下，否则说错了，就不容易收回来了。”主人大叫冤枉，急忙解释说：“我又不是说他们哇！”朋友听了大为恼火，说：“不是说他们，那就是说我了。”说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所以，话有当讲不当讲、轻讲重讲的问题，并不是只要是真话就可以大大咧咧、不加思考的说出口。“真话不全讲”，表达的是一种谨言的意思，即不是不说或不敢说，而是该说的要说，不该说的就不说。
一日一心得：
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谈吐中可以看出这个人的品性，假话连篇者必定没有诚信，夸夸其谈者必定不懂谦虚，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者可能过于世故，心直口快者可能为人比较简单，谨言慎行者可能比较有城府。语言象一把双刃剑，要想使语言达到它本来的目的，同时不伤到别人，也不伤到自己，在使用起来必须有一定的技巧，“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或可作为这样一个技巧。
“名利于我如浮云”
季羡林语录：到了今天名利对我都没有什么用处了，我之所以仍然爬（格子），是出于惯性，其他冠冕堂皇的话，我说不出。“爬格不知老已至，名利于我如浮云”，或可能道出我现在的心情。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句话仿佛为我们画出了一幅人间百态图：尘世间的一个个凡夫俗子，都在忙忙碌碌的奔波，沉迷在追名逐利的游戏中。何止是人间有这样的景象，“世间只有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连天上的神仙，已经吃喝不愁，拥有了强大的法力，还是惦念着功名。看起来，“名利”的势力范围，已经充斥天上人间，无往而无利了。在我们的一生中总是避免不了要和名利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打交道。我们该如何来处理与名利的关系呢？
从古代起就有很多关于名利的论述。思想家荀子认为“人生而有欲”，如“饥而欲食，寒而欲暧”等，意思是人一生下来，基于生理需要就会有欲望，因为生存是人的本能，而要生存下来就需要有衣食等生活必需品。当人达到温饱之后，很自然又会产生新的欲求，如被人尊重的心理需求，以及更高的物质和精神的享受。所以，人们追求名利，是为了让自己有更好的生活，有这种想法，是出于人之本性，无可厚非。有人说：金钱名利是万恶之源，认为应该“视金钱如粪土”，“视名利如草芥”，其实大可不必，名利本身并没有错，错误的是有此人追求各利的方法和手段。“追名逐利”没有错，我们所不应该做的是“争名夺利”。
在对待名誉的态度上，季羡林说“名誉于我如浮云”，正是季羡林这种不争名的品格，让他拥有了更高的声誉。因为真正的好名声，是不可强求的。如果一个人能够做到为别人着想，无私帮助别人，别人自然就会到处颂扬他。同样当一个人为社会做出了足够多的贡献之后，社会自然会给与他荣誉，他也会受到世人的尊敬。季羡林的助手和秘书都说，跟着季羡林就像读一部大书，不止是一部关于知识的书，更是一部人格的书。有一次他们给季羡林查资料时发现，对于“佛”这个词的语源，胡适、梁启超、陈垣先生都研究过而没搞清楚，是季羡林解决的。可是从没听他说起，他也不让张扬。季羡林说，学术问题，解决就完了，我能解决只是因为我学过吐火罗文，并不是什么高下问题。季羡林这种不争名夺利的品格，使他能够安心进行研究，并在学术上有所成就。
有句话叫“功到自然成”，人的声名也是如此，静下心来做好自己的事，顺其自然，最后常常能功成名就。而那些一心钻营名利的人，由于把太多心思用在了争夺名利上，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反而不能研究出什么成果，做不出什么对别人有帮助的实事。
到了晚年，季羡林可以说是“官运享通”，各种荣誉和官职象雪片一样落到他的身上，这些荣誉可能是许多人想得而不到的，但是季羡林并没有迷失在这些眩目的荣誉光环下。他深深明白，荣誉代表了大家对他的认可，是对他自我价值的一种肯定。但是他也清醒的意识到荣誉也要有一个“度”，这个“度”即“名要符实”，当一个人获得的荣誉超出了他的价值时，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名不符实”，这种情况下，名誉就不是一个好东西，而是变成人的精神上的负累了。
