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不在其位不谋其事”管好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得了。至于那具尸体，甭管他是谁，反正不是自己就行了。但反过来，做人如果都做到这份上，也算完了。是非与势利本来就是人性的两个方面，就像小时候是人就会玩的跷跷板，有时是这头高，有时是那头高，有时高的那头是别人，有时高的那头是自己。于是在《大宗实录·补本》里大家还能看到这样的记载：“燕王遣中使出后尸于火，诡云帝尸，越八日壬申葬之，用学士王景言，备礼葬之。”也就是说，当时找到的那具尸体是马皇后，只是被朱棣“诡”云做帝尸了。这样看来，朱允炆极有可能没死。因为按照刑侦学的标准，死是要见尸的，既然所谓的尸是朱棣诡云而成，那么朱允炆就可能还活着，那么朱允炆还活着吗？
二是出亡说。有人坚定地说：“还活着！”这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谷应泰。他在他那本赫赫有名的《明史纪事本末》中极为详细地记录了这一事件的前前后后。
建文四年夏六月乙丑，帝知金川门失守，长吁，东西走，欲自杀。翰林院编修程济曰：“不如出亡。”少监王钺跪进曰：“昔高帝升遐时，有遗箧，曰：‘临大难，当发。’谨收藏奉先殿之左。”群臣齐言：“急出之！”俄而舁一红箧至，四围俱固以铁，二锁亦灌铁。帝见而大恸，急命举火焚大内，皇后马氏赴火死。程济碎箧，得度牒三张，一名应文，一名应能，一名应贤。袈裟、帽、鞋、剃刀俱备，白金十锭。朱书箧内：“应文从鬼门出，余从水关御沟而行，薄暮，会于神乐观之西房。”帝曰：“数也！”程济为帝祝发。吴王教授杨应能愿祝发随亡，监察御史叶希贤毅然曰：“臣名贤，应贤无疑。”亦祝发。各易衣披牒。在殿凡五六十人，痛哭仆地，俱矢随亡，帝曰：“多人不能无生得失，有等任事著名，势必穷诘；有等妻子在任，心必萦系，宜各从便。”御史曾凤韶曰：“愿即以死报陛下！”帝麾诸臣，大恸，引去若干人。九人从帝至鬼门，而一舟舣岸，为神乐观道士王升，见帝，叩头称万岁，曰：“臣固知陛下之来也。畴昔高皇帝见梦，令臣至此耳！”乃乘舟至太平门，升导至观，已薄暮矣。俄而杨应能、叶希贤等十三人同至。
这段文字记载得有板有眼，栩栩如生，不由得你不信。后世学人多从其说。但他跟另一则来自《明史》的材料有出入。《明史·程济传》载，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弥留之际，把皇太孙托付给程济，并告知奉先殿铁匣一事。我们不排除事事都考虑得极为周详，况且在晚年对诸王已有所警觉的朱元璋会真的留有这一后手。但按说事关重大，朱元璋不可能把这件事再告诉更多的人，更何况这种事情见不得光，知道的人当然是越少越好。朱元璋不会傻到把这件事搞得像“超级女生”、“加油！好男儿”一样沸沸扬扬。而且这种存在离间自己亲生骨肉嫌疑的事本来就是朱元璋最痛恨的，早在开国之初就有个叫刘伯巨的人曾提醒过朱元璋封藩的巨大危害性，朱元璋认为他这是在离间自己与诸王的关系，结果我们忠心耿耿的刘伯巨同志没能见到第二天从南京城头升起的太阳。按照这个逻辑，等到建文四年，金川门失守之时，跪陈铁匣一事的应该是程济而不是少监王钺。
于是在谈迁的《国榷》里，进献铁匣的人又被改了过来。
尽管如此，谷应泰的这一说法仍具极高的可信度，因为从之后的种种迹象来看，建文帝在1402年之后还活着的可能性极大。这里首先得从朱棣即位之后的所做的几件大事说起。
