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丧葬活动中，钱树到底是什么用途的器物（性质）？它的使用者是谁（社会阶层）？在人们的想象中，它又可以起什么样的作用（功能）？它是否是宗教活动的产物？如果是，那么这种宗教又是什么宗教（宗教属性）？这是本章关注的重点。但是，所有这些，在古代文献中均缺乏明确的记载。因此，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只能立足于考古发现，根据钱树的图像和文字内容，结合相关文献记载，作出相应的推测。
第一节 钱树的性质
对于钱树的性质，虽然古代文献中没有记载，但从墓葬中钱树的出土位置及随葬品的分布情况中，仍可看出一些端倪。迄今为止，出土钱树的墓葬虽然已有200余座，但是由于受到历代盗墓、生产活动的影响，在绝大多数墓葬里，我们已很难确知钱树的原生位置，随葬品的分布情况已经不明；仅有极少数墓葬未曾被扰乱或扰动较少，尚可大致看出钱树的原生位置和随葬品的分布情况。为便于观察，下面简要介绍一下这些未被扰乱或扰动较少的墓葬。
1.四川成都市高新区勤俭村M12001年8月发掘，单室砖墓，由甬道和墓室构成，墓室后部置陶棺1具。盗扰，出土随葬器物16件及若干铜钱，随葬品的分布是：墓室前部左侧置陶灶、盂、俑头、豆，墓室前部右侧置陶罐、仓，墓室中部置铜俑，墓室后部棺内置金手镯、陶罐，墓室后部右侧置铜耳杯、碗、钱树、铜钱。墓葬年代为东汉早期。
2.四川三台永安电厂崖墓1974年1月发掘，单室崖墓，由墓门和墓室构成，墓室中部置砖棺1具。未被扰乱，出土随葬器物20件及106枚铜钱，随葬品的分布是：墓室前部置陶鸡、猪、狗，墓室砖棺顶部置陶俑、钱树座，墓室砖棺后置铜壶、洗，墓室砖棺北侧置铜镜、钱币。墓葬年代为东汉晚期。
3.四川绵阳何家山M11989年11月发掘，双室崖墓，由墓道、墓门、甬道、前室、后室构成，前室后部置2具砖棺，后室置砖棺和陶棺各1具。略有扰乱，出土陶器26件、铜器6件、铁器3件、铜钱210枚，随葬品的分布是：前室前部右侧置铜案、魁、镜、陶钱树座、铁刀，前室前部左侧置陶壶、釜、罐、筒仓、俑、猪、狗、鸡、房、水田模型，前室右后角置铜铺首、钱树体、铁釜、灯，四棺内置钱币，其中钱树座和钱树体分置于前室右棺的前后两端。墓葬年代为东汉晚期。。
4.绵阳何家山M21990年2月发掘，单室崖墓，由墓门、甬道、墓室构成，墓室后部堆有两排几何纹砖，可能为尸床，葬具可能为1具木棺。似未被扰乱，出土陶器58件、铜器22件、铁器6件、金器3件、琥珀器2件、钱币360枚，随葬品的分布是：甬道置陶罐、铜提梁壶、簋、釜，墓室前部置陶俑、部曲俑、侍俑、舞俑、抚琴俑、击鼓俑、武士俑、釜、器座、房、鸡、灶、筒仓、灯、罐、筒瓦、铜牵马俑、马、甑、钱树（含座）、圈、箸、案、耳杯、盘、铁刀，墓室中部置陶猪、狗、筒瓦、铁棺钉，墓室后部右侧置陶侍俑、罐、铁刀，墓室后部左侧置陶罐、钵、金镯、戒指、琥珀狮、饰件。值得注意的是，铜案上置铜耳杯7件、铜盘2件、铜圈1件、铜箸3双，案前置陶舞俑和抚琴俑各1件，右侧置钱树座、陶罐、陶灯等，后置陶筒瓦数件。墓葬年代为东汉晚期。
