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谪龙场这实在是一件比入狱更令人恐怖的事情。古典名著《水浒传》里，某人要是捅了什么天大的篓子，比坐牢更大的惩罚大概除了杀头就是流放几千里。王阳明的这个远谪跟流放差不多。龙场在今天贵州省的修文县。贵州在当时还属于蛮荒之地。沿途多大山绝壁，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更何况王阳明还上了刘瑾的黑名单，一路上到处都是刘瑾派去的刺客。到浙江钱塘时，王阳明甚至不得已“托言投江”然后乘船入海才逃得性命。
经过一年的艰难跋涉，1508年春，王阳明终于到达了贵州龙场。
他的职务是龙场驿丞。龙场驿的条件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艰苦。整个编制只有“驿丞一名，吏一员”。没有可居住的房屋，没有现成的炊具，再加上当地属于少数民族，语言不通，交流困难。四周更是崇山峻岭、瘴气四溢，同去的随从先后病倒。他们不但不能伺候王阳明的起居，相反王阳明还要去安慰惹上瘴毒的他们。任何困难对于王阳明来说都只是暂时的，它们不能阻止王阳明的前进就像王阳明不能阻止他们的发生。
远离了政治的风口浪尖，再加上驿丞一职相对清闲，王阳明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他的圣贤事业。刘瑾一事，王阳明收获颇多，他自觉已经摆脱了人生的荣辱得失，但生死一事却始终未能放下。他常常扪心自问：“圣人至此，更有何道？”这样的思索最终促成了他的质变。据《王阳明先生年谱》记载，一天半夜，躺在床上的王阳明顿悟：“圣人之道，吾心具足。”接着王阳明用自己脑袋中所能记忆的儒家经典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反复论证，发现无不吻合，于是大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因为在这之前，王阳明都是从别人那里去学圣贤之道，而这时，他开始转向于自己的内心。他发现一切的圣贤之道，其实自己的心里早就具备了。“心即理”，于是他开始了漫长的向自己学圣贤的道路。
沿着这条线索，王阳明开始扩大和丰富自己的学说，但是远离中原的境遇，让他归思难断，驿丞过于清闲的职位也让他缺少实践的机会。到贵州两年后，1510年，在与刘瑾集团的斗争中，朝臣逐步取得主动，于是这一年，作为曾经的反刘先锋王阳明也由龙场驿丞升任江西庐陵知县，这让他获得了难得的实践机会。
在王阳明之前，庐陵的地方秩序相当混乱，等待处理的案件堆积如山。王阳明到任后，采取攻心为上，刑罚为辅的策略，逐步理清政权结构，建立地方保甲制度。同时对民众晓以大义，兴办社学，选择有威望懂礼仪的地方贤达劝谕本地。经过这一番整顿，庐陵地方为之一变，百姓安居，治安良好，本来堆积如山的案件到这时已经是“囹圄日清”。这可以说是王阳明心学的第一次实践，虽然此时王阳明心学还没有形成完备的体系，但是他采取攻心为上的策略，无疑取得了初步的成功，这坚定了王阳明在龙场的顿悟。
在庐陵没呆多久，1510年的八月，刘瑾垮台，刘瑾本人也被抄家凌迟。当初因言事得罪刘瑾的人全部获得了平反昭雪，王阳明的政治生涯出现了转机，同年十二月，王阳明升任南京刑部主事。第二年随即调往北京担任吏部主事。1512年升任南京太仆寺少卿，1514年又升任南京鸿胪寺卿，1516年王阳明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这时的王阳明已经是一个正四品的京都大员了。在这顺风顺水的六年中，王阳明的心学思想进一步完善。同时，由于他的讲学，也让他的思想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
