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异地人士的批评，还是西南地区人士的辩驳，都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即不仅西南地区与汉代其他地区之间在文化观念上存在一定的差异，而且该地区的区域文化还如同其政治地位一样，在汉代全国文化格局中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当一种文化或文化现象向异地传播时，在文化观念的碰撞中，往往会面临着三种选择：一是接受地的文化根据传播者的情况作出相应的调适，二是传播者根据接受地的文化作出调整以适应新的文化环境，三是接受地和传播者皆互不让步。前两种选择往往会使传播得以持续进行，并最终完成；而后一种选择则必然会使传播最终失败。在中国历史上，佛教传播是成功的例证，而景教和摩尼教传播则是以失败而告终的例子。佛教之所以成功，在于面对强大的成体系的中国本土文化，它选择了从教义、教规等方面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文化环境，融入到中国本土文化中去，并由此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主要部分。景教和摩尼教之所以失败，主要在于它坚持其原有的教义、教规主张，而不愿意根据新的文化环境作出相应的调适，使其无法与中国本土文化接轨，无法得到统治者和绝大多数中国民众的认可和支持，最终造成景教从晚唐以后逐渐消亡，摩尼教只能在部分地域以秘密方式传播、存在，并最终异化，丧失其作为制度化宗教的整体存在。钱树在向异地进行传播时同样会面临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困扰。钱树之所以能够较为顺利地向南中、巴地和汉中地区传播，是因为这些地区自先秦以来就与蜀地存在着较为密切的联系，而且到东汉时它们已经与蜀地融合为同一个地域文化圈，各地区之间的文化差异较小，钱树在这些地区的传播几乎不会遇到文化观念差异所带来的困扰。至于凉州地区，两汉时此地与蜀地的经济联系较为密切，加上在汉代人的心目中曾经同属于“大关中”这样一个经济区和风俗地理区，两地之间的文化联系较为紧密，相较于其他地区而言，文化差异小一些，故钱树亦可在此地进行有限的传播。但当钱树欲向关中、中原和荆楚地区传播时，情况就大大不同了。关中、中原是汉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而荆楚之地是汉王朝创立者刘邦的家乡所在和起家之地，又是汉代早期贵族的主要来源地之一，文化上明显处于一个强势的地位。西南地区与这些地区相比，则明显处于一个弱势的地位。这种情形就必然使得这些地区的区域文化很难作出调整来接纳来自于西南地区的钱树，而钱树又是一种固态的物质文化，自身很难作出调整以适应新的区域文化环境。这大概就是钱树无法向中原、关中和荆楚地区传播的原因所在吧。
（三）汉代宗教信仰地域性的存在，各地宗教观念的差异，限制了异地对钱树这种与西南地区宗教活动关系密切的物品的接纳
自先秦以来，古代中国有所谓“祭不越望”的观念或原则，用以规范中央和地方祭祀神灵的范围和权力。《礼记?曲礼下》谓：“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岳，岁徧。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岳，岁徧。大夫祭五祀，岁徧。士祭其先。”这种观念或原则，对宗教信仰地域性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它“在对人们祭祀对象加以规定的同时，也限制了信仰世界神灵传播的可能性。既然人们只能按政治权力、社会地位供奉与本地有关的神灵，那么神灵也就无法超越边界，因而大部分神灵最初只能是地方性的”。秦汉时，随着统一国家的持续发展，文化大一统格局的不断深入，宗教文化也在不断整合之中。但如同文化呈现出区域性一样，各地的宗教活动也表现出了地域性的特点。对此，我们从《史记?封禅书》中的一段记载可以有所体会：“（汉高帝）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长安置祠祝官、女官。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属；晋巫，祠五帝、东君、云中君、司命、巫社、巫祠、族人、先炊之属；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属；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属；九天巫，祠九天：皆以岁时祠宫中。其河巫祠河于临晋，而南山巫祠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各有时日。”
