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并不只是在谦虚，用他的话来说，他不是虚心，而是心虚。虚心和心虚有什么区别呢？虚心是指愿意向人请教，心虚是真地认为自己的水平还不高，打个比方来说，如果我们把自己比作一杯水，那么希望自己注得更满些是虚心的态度，而觉得自己还不满则是心虚的态度。心虚之中藏着的是一深深的忧患意识。季羡林常怀的就是一种觉得自己这杯水还不满的忧患意识，下面这一件事，也能说明季羡林的这种不自满的心虚态度。有一次，在作家协会酝酿新领导人人选时，曾有人想提名季羡林作为作协主席的候选人。季羡林听了连忙谢绝，说：“ 我是个教书匠，叫我教授，我理直气壮接受，脸不会红；若叫我作家，我会脸红，因为作家是个神圣的称号，假若一定要把我拉进去，我也只是个滥竽充数的‘作家票友’。”
季羡林作为一代文人，在他的身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他所怀有的深深的忧患意识，他关注环境问题，非常担忧全球环境恶化将给人类带来的影响，提出现在的环境问题，可以用东方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来解决。他还非常有社会责任感，忧国忧民，写下《牛棚杂忆》的目的，就是为了警示后人，莫让悲剧重演。
忧患意识，可以说是中华文明传统思想中的一部分，自古以来就有许多宣扬它的思想。“忧道不忧贫”说的是做人和为官的准则，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说的是辩证法，要求未雨绸缪，防患未然；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意思是要求人们以天下为己任，任劳任怨；“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说的是要保持忧患意识的宝贵经验教训。
适度的心虚，对人有益无害，心虚的人往往都有一种忧患意识，这往往能刺激人自强奋发，因为一个人在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时候，更有动力去努力奋斗，以使自己更加进步和完善。就像一只杯子，只有在不满的时候才能装得下东西。试想，在一个已经装满水的杯子中还能再装入新的水吗？
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位自以为对禅理很精通的和尚，一直没有开悟。便向一位大师倾诉自己的苦恼。在他讲述过程中，大师似并不十分在意，只是一个劲地为他斟茶。杯子里的水已经满了，但大师仍然不停地加水。水从杯子里溢出来，流到桌子上，流到求教的和尚身上，大师好像没看到，仍不停地加水。“大师，杯子装不下了”，和尚说。大师听了，微微一笑道：“哦，倒空你的杯子，不就能继续装茶了吗。”
上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要想装入新的东西，首先得留出装的空间。同样一个人如果觉得自己已经完美了，那也就意味着这个人没有更进一步完善的余地了。那些已经取得一些成绩，还认为自己仍存在不足的人，才能看到自己的短处，并不断修正和进步。
许多能够长久保持成功的人，都能看到自己的缺陷，从不自满，并保持一种心虚的状态，他们总是怀着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有一些企业，也是凭着具有忧患意识而发展壮大的，比如海尔集团。
在许多国人眼里，海尔这个成功企业已经很强大、很了不起了。然而，一位跟踪报道海尔多年的记者却说，在他接触到的诸多企业中，海尔的“忧患意识” 是最强的。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个16年平均年增长速度达81．6％、年销售收入已突破400亿元、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外都有较高知名度的企业能有这样的意识，很值得我们深思。按照张瑞敏的说法，他们进军中国的战略非常简单：赢家通吃。他们的目标就是不给你留任何一点市场和地盘。毋庸讳言，我们的许多企业，不要说弱势企业，就是像海尔这样的佼佼者，与世界500强相比也还有一段差距，也不敢有丝毫放松和懈怠。实事求是地正视挑战的严峻性，充分估计到竞争对手的力量和困难的一面，向最坏处着想，向最好处努力，这样才较为有益，而较少有害。
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使海尔保持警惕，并锐意进取。海尔的成功告诉我们，没有忧患意识，不努力进取，就可能会灭亡。自觉“心虚”的忧患意识，往往能够给人们的成功助力。
一日一心得：
有一句古话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意思是在忧患中能更好的得以生存和发展，而长期生活在安乐之中反而会导致灭亡。我们平时做人学习也应该如此，适度的心虚，能让人保持一种忧患意识，使人不敢懈怠，从而更加努力，这样的人最后往往取得更大的成绩。
“价值就表现在‘变态’上”
季羡林语录：我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这是常态，但是有时候我胆子又特别大。在我一生中这样的情况也出现过几次，这是变态。及今思之，我这个人如果有什么价值的话，价值就表现在变态上。