升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后不久，王阳明被派往巡抚南、赣、汀、漳等地。当时江西民变屡屡发生，王阳明此行的目的便是处理民变，平定各地的叛乱。这对于王阳明来说，实在是一次再好不过的实践机会。如果说当初在江西庐陵担任知县是小试牛刀，成功与否并无多少妨碍的话，这次却是要真的烹羊宰牛了，不成功就很可能要被逼着成仁了。
南赣等地的武装叛乱已久，起事者占据有利地形，依托地势，出入随意，进退自如。官军往往“见其头而不知其尾，见其尾继而难寻其头”。对于这样的武装，不施加重兵，要想平定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施加重兵，在崇山峻岭之间又难以施展，况且“兵多必滞”，反应迟缓，到时候恐怕不仅不能成功平叛，甚至连朝廷也会被拖入战争的泥潭。针对这样的情况，王阳明采取了与庐陵同样的办法。他先从整顿地方政权下手，然后采取剿抚结合，攻心为上的策略，有计划有目的地逐步推进。不到一年，王阳明平定了南赣等地的叛乱。这次实践使他进一步意识到“心”上功夫的重要。也就是在这次征战中，他提出了著名的“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命题。对叛乱者，王阳明通常都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人之所共耻者，莫过于身被为盗贼之名；人之所共愤者，莫过于身遭劫掠之苦。今使人骂尔等为盗，尔必愤然而怒；又使人焚尔室庐，劫尔财货，掠尔妻女，尔必怀恨切骨，宁死必报。尔等以是加人，人岂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尔宁独不知？”这样的文字功夫也不单单是做在表面，很多时候往往能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如武装首领卢珂经晓谕后，“即率众来投，愿以死报”。
从最后的结果看，王阳明的此次实践无疑是成功的，但更大的挑战还在后面。正德十四年（1519年），福建发生兵变。王阳明奉命前往勘查，刚走到半路，就传来了宁王朱宸豪叛乱的消息。宁王受封江西南昌。久怀异心，暗地里招兵买马，后来被朝廷探知，于是索性以得太后密旨的名义“起兵监国”。王阳明闻变，半路折回。当时的情况十分危急，宁王拥兵十万，而且所战皆捷，连克南康、九江，气势很盛。王阳明赶到的时候，宁王正在率领大军围攻安庆，企图直指南京。正式接战之前，王阳明开了一个会，会上军官们都倾向于前往安庆，以救宁王围城之急。但是王阳明却力排众议，他认为，应该采用围魏救赵的策略直捣宁王老巢——南昌。南昌被围，“宁王必回兵救之”，而安庆之围自然解。果然不出王阳明所料，当宁王得知王阳明正连夜急行军赶往南昌时，匆忙之中便从安庆撤军救援南昌。几天之后，两军相会于鄱阳湖。鄱阳湖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湖面辽阔，宜于水战。还没正式开战，王阳明又开了一个战前的军官会，由于双方兵力悬殊，会上军官们都建议以牵制为主，坚壁不出，徐图进退，等待朝廷的救援大军，然后众人合一，一举歼敌。王阳明却认为，宁王虽然人多马壮，但现在向前围攻安庆受挫，退后回师救援南昌又不能，反复行军，气势已动，假如趋兵进击，必不战自溃。事情的发展果然又同王阳明讲的一模一样，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王阳明就以少得可怜的兵力平定了这场震惊朝野的“宁王之乱”。
