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型：呈圆雕单体龟形。仅1件，出土于四川三台永明乡东汉崖墓。这件钱树座1995年出土，高33厘米，红陶，呈龟形，龟伸首，张口，双眼圆睁，四足外伸作爬行状，背壳高耸，正中立一圆柱，柱中空。对于这件钱树座的年代，报道者笼统推断为东汉时期。从考古发现的情况，出土圆雕单体动物形钱树座的墓葬多为东汉晚期墓，比如前述四川彭山寨子山M666、新都马家山M20、重庆涪陵三堆子M2、合川南屏ZM1等，因此，三台永明乡崖墓龟形钱树座的年代很有可能也是东汉晚期。
D型：呈圆雕单体蛙首人身怪兽状。仅1件，为四川彭山汉代崖墓的采集品。这件钱树座系20世纪40年代初川康古迹考察团于彭山江口镇汉代崖墓中采集而得，高为39.5厘米，孔径1.3厘米，泥质灰陶，前后合模制成，内面可见合模痕迹，呈怪兽形，怪兽作蛙首人身状，双眼微张，嘴紧闭，跽坐，两乳突出，腹部凸起，双手置于膝上，头顶立一圆柱，柱中空。此座制作较为精良，其年代也可能为东汉晚期。前述彭山寨子山M666曾出土蟾蜍形钱树座，与这件采集品有相似之处，而M666还伴出钱树体残片，故笔者以为，此座亦有可能为钱树座。
E型：呈圆雕单体熊首状。仅2件，1件出土于四川芦山芦阳镇汉墓，1件为意大利私人藏品。前者1984年出土，高17厘米、底径17厘米，孔径3.5厘米，灰陶，呈熊首形，中空，顶部有一插孔。此座年代可能也为东汉晚期。后者灰陶质，器表施彩，整体呈熊形，熊作蹲坐状，上肢下垂置于下肢膝上，首低垂，顶有一圆孔。此座年代可能亦为东汉晚期。
F型：呈圆雕单体兔形。仅1件，为芦山县博物馆藏品。这件钱树座据说出土于芦山，残，呈兔形，头顶有一圆形插孔。其年代可能为东汉晚期。
G型：呈圆雕单体鼠形。仅1件，出土于四川乐山白崖山崖墓。这件钱树座高12厘米，鼠作蹲坐状，双眼圆睁，尖嘴大张，弓背，背立一圆柱，柱中空，大肚，右爪上举扶柱，左爪置于后腿膝上，作尽力负重状。据唐长寿先生研究，乐山地区崖墓主要盛行于东汉晚期，此时的崖墓不仅数量多，而且墓葬结构也变得复杂多样，而白崖山崖墓群多数为多室墓，规模较大，加之这件钱树座属于圆雕单体动物形，故其年代当为东汉晚期。
H型：呈圆雕多兽重叠状。共计5件，其中出土品4件，分别出土于四川成都天回山M1、重庆丰都汇南乡M25、涪陵青杠堡M1、忠县红星村东汉墓；传世品1件，为于豪亮先生《“钱树”“钱树座”和鱼龙漫衍之戏》一文所公布，可能系四川地区出土（为便于行文，下文称之为“传为四川出土钱树座”）。这些钱树座形态皆不相同，下文一一介绍之。
成都天回山M1钱树座，1957年出土，高32厘米，表面施绿釉，呈两兽重叠状，上为蟾蜍，下为玄武，蟾蜍跽坐于玄武之龟背上，头前伸，双眼微闭，嘴微张，上肢下垂置于后肢膝上，颈部立一圆柱，柱中空；玄武之龟头向上反伸，蛇横穿蟾蜍之右侧，蛇首与龟头相对于蟾蜍下腹，中间连一圆璧。墓葬年代为东汉晚期。此座虽未与钱树体伴出，但考虑到墓葬已被破坏，加上在造型上与前述四川彭山寨子山M666出土的蟾蜍形钱树座有一定的相似性，故笔者以为，其为钱树座的可能性亦较大。
丰都汇南乡M25钱树座，1999年出土，高35.2厘米，泥质红陶，呈三兽重叠状，中空，兽体遍布方孔圆钱纹，底层卧一兽，体形较大，形似牛、虎合体，双眼圆睁，口微张，四兽足；中层为一羊，昂首，双角卷曲，四肢弯曲跪卧于底层兽背上；上层为一熊，尖嘴，双尖耳，骑坐于羊背上，熊头顶立一圆柱，柱中空，孔为椭圆形。墓葬年代为东汉中晚期。此座与前述陶质甲类A型树座有一定的相似性，加之座身满布钱币纹饰，故笔者以为，该座亦应为钱树座。
