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虞姬之死
题记：历史的长河有漩涡，也有浑浊，但只要用心留意，搏击的弄潮儿总会在不经意的瞬间挖掘出历史的真相。
人的死无非是两种可能，自杀、他杀。作为项羽的妻子，虞姬，这个在古诗歌中被反复吟咏的女人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国家历史》2008年朱棣号里，某先生依据《太平寰宇记》卷一二八“濠州钟离县”条的记录“虞姬冢在县东南六十里，高六丈，即项羽败，杀姬葬此”，对虞姬自杀说提出了质疑，认为虞姬非自杀而可能是他（项羽）杀！对此笔者有不同的认识。
从虞姬墓地看虞姬之死《太平寰宇记》，乐史撰，成书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公元976~983年），记载了各地自前代至宋初的州县沿革﹑山川形势﹑人情风俗﹑交通﹑人物姓氏﹑风物特产，等等。广泛引用了历代史书﹑地志﹑文集﹑碑刻﹑诗赋以至仙佛杂记，对于两汉至宋初的历史研究有一定的价值。但其记项羽杀姬条却有颇多疑点。
对于虞姬墓，现在一般有两种观点，一为安徽灵璧，即当年的垓下古战场；一为安徽定远，定远是明初大将蓝玉的故乡。现今的虞姬墓在定远县二龙乡东北三公里处。
而《太平寰宇记》所说的“濠州钟离县”却颇令人意外。“濠州钟离县”！相信喜欢明史的人一定不陌生，大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就是濠州钟离县人。其辖区大致相当于今之安徽凤阳。
定远属于今之滁州，灵璧和凤阳虽同属于安徽第二大市——蚌埠，但是二地的距离从地图上看远非《太平寰宇记》所说的六十里能够记数。所以可以判断，上述三个地点不存在重复的可能。
据史书记载，公元202年，楚王项羽被汉军围于垓下。四面楚歌声中，项王夜起，饮酒帐中，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虞姬和之，和毕，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而后项羽带着众壮士突围，遗憾的是，在跟随项王突围的众人中已经没有了虞姬的身影。因为这时虞姬已死，不管是自杀还是他杀，总之是死了。既然是死了，死在了垓下，死在了军帐中，那么最有可能的当然是就近掩埋，总不至于一大群人拖着个尸体四处招摇，最后又埋在了毫无意义的别处？
在今天的垓下古战场还存有虞姬墓地，墓地两旁有一副对联“今尚祀虞，东汉已无高后庙；斯真霸越，西施羞上范家船。”算是表达了后人对虞姬的哀思。
既然安徽凤阳不是虞姬的魂归之所，那么《太平寰宇记》中关于“濠州钟离县”条所说的“杀姬葬此”就颇为可疑。
从《垓下歌》、《和项王歌》看虞姬之死另外，从项羽《垓下歌》和唐人张守节从汉初陆贾《楚汉春秋》中录出的虞姬《和项王歌》内容上，也可以佐证这一推测。
《垓下歌》的前三句项羽只是在慨叹自己的事业，对于我们的考证并没有多大意义，可第四句他话锋一转“虞兮虞兮奈若何？”，道出了他压抑已久的心声，他究竟该如何在生死的瞬间安排陪伴自己多年的女人？他死不足惜，只是苦了这位知己红颜，这句颇为伤情的古诗翻译成现代文就是“虞啊！虞啊！我该把你怎么办呢？”
史书记载，歌毕，虞姬和道，“汉兵已略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虞诗的前两句，点明了当时的环境，第三句表达了自己对项王的看法和感情，第四句虞姬道出了死难的决心。
某先生的文章说：“《楚汉春秋》没有明确指出虞姬是否自杀！而只是一种暗示。”其实从当时的情景看，项羽既然会吟咏出“虞兮虞兮奈若何？”的诗句，就不会残忍到亲手杀死自己的爱妾。这样的事恐怕只有他的对手高祖皇帝才做得出。项羽在历史上以妇人之仁广受批评，现代的史学家也多半认为他是一位失意却很可爱的英雄。早在唐朝就有了歌颂项羽的乐舞。
再从虞姬的身世来看。虞姬出身在今江苏虞山脚下，今宿迁市沭阳县颜集乡人。她既不是项羽用武力强抢过来的民女，也不是项羽花钱买来的性奴隶，而是项羽和他叔父起事之后因为仰慕项羽主动来投奔的。按说这样的人，胆色俱佳，不可能贪生怕死！就算要死，凭她对垓下之时项羽处境的准确判断，她也不会坐等到项羽亲自操刀。
虞姬一事是否透露了所谓的价值取向最后至于某先生说的“它透露了我们一直以来对女性生命的轻视，为了某种价值取向，可以毫不犹豫地让她死去。”
我们承认在理学之后，“五四”之前这样的价值取向确实在社会的各个层面成为主流，但是在陆贾生活的汉初和张守节生活的盛唐，这样的观念是不是也充斥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呢？显然不是，气节在北宋之前从来都不是妇女必守的信条，在唐宋人的笔记中很多关于寡妇再嫁的事实，而且当时的社会舆论对于这样的事也没有什么更多的谴责。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那是宋明理学的事。而与虞姬生活的时代关系恐怕就更远了。在虞姬和虞姬之前的时代的确也有气节的事，比如，墨家和儒家的高徒们，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墨子带着一百多人帮助别人守城，抵挡几十倍于自己的敌军；子路明知道去卫必无生还的道理，但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整冠而死，但那是作为一种信念而非在外力的驱使下的强迫。
