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西南地区特别是巴蜀地区人口、民族结构发生大变动的时期，这种变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口数量持续减少，二是本地人口大量外迁，三是外区域人口大量涌入。
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平帝时，益州八郡户口总数为972783户，4548654口。东晋班彪《续汉书?郡国志》记载，东汉顺帝永和五年，益州十二郡、属国的户口总数为1525257户，口7242028户。由此可见，两汉时期，西南地区的人口基本呈一个持续增长的态势。但从蜀汉开始，该地区的人口数量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据朱大渭先生的统计，“关于蜀国地区，蜀亡时有户280000，有口940000（每户平均3.36人）。西晋太康时，蜀旧境有户318500，有口2127580，户增长率为113.75%，口增长率为226.34%，户增加约13.75%，口增加约126.34%。大明八年（464），蜀旧境包括益、梁、（南）秦、宁四州，减去梁州不属于蜀国辖区的上庸、新城、新兴、魏兴、南上洛、北上洛六郡户口数，另外宁州各郡以及其他三州九郡有户无口者，以大明八年全境每户平均5.89人计，益州有户53141，有口248293，梁州有户9068，有口47071，（南）秦州（刘宋大明时梁、南秦均治汉中郡）有户10253，有口60000，宁州有户9907，有口58352，以上四州属蜀国旧境共有户82369，有口414116。大明时蜀国旧境户口数，比蜀国户口数，户减少约70.58%，口减少约55.31%；比西晋太康时蜀国旧境户口数，户减少约74.14%，口减少约80.54%。……从蜀国到刘宋大明八年（464）约200年中，蜀国旧境户口数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户减少了三分之二以上，口减少了二分之一以上，户口锐减得实在惊人！”可以看出，从三国到南朝，西南地区的人口数量，除西晋太康年间有所增长外，基本一直处于减少的趋势之中。即便是西晋太康年间的人口数量，与东汉永和五年相比，也减少了很多。造成西南地区人口在这一时期大量减少的原因有很多，长期战乱所导致的人口大量外迁和非正常死亡，应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因各个政治集团为争夺人口之需，以及躲避不断发生的战乱，从东汉末年开始，西南地区的居民陆续出现大规模向外迁移的现象。汉献帝建安末，曹操攻灭张鲁汉中政权后，将汉中地区的数万民众迁移到中原、关中等地。《三国志?魏书?杜袭传》云：“（杜袭）随太祖到汉中讨张鲁。太祖还，拜袭驸马都尉，留督汉中军事。绥怀开导，百姓自乐出徙洛、邺者，八万余口。”《魏书?张既传》云：“（张既）从征张鲁……鲁降，既说太祖拔汉中民数万户以实长安及三辅。”蜀汉灭亡后，曹魏又内移蜀地民众三万家至河东、关中。《华阳国志?大同志》载：“魏咸熙元年，蜀破之明年也。……后主既东迁，内移蜀大臣宗预、廖化及诸葛显等并三万家于河东及关中。”西晋末年、东晋初年，随着六郡流民起义的爆发，以及成汉政权的建立，大批巴蜀居民外流至荆湘一带。《晋书?李雄载记》载：李雄“遂克成都。……蜀人流散，东下江阳，南入七郡”。同史《杜弢传》载：“时巴蜀流人汝班、蹇硕等数万家，布在荆湘间，而为旧百姓之所侵害，并怀怨恨。”《华阳国志?大同志》亦载：“时（永嘉元年）益州民流移在荆、湘州及越嶲、牂柯。”到前秦统治巴蜀地区时，仍有居民大规模向外迁移。《资治通鉴?晋纪》载：东晋孝武帝太元十年春正月己丑，前秦益州刺史王广“帅所部本还陇西，蜀人随之者三万余人”。在这几次移民外迁中，以西晋末、东晋初的移民外流，对巴蜀地区产生的影响最大，正如李敬洵先生所言：“大成政权的建立，导致巴蜀地区人口的大规模迁徙，汉族居民逃亡殆尽，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六郡流民，以及稍后迁入的僚人，成为主要居民。巴蜀地区的人口、民族构成，均发生重大变化。”
在本地人口大量外迁的同时，不断有外地人口因种种原因迁入西南地区。从东汉末年以迄南北朝，史籍所载、规模较大的就有以下几次：（1）汉灵帝末年，南阳、三辅民数万家流入益州。《华阳国志?公孙述刘二牧志》载：“时南阳、三辅民数万家避地入蜀，（刘）焉恣饶之，引为党与，号曰‘东州士’。”（2）汉献帝建安年间，关西民数万家迁入汉中地区。《三国志?魏书?张鲁传》载：“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家。”（3）建安十六、七年，刘备集团大批士卒由荆州进入益州。《蜀书?先主传》载：建安十六年，“先主留诸葛亮、关羽等据荆州，将步卒数万人入益州”，十七年，“先主军益强，分遣诸将平下属县，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将兵泝流定白帝、江州、江阳”。