5.重庆忠县涂井M51981年5月发掘，双室崖墓，由甬道、前室、后室和前室壁龛构成，前室宽于后室，葬具为3具木棺，2具并排置于前室中部，另1具置于后室中部。未被扰乱，出土陶器118件、瓷器1件、铜器6件、铁器4件、银器5件、铜钱1897枚，随葬品的分布是：甬道置陶井、马、狗、鸡、猪、牵马俑、马车、乐俑，前室前部左侧置陶灶、鸡、鸭、猪、狗、俑、拱手俑，前室前部中段置陶盖、马车、屋、铜洗、壶、瓷碗，前室前部右侧置陶盖、听琴勇、乐俑、跽坐俑、说唱俑、舞俑、侍从俑、井、铁釜陶甑、铜斧、银发钗，前室中部置铁刀、银发钗、手镯、顶针、铜钱、陶甑、贮钱器、侍从俑、水塘模型、舞俑、俑、乐俑、庖厨俑、拱手俑，前室后部中段置钱树（含座）、陶舞俑、侍从俑、乐俑、跽坐俑、武士俑，前室后部右侧置水塘模型，前室壁龛置陶屋、舞俑、庖厨俑、侍从俑，后室右侧置陶侍从俑、屋、敛口罐、水塘模型、盆、乐俑、跽坐俑、小口短颈罐、铜钵，后室中部置铁刀、铜钱、银手镯，后室后部置陶敞口罐、小口短颈罐、敛口罐、广口罐。墓葬年代为蜀汉前期。
6.忠县将军村M5421世纪初发掘，单室砖墓，由墓道、甬道和墓室构成，墓室后部偏右并排置两具木棺，前部左侧有一砖台。扰乱，出土陶器22件、铜器12件、铁器5件、骨器11件、石板1件、铜钱14枚，随葬品的分布是：甬道前端置陶狗、俑、罐、盆、钱树座，甬道与墓室连接处及墓室前部中左侧至铜耳杯、筷、钱树体枝叶、泡钉、伞具构件、陶俑、钵、器盖，墓室后部置铜案、案足、带钩、铁镇、筷、刀、剑、陶俑、房、罐、钵、塘、仓、骨器、石板、铜钱。墓葬年代为东汉晚期。
7.云南昭通桂家院子一号墓1960年发掘，单室砖墓，由甬道和墓室构成，墓室后部并排置2具木棺。未被扰乱，出土陶器12件、铜器29件、铁器4件、银器7件、金器1件、琥珀器5件、瓷器1件、铅器10件，随葬品的分布是：甬道置环首铁刀、砺石、铜车马饰、灯盏，墓室前部右侧置铜釜甑、洗、双耳釜、豆、壶、陶仓、罐、盆，墓室前部左侧置铜车马饰、钱树、箸、耳杯、案、碗、灯座、盉、行镫、盘、陶钱树座，墓室后部右棺置铁剑、五铢钱，墓室后部左棺置银钏、环、金环、琥珀珠饰、绿釉瓷珠、五铢钱，墓室后部末端置陶罐。值得注意的是，墓室前部右侧的2件铜双耳釜，1件内有鸡骨一堆，1件内有猪骨或羊骨一堆，陶罐旁有牛骨一根，而墓室前部左侧的铜案上置有铜耳杯7件、箸2双、小碗1件，以及栗子和鸡骨各一堆，7件耳杯中1件内有鱼骨半杯，1件内有鸡骨一堆。墓葬年代为东汉晚期。
8.云南昭通白泥井汉墓1964年3月发掘，单室砖墓，由甬道和墓室构成，墓室后部并排放置2具木棺，被扰乱，出土陶器3件、铜器13件、铁器2件、金器1件、银器1件、琥珀器1件及铜钱若干，随葬品分布是：甬道置铜樽、案、耳杯、盘、孔雀、大鸡尊、小鸡尊（钱树体残片），墓室置陶罐、碗、仓、铜灯座、铁刀、矛、铜钱、金戒指、银手镯、琥珀珠。值得注意的是，铜案上放置耳杯5件、盘1件、孔雀1件，耳杯内有小鸡尊。墓葬年代为东汉晚期。该墓出土的所谓“小鸡尊”呈背负一罐状物之鸟形，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藏钱树和成都市高新区勤俭村M1出土钱树体皆曾发现同样造型的钱树部件，可见其实应为钱树体的残片。
9.云南禄丰张通大队汉墓1974年2月发掘，双室砖墓，由墓道、前室和后室构成。被扰乱，出土陶器5件、铜器27件、银器15件、铁器2件，随葬品的分布是：前室置陶鱼、残陶器、铜洗、魁、釜、甑、盉、鸡形壶、鸟形壶（钱树体残片）、耳杯、案、带钩、环首刀、圆珠饰、铁环首刀、银带扣、圆珠饰、手镯、五铢钱，后室置陶罐、碗。墓葬年代为东汉中晚期。报道者所称之“鸟形壶”，体型小，亦作一鸟背负一罐状物的形状，可见亦应为钱树体的残片。
10.贵州兴义万屯M81975～1976年间发掘，双室砖墓，由甬道、前室和后室构成，后室地面高于前室23厘米，后室东部置木棺1具。被扰乱，出土陶器8件、铜器23件、铁器2件、漆器1件，以及铜钱若干，随葬品的分布是：甬道置陶水塘稻田模型、罐、瓮、铜车马，前室前部置铜釜、洗、陶罐，前室右后角置钱树体、陶罐、轮，后室置环首铁刀、抓钉、铜顶针、碗、提梁壶、盒、豆、耳杯、盘、量、陶罐、漆耳杯、五铢钱。墓葬年代为东汉晚期。
