浓厚的商业氛围也渗透进了汉代西南地区的丧葬活动中。据唐光孝先生的研究，从西汉末年到东汉时期，巴蜀地区“砖室墓、石室墓和崖墓等墓葬在墓室结构的用材、崖墓的开凿、墓室装饰和专用随葬品等方面无不充溢着商品化因素”，“出现了一批掌握了先进开凿技术的石匠，出现了一批掌握陶器制品烧制技术的泥工，也涌现了一批文化与艺术素养较高的专门服务于葬俗活动的画师”，丧葬用品的商品化趋势日益明显。在这种环境中，钱树也可能会受到来自于商业的影响。何志国先生对钱树主干、枝叶和树座的题材、构图和造型进行了分析，发现“在迄今发现的摇钱树中，不仅在一株摇钱树上有形制完全相同题材重复出现，就是在不同的摇钱树上，我们也发现有形制相同的题材出现；有的地方相距遥远，但所出枝叶，甚至同出一范”，“摇钱树的各个构件，都有不同的格套，这些格套大多集中在成都平原的不同地区”，认为这种情况说明，钱树是由成都平原一带的作坊掌握不同粉本的格套进行生产和销售的，是一种典型的商品化丧葬用具，是汉代西南地区随葬器物商品化趋势的典型代表。这说明，钱树与商业贸易活动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联系，那么，它就有可能随着商业贸易活动的开展而在各地的传播开来。在古代社会，文化或文化因素随着商业活动传播，乃是一个十分常见的现象。
西南地区北有秦岭、大巴山脉，南有云贵高原，东有大巴山、巫山山脉，西有青藏高原，地形上属于“四塞”之地。这种地形特点并没能隔绝西南地区各地之间的联系，也没能阻断该地与区域外甚至境外的联系，在先秦秦汉时期人民的努力下，此地已形成《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栈道千里，无所不通”的交通网络，联结着西南地区各地及其与区域之外的联系。这些交通线路主要有“岷江—长江道”、“涪江—嘉陵江道”、“沱江道”、“乌江道”、“越嶲道”、“旄牛道”、“僰道”、“剑阁道”和“阴平道”等。它们不仅是各地政治联系、人员往来的重要通道，而且还是各种商业物资流动的重要孔道。“越嶲道”、“旄牛道”、“僰道”构成所谓的“西南丝绸之路”，“剑阁道”则通过“褒斜道”、“子午道”在关中地区与“丝绸之路”连接，而“丝绸之路”和“西南丝绸之路”皆是汉代就已开通的著名商路。长江水道又是西南地区商品东下荆州的重要水路。因此，既然钱树与商业贸易的关系十分密切，那么，它通过这些交通线路，随着商业贸易活动的开展而传播，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从考古发现来看，在上述几条交通线路沿线一带几乎都发现有钱树出土，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
上面我们对钱树传播可能存在的几种方式进行了讨论。地域不同，传播方式的侧重亦可能有所不同。汉王朝对南中地区的经营主要是依托巴蜀来进行的，加之巴蜀地区早就存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所说“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的商业传统，故巴蜀与南中地区之间的各类人员流动是相当频繁的，前述四种传播方式在这个地区的钱树传播过程中都应该存在，其中移民、商业、战争的方式可能更为常见一些。
巴郡地区是蜀地物资东出三峡进入荆州地区的必经之路，且汉王朝对该地的经营也主要依托蜀地，但两汉时此地局势相对较为平稳，大规模战争不多见，即便遇到战乱，从蜀地调兵的情况并不多见，故两地之间的人员流动以移民、商业和官员异地任职为主，该地钱树的传播应主要与这三种方式的人员流动有关。
从文献记载以及“剑阁道”的存在来看，汉中郡地区与巴蜀地区之间两汉时的人员流动主要与官员异地任职、商业贸易和军队调拨有关，而由巴蜀地区移民至汉中郡地区的情况较为少见，汉中郡地区的汉族移民主要来自于北方中原地区、三辅地区和东方荆州地区，如《华阳国志?汉中志》所载：“魏兴郡，本汉中西城县。……土地险隘，其人半楚，风俗略与荆州沔中郡同”，“新城郡，本汉中房陵县。……汉时宗族大臣有罪，亦多徙此县”，因此，钱树在汉中郡地区的传播应主要和巴蜀与汉中郡之间因商业和官员异地任职而带来的人员流动有关，而和移民活动的关系不大。
凉州地区亦是汉王朝重点移民的区域，移民的来源主要是关中和中原地区，未见有来自于巴蜀和汉中地区的移民，而简牍记载和考古发现已经表明，汉时凉州与巴蜀之间经济联系较为密切，商业贸易往来频繁，加之前述有不少巴蜀人士到凉州任职，故凉州与巴蜀、汉中之间的人员流动方式，应主要为官员异地任职、商业贸易两种，钱树在凉州地区的传播方式应主要与这两种人员流动方式有关。当然，东汉灵帝熹平年间，凉州地区的军队曾进入西南地区镇压“西南夷”的武装反抗，军事活动结束后，士兵也是有可能在返回时将钱树的实物和观念带回凉州的，只是这种传播方式在凉州地区是非常态的、非持续性的。
第四节 钱树以三蜀地区为分布中心的社会背景