说到项羽，南渡之后的李清照有首很著名的诗：“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一般的分析认为，诗中寓寄了她盼望着能有一位项羽式的人物来重振大宋河山的情怀。但是王本道先生却在《一曲虞歌唱到今》中说，这首诗除此之外还暗含着易安居士窃慕虞姬的情愫，不可谓言之无理。
至于某先生文章中说到的“低劣的道德和价值观”。晚辈才疏学浅，看了半天没看出来，我只知道宋人王应麟把虞姬对项王的和歌称之为“坚贞爱情结晶”。（《困学纪闻》）大才子袁枚对虞姬也多所称赞，就算是到现在还有题为虞美人的词牌名和花，可知这位奇女子在后世人们心中的份量。
最后引一首清人何溥的诗作结：“遗恨江东应未消，芳魂零乱随风飘。八千子弟同归汉，不负君恩是瘦腰。”
沧海桑田话《论语》
《论语》很多人都读过，但《论语》背后的故事，知道人就不那么多了。
前段时间，一本《论语心得》火遍大江南北。很多从不进书店的人从那时开始，知道了“管仲之器小哉”，知道了“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知道了子曾经还曰过那么几回。其实，早在汉代，《论语》就已经成了所有学龄儿童的必读书籍。
宋朝开国元勋，三度拜相的赵普治理天下功劳甚著，所有事都打理得井井有条，但可惜出身小吏，没啥学历。于是宋太祖嘱咐他平时多读点书。自从被皇帝点名教育一回之后，每天下班，赵普就忙不迭地往家赶，一头扎进书房，这样过了很多年。所有的人都很好奇，想知道这位没文凭没文化的“赵书记”每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究竟在读些啥！赵普刚死，好事的人们就匆忙打开他的书箱，想一探究竟。谁知，箱子打开的一刹那，大家惊呆了，只见箱中孤零零地躺着一本翻看了一半的《论语》，这就是有名的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典故了。
一本读了一半的书陡然被上升到治国平天下的高度，其能量之惊人，不免令人神往。
《论语》，一万五千九百字，其中满是子曰。子曰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孔子说。按这个推理，《论语》应该是一本记载孔子平日言行的书。《论语》不是教案，孔子也不会无聊到跑去抄录自己的课堂笔记。更何况孔子曾说“述而不作，窃比于老彭”。对于出书他自认为不够格，多少还有些顾虑。这样的人想必也不会如某些黑心书商一样昧着良心去出书。
如果再仔细看，你会发现，书中除了子曰，还有其他很多的曰，如曾子曰、有子曰、子夏曰、子游曰等，其中光曾子曰就有十三条之多。可见，此书也并不是孔子亲传弟子所作，因为“子”在孔子生活的时代是尊称，大抵类似于现在的先生或老师，譬如为大家所熟悉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
假如此书真全是孔子的亲传弟子所作，作为同门师兄弟，对于曾子等人，他们大可不必称“子”。所以，此书的作者中肯定还有些比他们辈分要低的再传弟子，甚至是再传弟子的再传弟子。在平常的学习中，这些再传弟子同样记载了他们老师的言论，也就是上面我们见到的曾子曰、子游曰、子夏曰等。
当最后大家把所有的相关言论汇集起来的时候，一本崭新的《论语》就出炉了。西汉的刘歆曾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书·艺文志》）算是一语中的。
因为不是成于一时一地，也不是成于一人之手，所以，《论语》从一出世就冒出了多个版本。据《汉书·艺文志》、皇侃《论语义疏序》、何晏《论语集解序》记载，在汉代初年，就能见到三个不同版本的《论语》。因其流传的地域不同，一般分称为《鲁论语》、《齐论语》、《古论语》。刘向在《别录》里说：“鲁人所学谓之鲁《论》；齐人所学谓之齐《论》；孔壁所得谓之古《论》。”而且这三者不但有名称上的不同，而且还有字数和篇章上的差异。
鲁《论》二十篇，条目篇次上跟我们今天见到的《论语》大抵相同；齐《论》与鲁《论》基本一致，但多出《问王》、《知道》二篇，共二十二篇；古《论》则用蝌蚪文写成，分《尧曰下章》，《子张问》更为一篇，共二十一篇，篇次上以《乡党》为第二，《雍也》为第三，至于其中的内容则更是多有不同，其中不合逻辑，无法理解之处也很多。
当时在长安，鲁《论》、齐《论》都有人学，老师们你教你的，我传我的，互不低头。而且各派都出了些比较著名的学者，据史书记载，习鲁《论》比较有名的有龚奋，夏厚生，夏后建，萧望之，韦贤，宣城，扶卿等；习齐《论》比较有名的有王卿，庸生，王吉，朱畸，贡禹等。古《论》因过于芜杂，仅有孔安国作注，而无人授习。