“活捉宁王”是王阳明一生实践的顶点，这件本来可以成就他不世之名的大事，在当时却没能给他带来多少好处。相反，这此事件让他在继刘瑾之乱后再一次体会到了世事的艰难。因为他遇到的主子不是别人，而是那个在明朝历史上出了名的混账皇帝——朱厚照。当听说宁王叛乱后，自恃武功第一的朱厚照便忙不急待地任命自己为威武大将军兼镇国公前往讨逆。朱厚照还没到南昌，王阳明那边生擒宁王的捷报已经传来。这让朱厚照有些不爽，自己不能出来一趟没半点收获吧，于是不顾捷报继续前进。王阳明上疏谏止，朱厚照未加理会，随行的官员居然给王阳明开出了把宁王放回鄱阳湖，然后等皇上再捉一回的方子。这种把治国当成过家家的幼稚想法王阳明自然无法接受，于是他星夜兼程，把宁王交给了皇上的随行官员，自己则干脆称病不出。
正所谓，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王阳明的旷世奇功给王阳明惹来了不小的麻烦。皇上带去的军队，无事可做，再加上被上司蛊惑。常常莫名地挑起事端，动不动就在街上肆意谩骂，矛头当然是直指王阳明。尽管如此，王阳明依然待之以礼，并晓谕民众，尽量避免和军队的冲突。这样的冷处理让事态逐渐趋于稳定。但是为首的军官依然不服，他们心想，王阳明一个身体孱弱的读书人，骑射肯定不是强项。
于是便在某天，集体向王阳明下了关于骑射的挑战书，想出出王阳明的洋相。谁知，王阳明早年的时候就精于此道，年轻的时候甚至有过从军报国、马革裹尸的念头。王阳明三箭全中，而且皆中靶心。
这让军官们很是气恼，但士兵们却对王阳明大加敬仰，所谓的儒将大抵也就是这个模样。军心思动，军官们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只能班师回朝。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一到南京，军官的首领就向朱厚照报告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王阳明必反。并且说，假如现在召王阳明进京，王阳明必定不敢前来。造反一事事关重大，朱厚照宁可信其有也不敢信其无，只得召见王阳明。王阳明本来就没想过造反的事，清者自清，便坦然踏上了面圣的道路。但是军官们的纠缠并没有就此罢休，如果王阳明真的能够跟皇上见了面，那么他们的谎言无疑将不攻自破，甚至有可能被治以“欺君”的罪名。于是，他们联合起来把王阳明阻在了芜湖，王阳明无奈，只得逃到了九华山。
这一段经历跟当初的刘瑾之乱比起来或许各有千秋，但这无疑也是王阳明一生的低谷。在九华山期间，王阳明的心情可想而知。
“百战归来一身愁，可看时事更愁人。”对世事的认识，艰险与矛盾并存，使王阳明的心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平定宁王的艰难，受困于小人的无奈，自己的付出与遭受的猜忌，让他感慨良多，很多看似不合理的事情就这么实实在在地发生了。这样的结果无论当时多么怆然，但终究需要给内心一个交代。于是沉湎于“成圣”的王阳明提出了“致良知”的著名理论。一个人活在世上，常常会遇到很多不合理的事，这时，人需要秉承自己的是非之心，按照心之所向，不为外物所动。该怎么做还怎么做，该说什么还说什么，沿着自己内心的指引继续前进。《传习录》中记载有这样一件关于“致良知”事。一天王艮出游归来，王阳明问这个大弟子：“外出一趟你都看到了什么？”
王艮说：“见满大街走的都是圣人。”王阳明对这个回答颇为赞许地说：“你见满大街的都是圣人，满大街人看你也是圣人。”从王阳明的心学出发，只要努力地去“致良知”，人人都可以成圣！
宁王之乱后，王阳明已经是48岁的小老头了。1521年，混迹多年的王阳明回到故乡，这一年他50岁。他开始抛弃政治上的诸多纷扰而专心讲学。宋明时期读书成风，王阳明在当时的文化圈名气很大，弟子众多。“环先生而居者比屋，如天妃、光相诸刹，每当一室，常合食者数十人；夜无卧处，更相就席，歌声震昏旦。南镇、禹穴、阳明洞诸山远近寺刹，徒足所到，无非同志游寓所在。”