随着区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汉代各地宗教文化的地域性特点也不断发展，不少地方都出现了颇具地方特色的宗教活动和信仰内容。比如齐地的“八神”和“城阳景王祠”，《史记?封禅书》载：“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齐所以为齐，以天齐也。其祀绝莫知起时。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天齐渊水，居临葘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盖天好阴，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地贵阳，祭之必于泽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四曰阴主，祠三山。五曰阳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莱山。皆在齐北，并渤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齐东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时主，祠琅邪。琅邪在齐东方，盖岁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损益，珪币杂异焉。”《风俗通义?怪神》载：“自琅琊、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乡亭聚落，皆为（城阳景王刘章）立祠，造饰五二千石车，商人次第为之，立服带绶，备置官属，烹杀讴歌，纷籍连日，转相诳曜，言有神明，其谴问祸福立应，历载弥久，莫之匡纠。”又如九江郡浚遒县的“公妪”信仰，《后汉书?宋均传》载：“浚遒县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众巫遂取百姓男女以为公妪，岁岁改易，既而不敢嫁娶，前后守令莫敢禁。”又如会稽郡的以牛祭神活动，《后汉书?第五伦传》载：“会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财产以之困匮，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荐祠者，发病且死先为牛鸣，前后郡将莫敢禁。”又如太原郡的“龙忌之禁”，《后汉书?周举传》载：“太原一郡，旧俗以介子推焚骸，有龙忌之禁。至其亡月，咸言神灵不乐举火，由是士民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莫敢烟爨，老小不堪，岁多死者。”如此等等。
作为风行于汉代全国的宗教信仰活动，西王母信仰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地域性特点。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对此皆有所反映。《史记?赵世家》载：“（周）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司马贞《索隐》注云：“谯周不信此事，而云‘余常闻之，代俗以东西阴阳所出入，宗其神，谓之王父母。或地名，在西域，有何见乎’。”谯周的这种“不信”，正是南北方对西王母信仰认识不同的反映。西王母画像是汉代画像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画像内容，广泛出现于画像砖、画像石、壁画、铜镜等材质上，是当时西王母信仰最为直接的艺术表现。这种图像的地域性差异更为明显。