所以，当“学界泰斗”“国学大师”“国宝”这三顶桂冠戴到季羡林的头上时，他却并不想要，他甚至劝人们不要全信那一些对他赞誉的话，特别是那些顶高得惊人的帽子，因为他觉得受之有愧。在季羡林的《病榻杂记》中他请求辞去戴在他头上的这三顶帽子，并且有证有据，有论有述地，写出了自己不配这三顶桂冠的理由，真挚之情溢于言表，毫无矫饰。“学界泰斗”“国学大师”“国宝”这三顶桂冠，每一顶都是至高无上的荣誉，一般人一辈子也乞盼不到，确实是非常诱人。季羡林能得到这样的荣誉，在别人看来是艳羡都来不及的事，但季羡林却先要分析一下自己到底配不配戴这样桂冠。因为他不想让自己处在虚名之下，为虚名所累。辞完三顶帽子之后，季羡林说：“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
实质而归的名，自己应得的利，我们都可以大胆的去获取和追求；但对于自己还达不到的名和不属于自己的利，我们应该自己对自己断喝一声“住手”，因为过于热衷于名利的人， 往往没有好下场，甚至还会落个“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悲惨结局，在名利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取不实之名和不义之财。那些不贪心的人，很多时候看似失去了利益，其实得到的远比失去的更多。
下面这个故事讲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郑国有个宰相很爱吃鱼，于是，有人给他送鱼。他都不接受。人问他：“你那么爱吃鱼，为什么不接受呢？”他回答说：“正因为我爱吃鱼，所以不接受。如接受别人送的鱼，就会因此而失掉俸禄，就没有鱼吃了。我不接受馈赠而保住俸禄，就终身有鱼吃了。”
郑相的不受鱼，只是为个人的长远利益打算。他的“不受”，是为“终身食鱼”。话说得实实在在，没有丝毫矫情，没有半句“我要清正廉洁”的豪言壮语。但是，他比起那些受贿而徇情枉法的贪官却明智得多。
一日一心得：
古人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同样我们也可以说 “君子重名，取之有道。这个道就是以平常心对待名利，静下心做好自己的事情，顺其自然，达到功成名就，而不是做什么事情都只考虑把名利，眼中只有名利。过于看重名利的人，最后会发现，失去的远比得到的更多。
洞明世事，反求诸躬
季羡林语录：任何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以及任何一个生物，从本能上来看，总是趋吉避凶的。因此，我没怪罪任何人，包括打过我的人。我没有对任何人打击报复，并不是由于我度量特别大，能容天下难容之事，而是由于我洞明世事，又反求诸躬。假如我处在别人的地位上，我的行动不见得会比别人好。
“洞明世事，反求诸躬”意思是：对于人世间的各种事情，都看得透彻明白。要求别人做到的事情，会反过来要求自己先作到，并且能够进行自我检束。“洞明世事，反求诸躬”的人，能够做到不纠缠于个人的恩恩怨怨，从大局出发，从公正的角度看待自己与别人之间的矛盾，做到经常检查约束自我，并宽容的对待他人，真心原谅他人犯的过错。
要做到真心原谅他人，并不容易，有的时候即使从理智上，我们告诉自己应该去原谅别人，忘记曾经的不快，但是从情感上却做不到，受到的伤害仿佛烙印在记忆之中，时时闪现出来，激起内心压抑着的愤恨。如何才能真正地从内心去原谅一个伤害自己的人，看来仅仅一句简单的“我原谅他”并不够，也许我们可以借用季羡林的“洞明世事，反求诸躬”的方法，从人之常情的角度，理解他人为什么会有伤害自己的行为，并对这种行为产生的根源进行客观的分析，再进行换位思考，看看如果是自己能不能做得比别人更好，这样一来，能从内心真正理解他人，并最终放下心结，原谅别人。
季羡林的一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既有阳光大道也有独术桥，阳光大道指的是他人生中的顺境，独木桥指的是他人生中的逆境。季羡林幼年家境贫穷，年纪很小就离开母亲，寄居在叔父家求学，后来又远渡重洋，到到德国留学十载，在二战的战争环境下完成了自己的学业，学成回国后有一段时间感到让季羡林感到是洒满阳光的日子，然而在之后的文革中季羡林遭遇了他人生最大的独木桥。季羡林在他的《牛棚杂忆》中披露了那一段日子他所受到的迫害，他肉体和心灵受到的伤害，用伤害这个词似乎太不够，因为季羡林甚至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来表达他对那一段非人生活的控诉。