季羡林自认为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他最怕同人交际；他曾说自己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又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位自认为胆小怕事的人，在文革中却因为看不惯反动势力当权者的丑恶嘴脸，不顾个人的安危，自己跳出来反对当时学校造反派的头头。这确实和季羡林平时温文和顺的状态不太相符，用季羡林自己的话来说，当时他表现的并不是他的常态，而是他的一种变态。
在当时的情形下，如果季羡林保持他一贯温和内向的常态，对他肯定是更安全一些的，而季羡林却偏偏选择了一反常态，他这种做法，激怒了那位他反对的造反派头头，使自己随即成了造反派的迫害的目标。这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吗？对此季羡林有没有后悔过？在季羡林二十多年后写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季羡林不但没有后悔，他还认为那段日子是他最值得骄傲的一段历史。季羡林认为他的价值就表现在他几次这样的一反常态之中，他自言自己蹲过牛棚这件事，说明他还不是坏人，而且这件事是他毕生的骄傲。可见在事情过去这么多年后，季羡林还是相信，当时他一反常态的作法是正确的。在今天我们看来，文革中季羡林的一反常态正体现了季羡林在国家命运面临危难时所表现出的历史使命感，他的状态是在社会责任感感召的压力下而变的。
历史就是一面镜子，每当有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能通透过人们在历史事件中的不同反应，看出人的品性。从古至今，有多少爱国志士，当国家面临危难之时，不顾个人安危，奋然而起，而那些胆小怕事的人，眼看祖国被侵略，却坐视不管，明哲保身，甚至丧失良知，背叛祖国。可以说，越是在历史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越能从一个人状态的变化中透露出他为人的本质。
法国作家都德在他的《最后的一课》写了在法国被德国攻占后，由于德国法西斯不允许再教授法文，教师韩麦尔先生给学生上的课后一堂法语课的情形。描写了韩麦尔先生一反常态的表现，在教堂钟声敲了十二下，普鲁士士兵收操的号声响了以后，他的坚持上完最后一堂法语课的勇气似乎像泄气的皮球一样，全部泄完了，他变得脸色苍白，全身无力，头靠着墙，连说一句话的力气都没有了。韩麦尔先生出现这种一反常态的行为，正是因为韩麦尔先生有强烈的爱国情感，他被亡国的痛苦和由此而产生的悲愤弄得失去了自我控制力。
无独有偶，同样面临亡国之难，有的人的表现却让人不耻。
1900年7月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之后，开始向北京进犯。当外国军队开始攻城时，慈禧决定逃走。这时，慈禧一扫过去的淫威，为了安全躲避外国军队的追捕，她完全改变了原来的打扮，脱掉身上华丽的宫装，换上了一件汉族普通民女穿的蓝布衫，然后，又梳了一个汉族妇女的发髻，打扮成一个汉族农村妇女的样子。当慈禧到颐和园时，值班官员突然见到两辆普通骡车撞入园中，赶忙向前阻拦查问，车上人答话说：“城里来了洋鬼子，老佛爷要远走。”官员问老佛爷在哪里，车上人用手向车厢一指，官员顺手势向车中望去，好大一会竟没有一个人能认出慈禧。由此可以想到，当时的慈禧是何等一副尊容。
曾经“垂帘听政”的慈禧，可以说在当时是贵为一国之长，但在国破城亡的关头，所做的却是弃城而逃。从前的雍容华贵统统放下，改装成了一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村妇女，坐上最普通的骡车，慈禧的变化不可谓不大，但她的变化的目的，只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国难当头，做为国家的统治者，慈禧弃国家利益而不顾，只考虑个人安危，她的这种行径，让人更看清了她的外强中干和对国家主权的责任感的丧失。
所以，要了解一个人，光看平时的表现是不够的，还要看他在突发事件下的表现，在大事大非面前的态度。外在行为是一个人内在思想的显现，不管是平时的一贯表现，还是偶尔为之的一反常态的表现，都是一个人内心真实情感的表露或权衡思考后的选择。虽然这些行为有些值得褒扬，有些应该屏弃，但终归是可以理解和解释的。
但是最近在武汉经济适用房摇号时，却出现了一件非常“一反常态”的事情。5000余人参加经济适用房公开摇号，出现了6人的购房资格证明编号是连号的情况。有位数学博士在计算后表示，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极低，约为千万亿分之一。这个概率可说是一个天文数字，但是事情却发生了。一时之间，人们的质疑之声大起，经济适用房摇号是否有“猫腻”？民议纷纷，由此引发了相关部门对这“六连号”事件的调查，这一调查，还真调查出了问题。摇中六连号的6人的申请资料均为虚假材料，虽然最后撤销了这6人的《武汉市城镇居民购买经济适用住房资格证明》，取消了他们的摇号资格。
在应对突发事件时，需要我们有一反常态的勇气和智慧。但在有规可循，有法可依的稳定局面中，就应按规范做事，遵纪守法，不能违反制定的规章制度，破坏社会公平。
一日一心得：
人的性格一般都有多面性，在平常的环境中，表现出一面，在遇到突发事件时，特别是和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的事件时，常常又会表现出另一面。而往往只有在突发事件时表现出来的性格，才是一个人的本性。
灾难的“社会效益”
季羡林语录：如果把这一场灾难的经过如实地写了出来，它将成为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一面镜子。常在这一面镜子里照一照，会有无限的好处的。它会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应当干，什么事情又不应当干，绝没有任何坏处。