考古发现已经表明，钱树的分布中心是三蜀地区，其核心区域是成都平原及其周边一带，而且，钱树亦很有可能最早产生于这一带。钱树之所以形成这一分布特点，可能与这一地域在汉代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中的特殊地位有关。
两汉时，汉王朝采取“各以地比”的治理方略经营西南民族地区，以蜀地为依托，从蜀地调拨人力、物力和财力来进行对西南民族地区的管理和开发，使蜀地自然而然地成了西南地区的政治中心。汉王朝也因此特别重视对蜀地的治理，《华阳国志?蜀志》谓：“汉选蜀郡、广汉太守，每重德高俊。故前有赵护、第五伯鱼，后有蔡、陈，表章礼物，殊于诸郡”。为加强对西南地区的控制，汉王朝在西南地区设置益州刺史部，州治设在广汉郡内，东汉末年移至蜀郡成都，“从行政上确立了这两个地缘关系密切的地区的一体关系，也承认了川西地区（原蜀地）在这一区域内的中心地位”。东汉时，州正式成为一级地方行政机构，刺史权力日益扩大，据蔡质《汉仪》载，此时的刺史已掌握“诏书旧典，刺史班宣，周行郡国，省察治政，黜陟能否，断理冤狱”的权力，以“六条问事”治理州内各郡，即：“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陵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卹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任赏，烦扰苛暴，剥戮黎元，为百姓所嫉，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怙恃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在这种情况下，蜀地在西南地区内的政治中心地位自然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巩固。这就使得钱树一旦获得此地官员的认可，就比较容易在此发展壮大，在向区域内其他地方传播时来自官方的阻力小一些。
不仅如此，三蜀之地还是汉代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经过战国晚期和秦汉时期的开发，蜀地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到西汉晚期，蜀地的成都已成为与洛阳、邯郸、临淄、宛并称的天下五都，成为当时长江流域唯一的第一等大都市，以成都为中心的成都平原已发展成为西南地区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古代文献中对汉代蜀地经济的繁荣景象多有记载。《后汉书?公孙述传》载李熊语云：“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同书《第五伦传》亦谓：“蜀地肥饶，人吏富实，掾史家赀多至千万，皆鲜车怒马，以财货自达。”《华阳国志?蜀志》云：蜀地“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汉家食货，以为称首”。成都已成为西南地区最重要的商品物资集散地，商业十分繁盛。西汉末年扬雄在《蜀都赋》中说：成都“东西鳞集，南北并凑，驰逐相逢，周流往来，方辕齐毂，隐轸幽，埃勃尘拂，万端异类，崇戎总浓般旋，阓齐楚，而喉不感概。万物凑驰，四时迭代，彼不折货，我罔之械，财用饶赡，蓄积备具”。到西晋初年，这种繁盛依旧。西晋左思《三都赋》谓：成都“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靓妆。贾贸墆鬻，舛错纵横。异物崛诡，奇于八方”。在手工业方面，两汉西南地区的金属制造业也以三蜀地区为盛，不仅汉王朝在蜀郡成都和广汉郡雒县两地设置有工官，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特别是蜀郡工官“生产规模大、工匠种类齐全、分工细致、技术优良，所以其产品大都十分精致，代表了当时蜀地工艺的先进水平”秦汉蜀郡、广汉郡工官生产项目主要为铜器、铁器、漆器和金银器等。，而且还形成了蜀郡和犍为属国朱提、堂狼为中心的民营铜器制造业重地，广汉郡的铜器制造业也较为兴盛。对于蜀地手工业产品的精良，在扬雄《蜀都赋》中有一段生动的文字记载：“众器雕琢，早刻将星。朱缘之画，邠肦丽光。龙蛇蜿蜷错其中，禽兽奇伟髦山林。”经济的繁荣，为钱树的发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商业的发达，为钱树的向外扩散提供了有效途径，亦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可能；手工业的兴盛和技术的先进，则为钱树的生产提供了技术保证。