其一，不遗余力地屠杀建文旧臣，痛打落水狗，防止失败者相互勾结，企图东山再起。要么不做，要么做绝。
其二，加大僧道度牒的管理力度。从这一措施看，朱棣应该对谷应泰的说法有所耳闻，并且企图从源头上控制住僧道的流动，继而达到防止建文帝假僧道之名四处游走。余继登的《典故纪闻》曾说，永乐时期，朱棣多次命礼部榜示天下，申明僧道“俾守清规，违者必诛”。对待僧道如此严厉，不能不让人有所遐想。
其三，派郑和六下西洋。历史上的郑和曾七下西洋，但其中最后一次是发生在朱瞻基的宣宗朝。应该说，郑和下西洋的动机很复杂，但不可否认其中负有追查建文帝下落的使命。理由有二：一，随行成员中有大量的特务人员——锦衣卫。二，《明史·胡濙传》明确记载：“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树辈，浮海下西洋。”《明史·郑和传》也说：“成祖疑惠帝（建文）亡海外，欲踪迹之。”看来，朱棣对建文帝还是相当敏感，不放过任何一点蛛丝马迹。
其四，派胡濙寻访仙人张三丰。从成祖过去的行事来看，他并非极度迷信之人，他也懂得“人生一世，草生一秋”的道理。在当年“靖难”的蒿城之战中，闰三月初六，本来这一天是“兵家所忌，不可济世”的“十恶大败”之日，但朱棣不顾诸将空前一致反对，毅然兴兵渡河并说出“拘小忌者终误大谋”的话，并于初十日一举击溃吴杰。这样看，他是不会去干当年秦始皇干过的蠢事的，那么，寻访张三丰就只能是一个掩人的幌子了。《明史·胡濙传》同样记载得很明白，永乐五年（1407年），胡濙“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安在”。“隐察”就是秘密地查，“安在”就是“是否还在”。从这里可以看出，朱棣对当年那具烧糊的尸体也无绝对把握。如果他铁定了那不是建文帝，这里的词恐怕得改成“所在”了。
但这一说法遭到了持自焚说学者们的强烈反对。他们说，当时的南京城并没有所谓的下水道设施。既然这样，就更不可能存在所谓的鬼门、御沟逃路了，那么出亡一说就纯粹是后世好事之人的小说家言了。这一诘问曾让持出亡说的学者们哑口无言。直到1991年，南京的建邺路拓宽工地时偶然发现规模宏大的明初下水道设施，这一诘问才不攻自破。顺便说一句，明初的下水道不仅规模宏大，而且设计合理，布局完善，令人叹绝！更令人叹绝的是1998年，施工人员在修复南京中山门外前湖边一段坍塌的城墙时，意外发现在这道厚大的城墙里居然还包裹着一段小城墙。并且在小城墙外、大城墙内还发现一个约1.7米宽，2.5米高的隧道。紧接着在小城墙下又发现一个比隧道口略大一些的涵洞，穿墙而过。这一连串的发现似乎越来越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建文帝确实是在随从的帮助下，剃了发，卸了妆，然后从下水道的涵洞里逃了出来！如果事实真的如上面出亡说的学人们所认定的那样，逃过一劫的建文帝又去了哪里呢？
归宿这一下说法就更多了，连就在当朝，且掌握着大量内宫资料，博学如张居正者都搞不清楚，后人要想彻底弄个明白恐怕很难了。据《神宗实录》记载，万历二年（1574年）十月，12岁的小皇帝朱翊钧突然向他的老师首辅张居正问起建文下落一事，张居正道：“国史不载此事，但先朝故者相传，言建文皇帝当靖难师入城，即削发披缁（黑衣服），从间道（小路）走出，后云游四方，人无知者。”从这则材料我们可以得出两点条结论：一是首辅张居正倾向于出亡说；二是当时的政治环境已经松动，政府也不再忌讳谈论这个事情。等到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神宗诏复建文年号之后，民间更是禁忌全无，各种有关建文出亡一事的真书伪作如雨后春笋般一股脑儿全冒出来了。其中比较有名的有程济的《从亡随笔》，史仲彬的《致身录》，以及早于这两本书的《忠贤齐秘密录》等，以至建文帝的归宿又生出诸多的说法。