这种极其混乱的传授显然不利于文化的传播，所以在西汉末年，有人出来统一了三部不同版本的《论语》。安昌侯张禹是汉成帝的师傅，三朝元老，身份极为尊贵。他先是跟随鲁《论》大师王阳学习，后来又师从齐《论》大师庸生，之后融会贯通，删繁就简，以鲁《论》的篇目为依据，定二本为一，号为张侯《论》，也就是今天我们见到的这一版本的《论语》。因为张禹的特殊地位，他的这版《论语》一面世就广受欢迎。天下儒生都吵嚷着要去学张侯《论》。接下来，等待着齐《论》，古《论》的也只有寿终正寝了。
但张侯《论》毕竟不是一个完美的版本，张禹当年对三《论》进行删减，手术刀究竟割开了多大一个口子，没人知道。所以，从他以后，对《论语》的修订和注疏也就一直没有中断。
印刷术闲话
韩国人说印刷术是他们发明的，从哪里看都是无稽之谈。
中国是世界上公认的文明古国，其中最值得国人称道的莫过于“四大发明”，而“四大发明”中对人类文明贡献最大的首推印刷术。
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书籍一般靠手抄，不仅费时，而且容易出错。秦始皇的一把大火烧毁了当时大部分书籍，人们对他颇有微词，一部分原因就是，那时候的书籍属于珍稀物品，来之不易。随着文化的普及，书籍的缺口越来越大，手抄书籍的缺点逐渐凸显，于是印刷术应运而生。
最早的印刷术中国人很早就有刻印和勒石记事的习惯。春秋战国时期，印章是通用的官方凭证，勒石记事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在陕西凤翔曾发现了十个石鼓，经鉴定它们是公元前8世纪左右的春秋石刻。
汉代是石刻大发展的时代，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著名书法家蔡邕建议朝廷，在太学门前刻七经，以为后范。石经刻成后，读书人为了需要，便用纸墨将石刻拓印下来，当作抄写书籍的范本。
当拓印和篆刻有机结合起来的时候，印刷术就具备了最初的雏形。现在能够见到的最早有关雕版刻印的记载是《后汉书·党锢传》，其中记述了东汉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山阳人张俭因得罪大宦官侯览，被人诬陷，灵帝在洛阳下令“刊章讨捕”。“刊章”据版本目录学家李致忠先生考证就是刻印通辑的章表。
在稍后的晋人著述《抱朴子》中也提到过一种四寸见方（13.5×13.5）的大木印。上面镌刻有120个字，其实这种印差不多就是小型的雕版了。
但是真正意义上的雕版和印刷的大规模应用还是隋唐以后的事，现在能够见到的最早印刷实物是敦煌出土，唐咸通九年（公元868年）印制的《金刚经》，全长4877毫米，高244毫米，七张粘连成一卷。卷首有释迦说法图，末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
的题记。这个卷子图文精美，雕刻的刀法细腻，浑朴凝重，说明当时的印刷术已经有了相当的水准。
除了佛经，唐时还有刊刻的文学作品，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诗人元稹为好友白居易的新书《白氏长庆集》作序，序中他提到在当时的杨州、越州一带经常可以看到有人将他们两人的诗“缮写模勒”，然后在街头售卖。“模勒”跟“刊章”一样也是刊刻。
这之后不久，公元836年，东川节度使冯宿就给皇上提交了一份报告，要求下令禁止民间的盗版发售。他说：“每年中央司天台还没奏请颁布新历书的时候，民间私印的历书就已经飞满天下了。”可见当时的民间雕版印刷业确实很兴盛。
被否认的毕昇随着文化的普及和知识的传播，书籍的缺口日益增大，雕版印刷的弊病也逐渐暴露。首先，雕版印刷费工费时，每印一种书就要刻一回版，耗费的人力物力相当可观，同时对于刻版所需要的木材也是极大的浪费。
针对上述情况，北宋庆历年间，平民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活字印刷不像雕版那样每印一面就要刻一块版，而是事先刻好成千上万个大大小小的字模，到时候再根据书籍的需要，将字模逐一排版，这样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还节约了原材料。毕昇也成为了公认的活字印刷的始祖。
可是韩国人不这么看，他们认为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活字印刷的发明者。韩国是中国的近邻，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他们发明的铜活字是现在已知的最早的金属活字，中国明清时期的铜活字工艺据说就来源于韩国的反馈。在韩国人眼里，毕昇确实有过奇思妙想，但他所造的活字并不适用，而他们的铜活字才是活字印刷的真正开端。
对此，中国科学家给予了严正驳斥。最早记录毕昇发明活字印刷的书籍是沈括的《梦溪笔谈》。根据该书的记载，毕昇最开始试用的是木活字，但是因为木头疏密程度不同，刷水墨后，膨胀的程度也是肥瘦不一，从而使版面高低不平，无法印刷。所以在试用木活字失败后，毕昇试用了胶泥活字。胶泥活字克服了木活字的缺点，使用起来相当方便。沈括就亲眼见过毕昇所用的那一套胶泥活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