涪陵青杠堡M1钱树，1989年11月出土，由铜树体和陶树座构成。树体甚残，仅存少量残片。树座保存基本完整，呈二兽重叠状，上为熊，下为蟾蜍，熊尖嘴，头前伸，上肢下垂，下肢弯曲跽坐于蟾蜍背上，颈部立一短圆柱，柱中空；蟾蜍鼓双眼，双唇紧闭，四肢弯曲作匍匐状。发掘者根据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组合，结合出土铜钟（M1：66）上“永初元年”的纪年铭文，推断该墓年代为东汉中期，大体可从。
忠县红星村东汉墓钱树座，出土年份不详，现藏于忠县文管所。树座高34厘米，泥质红陶，施白色化妆土，呈二兽重叠状，中空，上为羊，下为蟾蜍，羊昂首，双角后卷，双眼圆睁，四肢弯曲跪卧于蟾蜍背上所驮之长方形板上，背部中央立一圆柱，柱中空，表面有两道辫索纹；蟾蜍抬头，鼓眼，嘴微张，四肢弯曲匍匐于长方形板上。此座制作较为精良，而从考古发现的情况来看，蟾蜍题材的钱树座在东汉晚期墓中较为常见，故这件钱树座的年代当为东汉晚期。此座亦与前述陶质甲类A型树座有一定的相似性，为钱树座的可能性亦较大。
传为四川出土钱树座，出土时间和具体地点不详。此座略残，呈二兽重叠形，上为羊，下为龟，羊昂首，双角后卷，四肢弯曲跪卧于龟背上，背立一圆柱，柱中空；龟形体较大，头前伸，四肢外伸作爬行状，龟背隆起。这件钱树座制作略显粗糙，图像略显模糊，加之羊、龟题材的钱树座常见于东汉晚期墓中，故笔者以为，这件钱树座当为东汉晚期遗物。
丁类：上小下大，上部作一山或多山耸立状。共计3件。近年在成都地区的汉墓中曾发现有造型与之相似的器座与钱树体残片共出，可见应为钱树座。根据图像的不同，可分为二型。
A型：上部作一山耸立状。仅1件，出土于郫县红砖村M1。郫县红砖村M1，1997年7月发掘，出土2件钱树座。其中一件高50.5厘米、宽29.5厘米、座长37.5厘米，泥质灰陶，图像可分为上、中、下三层，树座右侧自下而上有一小径直通顶部，下层有一平台，平台左侧有二人站立，中间有二马拉一篷车，右边有一人骑马作沿小径上山状；中层左边残，中间有一山洞，洞内有二人作交谈状，洞左有一圆柱，柱中空，表面饰数条纵向凹弦纹，柱中段一孔，一蛇自孔中伸出头颈，右侧有一人袖手站立于小径上；上层中间有一山耸立，其上似有一鸟，右边有一平台，台上站立一人，戴冠袖手，此人背后复有一圆形平台，台上亦立一人，头后有一项光状物。此座形态与下文即将述及的成都扬子山M1出土钱树座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而后者的年代乃东汉晚期，故这件钱树座的年代亦当为这个时期。
B型：上部作多山耸立状。仅2件，分别出土于成都扬子山M1和重庆忠县将军村M135。以前者为例，此座作三山耸立状，山底和山体中部各以一平台连接，左边之山上段残，未修复，中间一山顶部塑西王母端坐龙虎座，顶端立一圆柱，柱中空，左右两侧山上各塑手捧日月的羽人，三山中部塑马、猿、鸱枭、蟾蜍等动物以及长袖舞人、抚琴乐人等。墓葬为东汉晚期墓。
戊类：呈洞天状。仅1件，出土于四川成都。这件钱树座高60.5厘米、宽42厘米，泥质灰陶，整体呈云气缭绕的神山状，图像自下而上分为四层，第一层站立五人，右侧有一拱形门洞，其旁立者头有兔状耳，双手捧一物；第二层以一壁分隔为左右两个部分，左边有一洞，洞口左侧立一兔耳羽人，中间卧一蟾蜍，右边为一平台，平台上站立二人；第三层深凹，内立五人，右侧有一洞口；第四层中间站立一人，高髻，左手持钵，右手持杵，其左立一兔耳羽人，持钵者身后立一圆柱，柱中空，已残。此座现藏于成都市博物馆。何志国先生断此座年代为东汉晚期，可从。