据李凇先生的研究，汉代西王母图像大致可分为河南、山东及苏北、陕北及晋西北、四川（含重庆）四区，各区皆各有特色，河南地区西王母图像主要流行于西汉后期至东汉初期，其构图特点是西王母像“几乎都是四分之三侧面角度，很少正面角度”，“几乎都是西王母而很少有东王公”，“遗存类型丰富，以壁画和画像砖最有特色”；山东及苏北地区西王母图像主要流行于东汉时期，“西王母以正面角度为主，少有四分之三侧面角度”，东汉初期西王母单独出现，到东汉中后期则流行西王母与东王公配对的图像组合，“遗存都是画像石，其中石祠画像占有相当大比例”，区域内部又形成了若干个地方样式，其中以嘉祥样式最具特色；陕北及晋西北西王母图像主要流行于东汉中后期，陕北集中在2世纪初，晋西北多在2世纪中后期，以墓室画像石为主，西王母与东王公配对出现，位置相对固定于墓门的竖框上，西王母像“早期为略带侧面的正面，后期为四分之三侧面角度，少有武氏祠西王母那样左右完全对称的正面角度”，“西王母、东王公的天柱座式和华盖称为鲜明的特点”，“在手法上陕北画像石常常辅以墨线勾勒和敷彩，并有逐渐变浅的趋势，它与山东那种由阴线刻至浅浮雕的发展趋势正好相反”；四川地区西王母图像主要流行于东汉时期，东汉后期尤为盛行，延续至三国蜀汉时期，构图上“多为西王母单独出现，少有西王母、东王公成对像”，“西王母多配以龙虎座”，“西王母几乎都是左右对称角度，少有四分之三侧面角度”，“以天门或胜象征西王母仙境”，遗存丰富，类别和形式多样，“在画像砖、石棺椁、铜摇钱树和陶座、石阙、陶灯座、漆画以及铜镜等遗存上，都有西王母图像，其中有几类为四川地区所独具”。
从李凇先生的总结来看，北方中原地区的西王母图像，虽然各区各有特点，但亦具有明显的共性，即到东汉中、后期，基本上都形成了西王母与东王公配对出现的图像组合传统；与北方中原地区相比，四川地区的西王母图像地域性的特点更为浓厚，最为突出的就是，该地区的西王母图像自始至终几乎都是以独尊的面目出现的。这是一个巨大的反差，表明在对待西王母信仰上，四川地区与北方中原地区之间各有各的传统，不仅艺术表现形式不同，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信仰方式亦不同。这种情况或许正如张勋燎、何志国诸位先生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两地之间的西王母信仰来自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图像系统。西王母亦是钱树上常见的一位尊神，皆单独出现，其构图方式与四川地区汉代画像砖石一致，西王母像皆作正面端坐于龙虎座之状（详见本书第四章第一节），可见钱树与四川地区画像砖石的西王母信仰，皆同属于四川地区的地域宗教文化系统，而与北方中原地区的西王母信仰传统有别。
宗教信仰观念的不同，往往会给某种宗教或某个宗教因素的异地传播带来比较大的阻力，甚至导致传播最终失败。这里以基督教在古代中国的传播为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基督教曾经分别在唐代（景教）、元代（也里可温教）和明末清初（基督教）传入中国，但每次基本上都以失败而告终，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比较复杂，除有政治上的因素外，比如唐武宗灭佛，元朝的崩溃，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基督教的教义与中国固有的宗教信仰传统完全不同。基督教以上帝为唯一神，反对各种形式的偶像崇拜，禁止教徒参加包括祭祖在内的各种祭祀活动；而中国具有成熟的宗教思想体系，具备成熟的佛教、道教之类的制度化宗教，在宗教行为上主张偶像崇拜，重视各种神灵祭祀。很明显，二者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这种对立的存在，自然会降低中国文化对基督教的认同，大大限制中国民众对基督教的接纳程度，最终影响传播的效果。在不同文化之间是如此，即便是在同一个文化体系内，宗教信仰的地域性，宗教观念的差异，也有可能会对某种宗教文化现象的异地传播带来阻力。前述风行于齐地的“八神”信仰和“城阳景王祠”活动，之所以都局限于各自的地域内，而没能向更广阔的地区传播，除受制于各自的文化传统和“祭不越望”的封建法则外，应当还与宗教信仰的地域性差别有关。钱树的西王母信仰以独尊为特征，而北方中原地区的西王母信仰到东汉时形成了西王母、东王公对偶神崇拜特征，二者之间的信仰差异显而易见，前者自然难以被后者所接受。也就是说，钱树在向异地传播时，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地域宗教信仰观念差异所带来的阻力，在北方中原地区和荆楚地区，这种阻力会随着这些地区在政治、文化上的强势而变得更大，使传播更为艰难。
（四）汉时西南地区的移民以迁入为主，向外迁移者甚少，钱树缺乏机会随移民外迁而传播；从东汉末年开始，西南地区的民众因政治、军事和战乱的影响而开始向外流播，但他们在异地的处境比较艰难，无暇主动将钱树传播到迁入地