（4）西晋元康年间，关西六郡流民为躲避战乱大举南迁进入益州地区。《晋书?李特载记》载：“元康中，氐齐万年反，关西扰乱，频岁大饥，百姓乃流移就谷，相与入汉川者数万家”，“初，流人既至汉中，上书求寄食巴蜀，朝议不许，遣侍御史李苾持节慰劳，且监察之，不令入剑阁。苾至汉中，受流人货赂，反为表曰：‘流人十万余口，非汉中一郡所能振赡，东下荆州，水湍迅险，又无舟船。蜀有仓储，人复丰稔，宜令就食。’朝廷从之，由是散在益梁，不可禁止”。《华阳国志?大同志》亦载此事：元康八年，“略阳、天水六郡民李特，及弟庠，阎式、赵肃、何巨、李远等及氐叟、青叟数万家，以郡土连年军荒，就谷入汉川，诏书不听入蜀。益州敕关禁之。而侍御史李苾开关放入蜀，布散梁州及三蜀界”。（5）永嘉五年，扶风流民数千家迁移入蜀。《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载：“是时，扶风邓定、杨虎等各率流民前后数千家入蜀。”不仅外地人口大量迁入，而且区域内的民族迁移亦较频繁。蜀汉时，曾先后将南中和涪陵郡的少数民族强制迁移入蜀。《华阳国志?南中志》载：诸葛亮平定南中叛乱后，“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于蜀”。《巴志》又载：涪陵郡“人多戆勇，多獽蜑之民。……汉时，赤甲军常取其民。蜀丞相亮亦发其劲卒三千人为连弩士，遂移家汉中。延熙十三年，大姓徐巨反。车骑将军邓芝讨平之。……乃移其豪徐、蔺、谢、范五千家于蜀”。成汉末年，为弥补巴蜀地区人口的不足，李势引僚人从牂牁一带北迁入巴蜀。《华阳国志?李特雄期寿势志》载：“蜀土无獠，至是（李势嘉宁元年）始从山出，自巴至犍为、梓潼，布满山谷，十余万落，不可禁制，大为民患。”如此等等。
在这一减一迁一入之间，西南地区特别是腹地巴蜀的人口和民族结构，悄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信奉和使用钱树的汉族居民几乎荡然无存，钱树信仰的支持者、东汉三国时曾经“垄断经济、干预政治、武断乡曲；以宗族关系为纽带，拥有数量众多的奴婢，控制、参与各级统治，并基本垄断文化教育；掌握武装，拥兵自重；彼此联姻，形成宗亲、姻亲交错的关系网”的巴蜀土著豪族势力分崩离析，主要居民变成了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六郡流民和成汉时期北迁的僚人以及自他地迁入的汉族，而外迁至异地的西南地区之人处境艰难，所面对的又是新环境、新风俗和新文化，更难于传播和传承钱树传统。任何一种文化或一个文化现象的延续和发展，都离不开一个相对稳定的人类群体来支撑和实现，否则，这种文化或文化现象所面临的命运就只能是衰亡。相对稳定的人类群体乃是文化或文化现象延续和传承的人本根基。既然支撑钱树存在和发展的人本根基已经丧失殆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它焉能不亡？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南地区从政治秩序、经济形势到宗教信仰、人口结构等诸多方面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迁，支持钱树从发生、发展到兴盛的社会基础已经荡然无存，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钱树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亡的不归路，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第四节 钱树与宋元明清时期吉祥钱树的关系
考古发现表明，从三国时期开始，钱树在出土数量、分布地域、制作方式、图像内容诸方面皆已出现衰落的迹象，而到东晋南朝时它就已彻底衰亡，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是，有的学者提出，流行于东汉的钱树并没有消亡，而是发展演变为宋元明清时期一种新型的钱树，一种反映人们各种美好愿望的钱树。人们称这种器物为“摇钱树”或“厌（压）胜钱树”。从这种钱树的图像和钱币文字内容看，它明显属于中国古代压胜钱文化传统，为区别于东汉至南朝时期的钱树，本书称之为“吉祥钱树”。就笔者所见，见诸于公开报道、保存较为完整的吉祥钱树有以下几批：
1.1972年12月，浙江省安吉县章村乡一宋墓内出土1件吉祥钱树，报道者称之为“崇宁重宝钱树”，伴出土的还有青铜簋、釉陶钵各1件。这件吉祥钱树高51厘米、宽9.4厘米，干长44.5厘米，树体扁平，下端略呈三角形，主干纤细，左右两侧对称分布有11层“崇宁重宝”钱，残存19枚，顶部正中有1枚“崇宁重宝”钱，其上又连铸三枚正面饰星象纹的压胜钱3枚，“崇宁重宝”钱皆光背。此树年代为宋代。从该墓伴出青铜簋这样的古器来看，墓主人大概是一位好古尚奇之士，这件吉祥钱树应不是专为丧葬而制作的明器，而是墓主人在世时所钟爱的玩物，死后将其随葬到了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