文革之后季羡林恢复了职务，地位甚至比文革前还要高，这让在文革中迫害他的人感到害怕，因为季羡林如果想报复的话，以他现在的威望和地位，可以轻而易举的做到。但是季羡林没有这样做，他是这样说的：“如果我真想报复的话，我会有一千种手段，得心应手，不费吹灰之力。可是我没有这样做，我对任何人都没有打击，报复，穿小鞋，耍大棒。”原因是什么呢？他接着说：“我有爱，有恨，会妒忌，想报复，我的宽容心肠不比任何人高。可是，一动报复之念，我立即想到，在当时那种情况下，那种气氛中，每个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哪个派别，都像喝了迷魂汤一样，异化为‘非人’……我自己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时候，还虔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我焉敢苛求于别人呢？打人者和被打者，同是被害者，只是所处的地位不同而已。就由于这些想法，我才没有进行报复。”
能够做到原谅别人，是一种修养，也是一种人生的智慧，不肯原谅别人，对别人是一种折磨，也自己也是一份沉重。所以宽容是对别人的一种恩赐，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放过，真正聪明的人不会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让自己活在对别人的怨恨的阴影之中。
下面这个故事说的就是这样一个哲理：
有一天，老师叫班上每个同学带个大袋子到学校，她还叫大家到杂货店去买一袋马铃薯，第二天上课时，老师叫大家给自己不愿意原谅的人选一个马铃薯，将这人的名字以及犯错的日期都写在上面，再把马铃薯丢到袋子里，这是我们这一周的作业。
第一天还蛮好玩的，快放学时，我的袋子里已经有了九个马铃薯，珍说我新理的头发很丑，巴比打了我的头，吉米虽然知道我必需提高平均分数却不肯让我抄他的作业……每件事都让我欣然地丢个马铃薯到袋子里，还发誓绝不原谅这些对不起我的人。 下课时，老师说在这一整周里，不论到哪儿都得带着这个袋子．我们扛着袋子到学校，回家，甚至和朋友外出也不例外，好啦！一周后，那袋马铃薯就变成了相当沉重的负荷，我已经装了差不多五十个马铃薯在里面，真把我压垮了，我等不及这项作业快结束。
第二天老师问：你们知道自己不肯原谅别人的结果了吗？会有重量压在肩牓上，你不肯原谅的人愈多，这个担子就愈重，对这个重担要怎么办呢？ 老师停了几分钟让我们先想一想，然后她自己回答道： 放下来就行了。
放下就行了，一句看似简单的话，却多么富有哲理。也许人生的智慧，总是寓藏在最简单的话语中，当我们一天天成长，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多，我们也让自己的心中装下了太多的恩恩怨怨，不能释怀，使我们在人生之路上走得越来越沉重，如果你的心中也装了这样一袋沉重的土豆，那么现在正是时候让自己学会宽容，学会放下了。
一日一心得：
孔子的学生子贡曾问孔子：“老师，有没有一个字，可以作为终身奉行的原则呢？”孔子说：“那大概就是‘恕’吧。”“恕”，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宽容。宽容可以让对方释放心怀，并使自己由此获得一段良好的人关系，而不肯宽容别人，虽然能解一时之痛快，却也让自己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从而无法轻松地开始一段新的生活。所以宽容别人，就是放过自己。
“不是虚心，而是心虚”
季羡林语录：人们都承认，自知之明极难；有时候，我却觉得，自己的“自知之明”过了头，不是虚心，而是心虚了。因此，我从来没有觉得自满过。
季羡林的一生得到了很多的赞誉，但他对自己的评价却总是很低调，拿写文章做一个例子。就学术文章而言，季羡林并不认为“文章是自己的好”。他真正满意的学术论文并不多。反而别人的学术文章，包括一些青年后辈的文章在内，季羡林觉得是好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心情呢？季羡林说，他也不知道原因。让人不禁想到了一句话“饱满的稻穗永远是低下头来的，把头扬得高高的稻穗一般都是空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