在文化上，由于秦汉时代来自中原和关中地区的移民持续不断迁入蜀地，加上移民后裔和蜀地土著居民的努力，以及文翁等地方官吏的引导，蜀地的文化逐渐融入到了中原文化主导的汉文化体系之中，并且从西汉中期开始，蜀地的文化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汉书?循吏传?文翁传》说“（文翁）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同书《地理志》又谓“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华阳国志?蜀志》说“西秀彦盛，或龙飞紫闼，允陟璿玑，或盘桓利居，经纶皓素”，蜀地“人士俊乂，一州称望”，蜀地已发展成为与齐鲁梁宋地区、关中平原和东南吴会地区比肩的两汉时全国文化最为发达的四大地区之一。这就为钱树的发生、发展提供了丰厚的文化营养。此外，由于蜀地的移民多来自于中原、关中地区，加上汉王朝出于加强控制的目的，多任用中原人士为蜀地各郡的太守和益州刺史，而蜀地也有不少人士到中原地区任职，这就使得相比西南其他地区而言，蜀地有可能更早、更多地接触到中原地区的汉画艺术传统，从而为钱树的发生和发展奠定坚实的艺术根基。现代考古学者的研究已表明，以蜀地为中心的西南地区汉画艺术，的确受到了比较多的来自于中原地区的汉画艺术的强烈影响。
两汉时，西南地区的宗教活动比较活跃，也比较复杂，既有少数民族的宗教活动，也有汉民族的传统宗教活动，到东汉中晚期还出现了制度化宗教道教。少数民族的宗教多以巫鬼崇拜为特征，如《华阳国志?蜀志》言：犍为僰道县“本有僰人……民失在征巫，好鬼妖”；《南中志》载：南中夷人“其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李特雄期寿势志》谓：巴地人“种党劲勇，俗好鬼巫”。汉民族的传统宗教活动则以神仙信仰、黄老、谶纬、祖先崇拜及祠祀为主要内容，尤以蜀地为盛。蜀地的神仙信仰由来已久，《蜀王本纪》载：“蜀王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到两汉时此风仍盛，《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云：“（莋都县）土出长年神药，仙人山图所居焉。”《华阳国志?蜀志》云：“蜀之为邦……大贤彭祖育其山，列仙王乔升其冈。”据《汉书》、《后汉书》和《华阳国志》的记载，两汉时西南地区著名的黄老信仰者共有五位，其中四位来自于蜀地的蜀郡和广汉郡。自西汉晚期谶纬之风大行之后，谶纬之学很快传入西南地区，而蜀地是这一地区的谶纬重镇，《后汉书》与《华阳国志》所载西南地区谶纬学者共约27位，来自于蜀郡者就有6位，广汉郡16位，两地谶纬学者占总数的81%，而且从师承看，广汉郡可能还是西南地区的谶纬传播中心。蜀地祖先崇拜之盛，我们可以从扬雄《蜀都赋》所记蜀人祭祖用品中窥见一斑：“若夫慈孙孝子，宗厥祖祢，鬼神祭祀，练选时日，沥豫齐戒，龙明衣，表玄穀，俪吉日，异清浊，合疏明，绥离旅。乃使有伊之徒，调夫五味，甘甜之和，芍药之羹，江东鲐鲍，陇西牛羊，糴米肥猪，不行，鸿乳，独竹孤鸧，炮被之胎，山麕髓脑，水游之腴，蜂豚应雁，被晨凫，戮初乳，山鹤既交，春羔秋，脍龟肴，秔田蠕，形不及劳。五肉七菜，朦猒腥臊，可以练神养血脉者，莫不毕陈。”两汉时祠祀之风盛行，受此风影响，西南地区涌现出了大量的祠祀，《华阳国志》所载该地区汉晋祠祀约32处，其中三蜀之地的祠祀就有20处，约占总数的62%，于此可见蜀地祠祀的盛况。从上所述，我们基本可以认定，蜀地乃是西南地区汉民族传统宗教的活动中心所在。蜀地传统宗教活动的丰富与活跃，就为钱树的发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信仰基础。
经过秦汉王朝对西南地区的长期统治和经营，西南地区逐步形成为一个颇富地方特色的地域文化圈，“这一文化圈在空间分布上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其一是核心地区，由川西地区构成，而成都则是这一核心地区的中心城市；其二是由平原、丘陵和浅山等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构成的主要地区；其三是由这一地域内自然条件相对较差的山地构成的边缘地区。在这三个层次中，核心地区的文化变迁速度较快，该地区文化的发展变化直接影响着主要地区文化的发展变化”。上述蜀地在汉代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领域的中心地位，正是这种西南地域文化圈特点的反映。而钱树之形成三蜀为分布中心的特点，既是上述蜀地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诸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汉代西南地域文化圈中蜀地为核心的实物反映。
第五节 钱树对外传播所受到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