11.陕西勉县红庙东汉墓1972年发掘，单室砖墓，由墓门、甬道和墓室构成，墓室设有一棺床。似未被盗扰，出土陶器24件、铜器18件、铁器4件、金器1件、银器1件、玉器1件、铜钱405枚，随葬品的分布是：甬道置铜豆、案、耳杯、盘，墓室前部置陶灶、釜、甑、井、鸡、鸽、独角兽，墓室后部棺床置铜盆、釜、镜、带钩、顶针、钱树体（含座）、铜钱、铁剑、金镯子、银戒指。值得注意的是，铜案上放置有耳杯，钱树体被置于棺床上。墓葬年代为东汉晚期。
12.陕西汉中铺镇砖厂M41985年发掘，单室砖墓，由甬道和墓室构成，墓室后部有一砖筑的棺台，棺台前有一砖台。略有扰乱，出土30件陶器、铜器、铁器、铅器，随葬品的分布是：墓室前部右侧置陶狗、罐、壶、铅人，墓室前部中段和左侧置铜洗、削刀、铜尺、盘、灯、釜、耳杯、簋、镜、钱树体、陶井。值得注意的是，砖台上置铜洗、削刀、尺、耳杯，前面置铜盘、灯、釜、簋、镜、钱树体、陶井。墓葬年代为东汉中晚期。
虽不足以完整反映出钱树在墓葬中的空间位置，以及它与其他器物之间的关系，但我们仍可从中得出以下一些看法：（1）在墓葬中，钱树似乎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位置，有置于墓室前部或后部者，有置于前室者，有置于甬道内者，有置于棺椁顶部者，有置于棺床上者，如此等等，但在单室墓中钱树多被置于墓室前部，而在双室墓中则常被置于前室内，如绵阳何家山M1、M2，忠县涂井M5，将军村M54，昭通桂家院子M1，禄丰张通大队汉墓，兴义万屯M8和汉中铺镇砖厂M4；（2）在一些墓葬中，钱树被置于靠近葬具的地方，如成都市高新区勤俭村M1，三台永安电厂崖墓，绵阳何家山M1，勉县红庙东汉墓，反映出钱树与墓主人的关系十分密切；（3）在一些墓葬中，钱树常与耳杯、案、盘、碗、箸等器物共存，如成都市高新区勤俭村M1，绵阳何家山M1、M2，忠县将军村M54，昭通桂家院子M1，白泥井汉墓，禄丰张通大队汉墓，汉中铺镇砖厂M4，说明在丧葬活动中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形式的联系。
大概从西汉晚期起，墓祀之风开始流行起来。墓祀有三种主要的方式，一是在墓所设祠堂祭祀，二是在墓地以酒酹地或铲除杂草祭拜，三是在墓内设奠。墓内设奠是下葬时在墓内举行的一种祭祀仪式，大约于新莽前后首先在砖室墓内开始出现，到东汉时这种习俗在各类墓葬中都广泛流行起来，墓内设奠所用器物多为盒、案、耳杯等，“无论一墓合葬多少或几代人，一般只随葬一套奠器，置于前室（堂）或棺前”。在前述的12例墓葬中，多发现有耳杯、碗、盘、案等器物放置在一起的现象，且在绵阳何家山M2、昭通桂家院子M1和白泥井汉墓中还发现了铜案上整齐摆放铜耳杯、铜盘、铜碗等器物的现象，在汉中铺镇砖厂M4中出现了棺床前砖台上放置铜洗、削刀、尺、耳杯的现象，而且在昭通桂家院子M1铜案上放置有栗子和鸡骨各一堆，耳杯中也发现有鱼骨和鸡骨，可见，耳杯、碗、盘、案等器物应是西南地区东汉墓中的墓内设奠器具。既然钱树在墓葬中常被放置于单室墓的墓室前部和双室墓的前室，且常与耳杯、案、盘、碗、箸等器物放置在一起，则其亦应为墓内设奠的器具之一，也就是说，钱树可能是一种与丧葬祭祀活动有关的器物。