终成圣贤虽然已经远离了政治的风口浪尖，但是对王阳明的毁谤却一日没有停止过。心学的广泛传播引起了其他儒家学者的不满，御史程启充，给事毛玉上疏弹劾心学为“异学”。这是一顶不小的帽子，其性质就跟今天的“恐怖组织”、“邪教”差不多。但是面对这样的无端指责，王阳明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过激之处，甚至当他的门生打算为他上疏申辩时，王阳明也及时地加以劝止。“无辩止毁”，这是王阳明对弟子的告诫，这样的告诫也是符合他的心学思想的。当一个人为人做事已经完全秉承于内心的“良知”的时候，外界的一切对于他又会有何干扰呢？
在这里，“良知”成为了本体，构成了圣贤的依据，而“致良知”则意味着这个漫长的成圣过程。但是，“致良知”就像一味强心剂，它可能帮人们走出无边的困境，也可能让人由“良知”而走向过分的自我中心。于是，晚年的王阳明在“举世非之”的情况下，开始了对自己学说的修正。不断的非议不可能对王阳明的内心毫无触动，再加上年事渐高，王阳明早年的锐气开始消减，这个时候的他更加向往的是相互理解、相互沟通、相互同情，所以这个时候的王阳明自然而然地提出了“万物一体”的理论，这个理论既是对“致良知”的修正，也是对他晚年所倾慕的理想境界的表达。
王阳明是有能力的，国泰民安的时候可能朝廷不会想起他，但是一旦出现混乱，他总是朝廷的不二人选。1527年，广西少数民族起事叛乱，王阳明又奉命踏上了前往广西的征程。王阳明还是那个王阳明，他的策略和从前一样，结果也一样。不战而屈人之兵，朝廷原以为可能引发大规模流血冲突的对抗最终被王阳明的心学所瓦解。时人对此评价颇高，“今守仁不杀一卒，不费斗米，直宣扬威德，遂使思、田顽叛，稽首来归。虽舜格有苗，何以过此。”在中国历史上，舜是完美人格的化身，把王阳明和舜相提并论，可见王阳明在时人心中的分量。从早年的对成圣的思索，到青年时期向外界寻求成圣之路，再到中年自己对成圣的探索，到现在，王阳明应该说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成圣之途。
1528年在平定思、田叛乱8个月后，王阳明炎毒日盛，卧病南宁。王阳明自知归期不远，于是还没等朝廷的批复下来就踏上了归途，十一月二十五日，王阳明越过广东的梅岭关到达江西地界的南安府。时任南安府推官的阳明门人周积出来相迎。二十八日，坐船到青龙铺，二十九日，王阳明病情加重，王阳明也自知不久于人世，对周积说：“吾去矣！”周积强忍住巨大的悲痛问：“先生还有何遗言？”王阳明笑了笑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不久溘然长逝。
享年57岁。
宽以待人娄师德
有人朝你的脸上吐口水，你不能愤怒，也不能擦拭，你要让他自然风干……唐人娄师德意味深长地对弟弟说。
武则天多疑，终其一朝，文臣武将能够善终者甚少，而娄师德却基本保持了终身不败。为官五十五载，享年七十余，当面、背地、生前、死后说他坏话的几乎一个没有，做人做到这份上也算是出类拔萃了。究其原因，其实就四个字——宽以待人。
有一年，天下大旱，娄师德奉朝廷之令跑到陕县去视察工作，当地的官吏为了奉承他，给他上了一大锅羊肉。而根据当时的法令，天下大旱之际为了表示求雨的诚心，全国禁止屠宰。于是娄师德责问上菜的厨子道：“你们为啥杀羊？”厨子也还算机敏答道：“不是杀的，是豺狼咬死的。”娄师德笑了笑说：“这只豺狼倒蛮懂得礼节啊。”不一会儿，厨子又端上来一盘红烧鱼。娄师德又问，因为刚才说得顺溜了，这次厨子不假思索随口就说：“也是被豺狼咬死的。”
这话让陕县当地陪同的官员捏了好一把汗，要知道，违背朝廷命令，私自开禁是要丢帽子，掉脑袋的，豺狼咬死鱼更是闻所未闻。谁知，娄师德听了不怪反笑道：“真是服了你！难道不是水獭咬死的？”话里不仅毫无深究之意，相反还从另一侧面点醒了在场的官吏，其为人宽厚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