其一，北京西山说。
早在英宗朝就发生过一起震惊朝野的假冒建文帝事件。据《明英宗实录》记载，正统五年（1440年）十一月，有个老僧年九十余岁，从云南到广西思恩府，对人说：“我乃建文皇帝是也。张天师说我有四十年苦，今为僧期满，应返回邦国，以享天年。”思恩州士官岑瑛感觉事关重大，于是将老僧和他的随从抓了起来，押送京师。朝廷对这个事情相当重视，马上主持大臣会审。一开始老僧坚称自己就是建文帝并说：“今年九十余，且死，思葬祖父陵旁耳！”这时，审案的一位御史从旁诘问道：“建文君生于洪武十年，距正统五年当六十四岁，何得九十岁？”老僧哑口无言，经过进一步审问，老僧供认本名叫杨行祥，河南钧州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牒为僧，游历两京及云贵、广西等地，听熟了建文的一些故事，在同伴的怂恿下前来冒充。
英宗下令将其囚于锦衣卫，“论死！同谋12人戍边。”
但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据明万历间御史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一书记载：某天，他与御史黄大克聊天时，黄谈了一件怪事。黄的同乡侍郎王瓒，说自己从前担任南京刑部河南司郎中时，曾亲眼看见一名老僧在都察院的大堂上受审，后来被押解到了京师，朝廷提审后查清了老僧的真实身份，于是将他秘密养在牢中。据知悉内情的狱卒透露，这个神秘老僧就是建文帝。黄大克还说，此事传开后，朝廷为了平息这起风波，以一个老年囚犯为替身，斩首示众。后来建文帝得以寿终，葬在北京西山某处。从这则记载的来源和流传途径来看，完全是一个小道消息式的传闻，中途经过很多人的口耳相传才传到屠叔方这儿，所以这一则材料的可信度实在不高。
颇为诡异的是，这事还有第三个版本。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里记载的谷版，他这个版本是在《明英宗实录》上的一个展开。
书中说，当时自称建文帝的人确实名杨行祥，而非建文本人，但建文本人也在杨行祥的同行十二僧之中。当朝廷下旨要把从犯十二人发配到辽东戍边的时候。建文已有南归之意，便以实相告。朝廷拿不准，便把当年伺候过建文帝的老太监吴亮叫来。建文帝一眼就认出了吴亮，吴亮予以否认。建文帝于是说：“当年我在御便殿，你尚食，那次吃的是子鹅。我弃肉一片于地，你伏地舔食！不记得了么？怎么能说自己不是吴亮呢？”接着又说：“听说老臣杨士奇还活着，能叫他出来相认吗？”书上说，吴亮听后，“伏地大哭不止”。回去后就在房梁上挂条裤带样的玩意儿自杀了！（又一个死无对证）。英宗于是把老僧迎到宫中，宫人皆呼之为“老佛”，后来“以寿终，葬西山，不封不树。”这一说法颇多漏洞，一是如果建文果在十二僧之列，为何首犯杨行祥不把他供出来而自己招认呢？二是建文帝性格仁弱，“弃肉一片于地，吴亮伏地舔食之”这样的事不太可能发生在他身上。反过来说，就算这样的事发生了，难道这事就真的那么令他难忘？以至于在四五十年后还如此记忆犹新？可见这事臆造的成分同样很大。
其二，流落西南说。