己类：呈楼阁状。仅1件，出土于四川绵阳。该座出土时间和具体地点不详，据赵殿增、袁曙光二位先生介绍，图像分多层，上有人像、建筑物等。从结构上来看，此座与前述成都市博物馆藏洞天状钱树座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后者为东汉晚期遗物，故其年代可能亦为东汉晚期。
庚类：下部为一圆形平台，上部为一立柱。共计4件。根据图像的不同，可分为三型。
A型：表面浮雕简单图案。仅1件，为传世品，系四川省博物馆的藏品。这件钱树座下部为一圆形平台，平台侧面浮雕有龟以及仙人驯兽等图像，上部为一立柱，柱中空，两端大中间小，表面浮雕神山、嘉禾等图案，柱立于平台中央。该座与下文即将讨论的四川彭山豆芽坊M166钱树座，除图案不同外，造型上非常相似，故其亦当为钱树座；彭山豆芽坊M166的年代为东汉晚期，故该座年代应为东汉晚期。
B型：表面饰佛像等图像。仅1件，出土于四川彭山豆芽坊M166。豆芽坊M166钱树，20世纪40年代初出土，由铜树体和陶树座构成。树体仅存少量枝叶残片，树座保存基本完整。树座泥质灰陶，质甚坚硬，前后合模制成，后半部残失，仅存前半部，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下部为一圆形平台，平台外侧高浮雕龙虎衔璧图；上部为一圆柱，柱中空，立于平台中央，柱表面模制三人像，为一佛二胁侍，佛像居中，头有高肉髻，身穿通肩衣，衣纹下垂呈“U”字形，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佛像左侧侍者上身穿大袂上衣，下身着长裤，腰间有束结，右侧侍者右手上举，左手置于腰间，高21厘米，孔径约7厘米。墓葬年代为东汉晚期。
C型：平台上有二人作抬物状。共计2件，一为出土品，出土于四川江油，一为传世品，系美国曼哈顿古玩艺术中心藏品。此二座与前述彭山豆芽坊M166佛像钱树座相似，故亦应为钱树座。以美国曼哈顿古玩艺术中心藏钱树座为例。
曼哈顿古玩艺术中心藏钱树座，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下部为一圆形平台，平台外侧雕刻有一巨龟，其前有一人作牵龟状；上部为一两端大中间小的圆柱，柱中空，竖立于下部平台中央，表面刻有水波状纹饰，圆柱两侧各有一人，二人相向站立于平台上，双手扶柱，作用力抬物状。该座造型与前述彭山豆芽坊M166佛像钱树座、四川省博物馆藏圆台立柱式钱树座，皆有相似之处，而彭山豆芽坊M166的年代为东汉晚期，故其年代亦可能为东汉晚期。
辛类：呈盘龙状。仅1件，出土于重庆忠县涂井M5。忠县涂井M5钱树，1981年出土，由铜树体和陶树座构成，树体仅存部分枝叶和六节主干，树座保存基本完整。树座灰陶质，以圆孔方柱为中心，塑三龙盘绕于柱上，龙一大二小，大龙身躯粗壮，自下盘曲而上，张口吐蛇衔珠，两小龙身躯粗短，攀援于大龙身上，作上窜下跳状。墓葬年代为蜀汉前期。
壬类：呈覆钵形。共计2件。按照图像的有无，分为二型。
A型：素面。仅1件，出土于青海大通上孙家寨乙M8。上孙家寨乙M8钱树，1973～1981年间出土，由铜树体和陶树座构成，树体仅存少量枝叶残片，树座保存基本完整。树座为灰陶，呈覆钵状，实心，周边近底处有一道折棱，顶部正中有一圆形穿孔直达底面，高5.5厘米、底径17.3厘米，孔径长1.2厘米。墓葬年代为魏晋时期。发掘者称该座为“插座”（乙M8：14），该墓出土有钱树体枝叶，而该墓除此座外，并未发现其他可以当作钱树座的器物，故笔者以为，其属于钱树座无疑。