古代文化的传播以人员的流动为重要的媒介，在各种人员流动方式中，以移民（包括流民）对传播所起的作用最为直接、最为显著。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南地区一直是移民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区。不过，在东汉末年之前，该地区的移民多为异地迁入和区域内的迁徙，几乎没有向区域外迁移的移民活动，这就使得钱树没有机会随移民的外迁而传播。
从东汉末年起，西南地区开始出现民众大量外迁的情况。比如，汉献帝建安末，曹操攻灭张鲁汉中政权后，将汉中地区的数万民众迁移到中原、关中等地，《三国志?魏书?杜袭传》云：“（杜袭）随太祖到汉中讨张鲁。太祖还，拜袭驸马都尉，留督汉中军事。绥怀开导，百姓自乐出徙洛、邺者，八万余口。”《魏书?张既传》云：“（张既）从征张鲁……鲁降，既说太祖拔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又如，蜀汉灭亡后，曹魏内移蜀地民众三万家至河东、关中，《华阳国志?大同志》载：“魏咸熙元年，蜀破之明年也。……后主既东迁，内移蜀大臣宗预、廖化及诸葛显等并三万家于河东及关中”。再如，西晋末、东晋初，六郡流民起义爆发，西南地区局势动荡，蜀人大量外流，东下江阳，南入南中，《晋书?李雄载记》载：“（李雄）遂克成都。……蜀人流散，东下江阳，南入七郡。”《华阳国志?大同志》载：“时益州民流移在荆、湘及越嶲、牂柯。”到北魏时，来自于巴蜀地区的民众在中原、关中地区甚至形成了一些比较集中的聚居地，据周一良先生的考证，巴人集中于陇西、南安、天水、略阳、武都、阴平和商洛等地，而蜀人则在今山西一带形成了河东蜀薛、西河蜀等群体。
虽然从东汉末年开始，西南地区的民众陆续外迁至北方中原、关中和荆楚等地，但这些移民活动多是在政治动荡、战乱频仍的环境中发生的，并不是一种常态下的移民行为。这些外迁移民在迁入地的政治地位通常不高，时常卷入各种战乱之中，生存环境十分艰难。蜀汉灭亡后，北迁的蜀汉臣民政治地位大大下降，《华阳国志?后贤志》载：“故蜀大官及尽忠死事者子孙，虽仕郡国；或有不才，同之齐民，为剧。”西晋末、东晋初，迁移至荆湘地区的巴蜀流民备受土著居民和官吏的排挤甚至杀害，最后不得已在蜀郡成都人杜弢的领导下奋起开展武装反抗，《晋书?杜弢传》所载杜弢给应詹的一封信，即十分悲楚地讲述了巴蜀流民的这种遭遇：“天步艰难，始自吾州；州党流移，在于荆土。其所遇值，蔑之如遗，顿伏死亡者略复过半，备尝荼毒。”即使流移到北方中原、关中地区的西南地区民众，在五胡十六国和北魏时，也在战乱中备尝艰辛，不断卷入各方的争战中。《晋书?刘曜载记》载：太兴三年，“长水校尉尹车谋反，潜结巴酋徐库彭，（刘）曜乃诛车，囚库彭灯五十余人于阿房……尽杀库等，尸诸街巷之中十日，乃投之于水。于是巴氐尽叛，推巴归善王句渠知为主，四山羌、氐、巴、羯应之者三十余万，关中大乱，城门昼闭”。《石勒载记》载：“（石）勒攻（靳）准于平阳小城，平阳大尹周置等率杂户六千降于勒。巴帅及诸羌羯降者十余万落，徙之司州诸县。”《魏书?薛辩传》载：蜀薛薛强“善绥抚，为民所归，历石虎、苻坚，常凭河自固”。《长孙稚传》载：“寻而平正郡蜀反……未几，雍州刺史萧宝夤据州反……时薛凤贤反于平正，薛修义屯聚河东，分据盐池，攻围蒲坂，东西连结，以应宝夤。”《北史?裴庆孙传》载：“正光末，汾州吐京群胡薛悉公、马牒腾并自立为王，众至数万。……于是贼复鸠集，北连蠡升，南通绛蜀，凶徒转盛。”。如此等等。不仅常被卷入各种战乱之中，而且北迁的西南地区移民在政治上常受到排挤和歧视，以至有的甚至讳言为西南地区之人。《资治通鉴?齐纪六?明帝建武三年》载：北魏孝文帝评定门族品第高低，“众议以薛氏为河东茂族。帝曰：‘薛氏，蜀也，岂可入郡姓！’直薛宗起执戟在殿下，出此对曰：‘臣之先人，汉末仕蜀，二世复归河东，今六世相袭，非蜀人也。伏以陛下黄帝之胤，受封北土，岂可亦谓之胡邪！今不预郡姓，何以生为！’乃碎戟于地。帝徐曰：‘然则朕甲、卿乙乎？’乃入郡姓，仍曰：‘卿非“宗起”，乃“起宗”也！’”《北史?薛聪传》载：“（孝文）帝曾与朝臣论海内姓地人物，戏谓（薛）聪曰：‘世人谓卿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聪对曰：‘臣远祖广德，世仕汉朝，时人呼为汉，臣九世祖永，随刘备入蜀，时人呼为蜀。臣今事陛下，是虏非蜀也。’帝抚掌笑曰：‘卿幸可自明非蜀，何乃遂复苦朕。’”
从东汉末年开始向外迁移的西南地区移民，处境是如此之艰难，自顾尚且无暇，自然无法主动开展钱树实物和观念的传播，况且这时钱树在它的大本营西南地区已经开始衰亡。
综合上述分析，笔者以为，钱树之所以没能在异地大规模传播，没能传播到中原、关中等地，可能就是在以上述四种因素为主的各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出现的结果。这从侧面反映了钱树的西南地域文化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