《明史纪事本末》说，建文帝成功出逃后，带着杨应能、叶希贤、程济两比丘一道，隐名易服，“西游重庆，东到天台，转入祥符，侨居西粤，中间结庵于白龙，题诗于罗永，两入荆楚之乡，三幸史彬之第，踪迹来去，凡数千里”。西南各省也流传和保留有很多关于建文帝的传说和遗迹，甚至在各地的地方志中也多有记载。
明人徐霞客就曾考察过传说中的贵州白云山惠帝修行遗迹。他的《徐霞客游记》这样记载：“有巨杉二株，爽立磴旁，大合三人抱；西一株为火伤其顶，乃建文君所手植也。再折而西半里，为白云寺，则建文君所开山也；前后架阁两重。有泉一坎，在后阁前槛下，是为‘跪勺泉’。下北通阁下石窍，不盈不涸，取者必伏而勺，故名曰‘跪’，乃神龙所供建文君者。中通龙潭，时有金鲤出没云。由阁西再北上半里，为流米洞。洞悬山顶危崖间，其门南向，深仅丈余，后有石龛，可旁为榻。其右有小穴，为米所从出流以供帝者，而今无矣。左有峡高迸，而上透明窗，中架横板，犹云建文帝所遗者，皆神其迹者所托也。洞前凭临诸峰，翠浪千层，环拥回伏，远近皆出足下。洞左构阁，祀建文帝遗像（阁名‘潜龙胜迹’，像昔在佛阁，今移置此）乃巡方使胡平运所建，前瞰遥山，右翼米洞，而不掩洞门，其后即山之绝顶。”
与这则记载相近的传说更是诡异，建文帝所亲手种的那棵树因为像建文帝一样思念南京，其枝叶居然全朝着故都的方向。池塘的那两尾金色鲤鱼也不是寻常事物，它们是建文皇帝的天气预报，偶一出现就是要变天了，提醒建文帝打雷、下雨该收衣服了。至于那个流米洞，后来因为寺里的一个和尚贪财，想要多囤积些储备粮，于是把开口挖大。那洞也是通人性的，一见这架势，连米渣子都不流了。这些传说近乎神话，自然当不得真。但却说明一个问题，即民间对建文帝同情者大有人在。另外一些史书记载有此地建寺之经过。“永乐四年夏四月，建文帝至西平侯沐晟家。留旬日，五月结茆白龙山。”甚至还留有这样的记载，“五年冬十二月，建文帝祭死难诸人，自为文哭之”。
据隆庆进士冯时可的记述，他当年在此庵游玩的时候，庵内还留有传为建文帝的题壁诗三首，后来被广顺州知州韩之屏汇刊于石！其真假难辨，现将其二存录如下，以供爱好者赏析，鉴别：
风尘一夕忽南侵，天命潜移四海心。凤返丹山红日远，龙归沧海碧云深。紫微有象星还拱，玉漏无声水自沉。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宫犹望翠华临。
阅罢楞严磬懒敲，笑看黄屋寄团瓢。南来嶂岭千层迥，北望天门万里遥。款段久忘飞凤辇，袈裟新换衮龙袍。百官此日归何处？唯有群鸦早晚朝。
不仅如此，在其他地方如四川邻水县的御临河，广西南宁郊的宝华山应天寺，重庆的南温泉公园等都留有传说中的建文帝遗迹。1958年，著名的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在游览重庆的南温泉公园后曾赋诗一首：“南泉今日我重来，且喜江梅花半开，旧代政权余废垒，新喜民意乐登台。建文隐处埋荒草，仙女涧头长碧苔，浴罢温泉生趣满，花溪舟楫唤人回。”除了上述各地，另外还有两处地方颇为引人注意。
广西宜山县。在1986年的文物普查时，在城东北隅的江岸边，发现两处石刻，一曰“祭台”，一曰“泣血”，传为建文帝当年出逃时所刻。据《宜山县志》记载：“明义马冢，在城东北角小北门江岸上，明惠帝云游至庆远（今宜山），寓西竺寺时，卫指挥彭英先曾侍帝。遇之呜咽不自胜，馈蒸羊，帝起作偈而诵之。乃食。既登舟，英复多所献。帝解所乘马酬之。复作偈曰‘蹴蹋人间几许年，艰难险阻共周旋，今日别尔东西去，何日相逢兜率天’乃解缆，其马腾越触石而自毙，痊此处，帝敕石‘泣血’二字。”据称这是国内首次发现的建文帝笔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