说钱树与祭祀活动有关，也比较符合西南地区汉代人重视丧葬祭祀的风俗习惯。扬雄《蜀都赋》记西汉晚期蜀地祭祀祖先之风云：“若夫慈孙孝子，宗厥祖祢，鬼神祭祀，练时选日，沥豫斋戒，龙（袭）明衣，表玄谷，俪吉日，异清浊，合疏明，绥离旅。乃使有伊之徒，调夫五味，甘甜之和，勺药之羹，江东鲐鲍，陇西牛羊，糴米肥猪，不行，鸿乳，独竹孤，炮鹄被之胎，山麕髓脑，水游之腴，蜂豚应雁，被晨凫，戮初乳，山鹤既交，春羔秋，脍龟肴，杭田孺，形不及劳。五肉七菜，胜猒腥臊，可以练神养血脉者，莫不毕陈。”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也说：蜀地“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奠而羊豕夕牲”。钱树应即是这种盛极一时的风俗的实物见证。
第二节 钱树墓主人的社会阶层
西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区域，两汉至南朝时，除汉民族外，还曾有人、廪君蛮和被称为“西南夷”的各个少数民族在此居住、生活。出土钱树的墓葬，无论是墓葬结构，还是随葬品的形态特征和组合，或者墓葬画像的内容和风格特征，均具有典型的汉文化特点，可见钱树应该是东汉至南朝时期汉民族的文化遗物。那么，使用钱树的这些汉民族居民又具有怎样的社会身份呢？对于这一问题，罗二虎先生曾在《中国早期佛像的重要发现——论重庆新发现的纪年钱树佛像》一文中，针对重庆丰都槽房沟M9一墓的发现，作过分析、讨论，认为该墓墓主“可能为当地的豪族大姓”。今拟在此基础上，从铭文、葬具、随葬器物、墓室画像、墓室结构五个方面，对钱树墓主的社会身份问题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
（一）铭文
钱树墓葬中直接表明墓主身份的铭文并不多见，大体可分为两种情形，一是铭刻或书写于墓壁上的铭文，二是铸刻于随葬器物上的铭文。
前者仅有5例，分别为四川彭山寨子山M900、M550，中江塔梁子M3，新都互助村M3和乐山沱沟嘴东汉崖墓。彭山寨子山M900墓门框刻有篆书铭文“蓝田令杨子舆所处内”9字，表明该墓墓主为杨子舆，曾担任过蓝田县令。彭山寨子山M550洞口一侧刻有“永元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王相□造”14字，表明该墓乃王氏家族墓，但铭文未提及其先世，也未炫耀个人的仕宦情况，说明其应当为一介平民。中江塔梁子M3绘有八幅壁画，其中第一、五、七壁画旁有墨书榜题，第一幅壁画上方的榜题为“先祖南阳尉，□□土乡长里汉太鸿芦文君子宾，子宾子中黄门侍郎文君真坐与诏，外亲内亲相检厉见怨□□。诸上分文颠诸□□□□□□，绝肌则骨当□。□父即鸿芦，拥十万众，平羌有功，赦死西徙，处此州郡县乡卒”；第五幅壁画右上方榜题为“广□守丞、瓦曹吏、创农诸□字子女长生。荆□□□□□父造此墓”，左上方榜题为“蜀太守文鲁掾、县官啬夫、诸书掾史堂子元长生”；第七幅壁画左侧第一人榜题为“荆子安字圣应主”，这些榜题说明，墓主荆氏出身于一个官宦世家，祖上担任过南阳郡尉、大鸿胪、黄门侍郎以及蜀郡、广汉郡的郡县佐吏，只是到荆子安这一代时已没落为平民。新都互助村M3青石墓门“石门关”上有两段隶书铭文，一段为“惟自旧怟，段本东州。祖考倈西，乃徙于慈。因处广汉，造墓定基。魂零不宁，于斯革之。永建三年八月，段仲孟造此万岁之宅，刻勒石门，以示子孙”，另一处为“段仲孟年八十一以永和三年八月物故”，铭文追述了墓主段仲孟家族祖先的祖籍所在地，交代了建造此墓的因由，但未夸耀段氏的仕途经历，说明墓主亦应为一介平民。乐山沱沟嘴东汉崖墓墓室后壁有石刻铭文“张君神舍”四字，表明墓主当为张君，按照汉代人的习惯，称“君”者往往曾出任过一定级别的官职，罗二虎先生根据该墓出土画像石棺上的出行图推测，墓主张君“可能为县令之类的官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