B型：表面浮雕有纹饰。仅1件，出土于湖北郧县东峰村汉墓。郧县东峰村汉墓钱树，1982年出土，2009年修复，由铜树体和陶树座构成）。树座呈覆钵形，中空，表面浮雕有一周三角形图案，近底处有一圈镂孔，顶部塑一熊，熊只见上半身，尖嘴，上肢下垂作撑地状，头顶平，正中有一圆形插孔。这件钱树的年代为东汉晚期。
癸类：呈长方形。仅1件，出土于四川资阳雁江区狮子山M2。此墓出土2件钱树，其中1件钱树（M2：49）由铜树体和陶树座构成，树体残存部分顶饰、主干和枝叶。树座长34厘米、宽24厘米、厚6厘米，孔径4厘米，系一“菱形纹”砖改制而成，中部有一圆孔，内中插有两个铁钉。此墓年代为东汉中晚期。
（二）石树座
可辨形制者14件。根据形态的不同，可分为四类。
甲类：呈圆雕动物形。共计7件。根据动物形态的差异，分为二型。
A型：呈圆雕蟾蜍形。共计2件，皆为出土品，分别出土于四川乐山沱沟嘴张君墓、合江白米乡崖墓。以乐山沱沟嘴张君墓出土钱树座为例。
乐山沱沟嘴张君墓钱树，1990年出土，由铜树体和石树座构成，树体仅存少量主干和枝叶残片，树座保存基本完整。树座高25厘米、长34厘米、宽23厘米，插座边长4厘米，插孔直径5厘米、深5厘米，呈蟾蜍形，尖嘴，昂首，蹲卧于一长方形底座上，背负一方形插座，插座中心有一圆形插孔。罗二虎先生断该墓年代“约在东汉中期后一段即安帝延光至顺帝永和年间（公元122～141年）”。。
B型：呈圆雕辟邪形。共计5件，皆为出土品，分别出土于达县三里坪M4、渠县城坝村汉墓、重庆奉节万盛乡崖墓、合川南津街办事处中南村汉墓及合川M3。由于这些器座形态相似，且达县三里坪M4还伴出有钱树体残片，故笔者以为，它们皆有可能是钱树座。以达县三里坪M4、渠县城坝村汉墓出土钱树座为例。
达县三里坪M4，1994年发掘，出土石质钱树座两件，报道者分别称之为“辟邪摇钱树座”、“洪荒摇钱树座”，出土时树座周围皆有钱树体枝叶残片锈痕。其中“辟邪摇钱树座”高42厘米、长28厘米、宽22厘米，呈圆雕辟邪形，昂首，张口吐舌，双目圆睁，独角，头顶有一长方形插孔，下巴有长卷须，胸部饰半环形弦纹，背部饰鱼鳞纹，前后腿皆有羽翼，四肢下蹲，伏于一长方形座上；辟邪胸部左侧前肢上站立一蟾蜍，双爪高擎花束两朵，右侧前肢上有一女屈膝而坐，单手托举三穗花枝一束。报道者断墓葬年代为东汉后期，罗二虎先生推断为东汉晚期。
渠县城坝村汉墓钱树座，1981年征集，以青砂石雕刻而成，高42厘米、长28厘米、宽22厘米，座长22厘米、宽20、高3.5厘米，圆柱高21厘米、直径7.4厘米、孔径2.6厘米，呈辟邪状，昂首，张口露齿，双目圆睁，背立一圆柱，柱中空，前腿有羽翼，四肢作下蹲状，伏于一长方形座上。在造型上，这件钱树座与前述重庆涪陵三堆子M2、合川南屏ZM1、四川郫县红砖村M1出土的陶质辟邪形钱树座，以及达县三里坪M4出土的石质“辟邪摇钱树座”皆比较相似，而后者的年代皆为东汉晚期，故其年代亦当为这个时期。
乙类：上小下大，呈锥形。共计3件。根据表面图像的有无及图像的差异，分为三型。
A型：素面。仅1件，出土于贵州清镇M1。清镇M1钱树，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出土，由铜树体和石树座构成。树体残，仅存部分主干和枝叶残片。树座保存基本完整，以白沙石雕刻而成，呈锥形，实心，表面素无图像，顶部正中有插孔。墓葬年代为东汉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