翻看中华几千年的历史，我们看到的是朝代的更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历史从不曾停止它前进的脚步，但历史的长河中，又总是会时不时涌起一些相似的浪花，这些浪花中有的是令人喜悦的盛事，有的是让人扼腕的悲剧。唐太宗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衰，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历史是一本浩瀚的大书，记载了古人的真实经历，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学得到很多。继承古人成功的地方，我们的起点高度将上升至巨人的肩膀；不重蹈古人失败的覆辙，我们前行的道路中将减少很多弯路。
历史从何而来，今天的人想要了解过去的历史，就需要过去的人先书写历史。而要真实书写历史，是需要勇气的。从古到今，就有许多人因为真实地反映历史而受到迫害，甚至被夺走生命。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就曾因讲真话而遭受酷刑。做为一位史官司，司马迁认为说真话是最基本道德底线，即使是在皇帝面前，他也决不趋炎附势，见风转舵。正因为如此，他书写的《史记》，才倍受后人的推崇，被认为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之所以受到后人的景仰，不光是由于他文采出众，历史知识渊博，更出于对他在书写史记时严谨实录、客观公正的精神的钦佩。
在季羡林书写《牛棚杂忆》时，应该知道书写文革这一段刚过去不久的历史，可能会使自己陷入困镜，因为毕竟事情才过去，二十年，许多当年的造反派现在也不过才四五十岁，有些还位居要职。但是对季羡林来说，这一段历史一天不书写出来，他的心里一天也不会平静，因为他发现，十年浩劫过去还不到二十年，人们已经快要把它完全遗忘了。季羡林同今天的青年，甚至某一些中年人谈起这一场灾难来，他们往往瞪大了眼睛，满脸疑云，表示出不理解的样子。这让季羡林觉得很可怕。这场灾难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一场悲剧，它给伟大的中华民族脸上抹了黑。季羡林认为人们永远不应忘记这一段历史！季羡林说：“这场空前的灾难，若不留下点记述，则我们的子孙将不会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将来气候一旦适合，还会有人发疯，干出同样残暴的蠢事。”
出于这样的目的，季羡林非常希望有人能把文革这一段历史写出来，特别是那些在文革中迫害过别人的人，如果通过他们的手笔书写这一段历史，那对于后来者是一种最好的教育。他日日盼，月月盼，年年盼；然而到头来却是失望，没有人肯动笔写一写，或者口述让别人写。他心里十分不解，万分担忧。 最后季羡林终于决定自己来写。因为他担忧祖国的命运，害怕历史会再次上演。他急于将历史的真像告诉今天的年轻人。在祖国的命运面前，他没有考虑自己的得与失，不难看出季羡林身上怀有的深深的社会责任感。
季羡林在介绍《牛棚杂忆》时写道：“这一本小书是用血换来的，是和着泪写成的。我能够活着把它写出来，是我毕生最大的幸福，是我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愿它带着我的祝福走向人间吧。它带去的不是仇恨和报复，而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照见恶和善，丑和美，照见绝望和希望。它带去的是对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的一片赤诚。”
历史上，有众多象司马迁这样的史官为我们真实记录下了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给后来者提供了巨大的一笔精神财富。在近现代也有很多象季羡林这样的有胆识和远见的人真实地书写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有了书写历史的人，后来者需要做的就是能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不再犯相同的错误，那也算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了。然而，我们真的能够从灾难中学到知识吗？
现代社会，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环境污染事件屡有发生，越来越多的人们都已经意识到环境问题将是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因为随着工业化的进程，人类无休止的向大自然索取资源，使得生态环境受到极大地破坏，另一方面，人类生产、生活产生的污染物被排放到环境中，破坏了正常的生态环境。这些问题，已经酿成了许多悲剧。如何人们不学着从这些自己酿成的灾难中吸取教训，依然过分地从大自然掠夺资源，继续对大自然进行侵略，必将受到大自然的更大的报复。
一日一心得：
灾难的社会效益如何发挥，首先，要有人如实记录下那些灾难，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并了解灾难的详情。其次，后来者要有以史为鉴的态度，能够从灾难出提取出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只有这样才能不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