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型：每节主干中央有人物形象。仅1件，即四川梓潼羊头山汉墓钱树。这件钱树1970年出土，仅存铜树体残件，2009年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修复，树座为另配，高210厘米（包括树座，树座高55厘米）。顶饰情况不详。主干横截面呈椭圆形，每节中央有一圆雕人像，人像全身赤裸，大头、大眼、大耳、高鼻，双手交叉置于胸前，鼓肚，腹略下垂，跽坐；人像左右各有枝蔓，枝蔓顶端皆各有一朵盛开的莲花，左侧枝蔓下部立一马，右侧枝蔓下部一人单腿下跪，人、马皆作面向人像状。枝叶分为璧与龙、凤鸟与钱形两种。璧与龙枝叶主体为一圆璧，璧一端为插头，另一端伸出一龙，龙身弯曲，龙背下腹上，首向上，张口形成一插孔，龙颈、首有鬃鬣，璧上端中央蹲立一动物，该动物左右各立一凤鸟，凤鸟皆作回首面向蹲立动物状，璧下端坠一方孔圆钱，钱币两侧生羽翼，双翼展开作飞翔状。凤鸟与钱形枝叶可插于璧与龙枝叶上，叶脉弯曲，一端有插头，另一端站立一只凤鸟，叶脉上下皆饰有两层方孔圆钱，钱币以枝蔓连接，枝叶边缘有芒刺。该钱树年代为东汉末期至三国之际。何志国先生认为，这件钱树主干应为佛像，反映的是释迦太子出家的故事。但是，该人像全身赤裸，头无肉髻，手未施佛教法印，坐姿为跽坐，既与前述各地所发现的钱树佛像姿态迥异，又明显不符合佛教造像仪轨，故笔者以为不宜归入钱树佛像之列，暂应作一般人像看待。
B型：每节主干中部有猴形动物圆雕。共6件，出土品5件，分别出土于四川成都站东乡谭家桥M1、射洪王爷庙村汉墓、贵州兴仁交乐M6、陕西勉县红庙汉墓、云南盐津漆树湾崖墓；传世品1件，系意大利私人藏品。以贵州兴仁交乐M6、陕西勉县红庙汉墓和射洪王爷庙村汉墓出土钱树为例。
贵州兴仁交乐M6，1987年发掘，出土两件钱树，其中一件（M6：32）仅存部分主干。M6：32钱树残存主干五节，圆柱形，中空，通体饰云气纹，每节顶端有四个扁平形插扣，中部有猴一对紧抱主干，猴顶主干两侧各有一枚方孔圆钱，钱币边缘有芒刺）。发掘者断该墓年代为东汉早中期。汉时，云贵高原与四川地区（含重庆）同属西南地域文化圈，无论是墓葬结构，还是随葬品种类与组合，云贵高原汉墓皆深受四川地区汉墓的影响。据发掘报告，交乐M6是一座单室石构墓，出土陶器有罐、钵、盆、灶、鸡、狗、抚琴俑、池塘模型等，铜器有车马器、俑、连枝灯、釜、碗、耳杯、甑、案等，随葬器物组合也接近于四川地区的东汉中期墓，而四川地区到东汉中期时才开始出现石室墓。另外，交乐M6出土钱币中未见东汉晚期墓中常见的剪轮五铢和环五铢。故笔者以为，此墓年代可进一步推定为东汉中期。
陕西勉县红庙汉墓钱树，1972年出土，由陶树座和铜树体构成，树座高28厘米，树体高89.5厘米，树体残，仅存部分主干和四层枝叶。主干四节，横截面呈椭圆形，表面鎏金，每节皆上小下大，顶端有四个挂扣，中部有猴两只，相对抱主干。残存枝叶分为多人、车马出行、鹿与凤鸟、钱币四种。多人枝叶位于第四层，与主干连为一体，以两道横向枝条为界，分为上下两层，两层又皆被中央的主干分成左右两区，主干饰菱形纹；下层人物众多，体形小，左区人物作宴饮状，右区人物似作狩猎状，该层底部的横向枝条左右两端各有一方孔圆钱，钱币上端又有一横向枝条，其上站立一怪神，末端有插头；上层左区站立一人，头戴尖顶帽，深目高鼻，穿右衽衣，右手持节旄，左手提一物，右区亦站立一人，面容服饰同左区之人，右手扶主干，左手似持节旄，该层二人相向而立。从位置及主干特征看，该枝叶可能已接近于钱树的顶饰部位，甚至可能就是顶饰的一部分。车马出行枝叶位于第一层，叶脉弯曲，略呈横“S”形，末端有一盛开的莲花，莲花之上站立一展翅凤鸟，叶脉上端有一马拉一车，车上似坐二人，下端残，图像不详。鹿与凤鸟枝叶位于第二、三层，叶脉稍弯曲，以叶脉为界分成上下两区，上区中央站立一鹿，鹿背有鞍，鹿后有一展翅凤鸟，鹿前有二人联翩起舞，下区以枝条连接有方孔圆钱。钱币枝叶位于第一层，残甚，叶脉略弯曲，叶脉上端一侧有二枚带芒方孔圆钱，另一侧似有一人物或怪兽，下端残存有方孔圆钱。该墓出土铜盆上有“元兴元年堂狼作”纪年铭文，发掘者及何志国先生以此为据断其年代为东汉中期。铜器质地坚硬，往往可以使用很长时间，而汉时盆、壶之类的铜器通常是作为实用器皿而非明器出现于墓葬中的，这就意味着在随葬于墓葬之前，它们往往已在人世间流传了比较长的时间。因此，勉县红庙汉墓出土铜盆上的“元兴元年堂狼作”纪年铭文，只能表明该铜盆的制作年代，并不能表明该墓的年代必然为东汉和帝元兴元年，此铭文只是表明了该墓的年代上限而已。该墓出土四件铜镜，从发表的图片来看，分别为位至三公连弧纹镜、长宜子孙连弧纹镜和两件青盖高浮雕龙虎镜，据宋治民先生的研究，它们皆是主要流行于东汉晚期的镜式。另外，该墓还出土五铢钱四百余枚以及大泉五十、货泉各一枚，未见东汉晚期墓中常见的剪轮五铢和环五铢。故此，笔者以为，勉县红庙汉墓的年代定为东汉晚期偏早较为妥当。
射洪王爷庙村汉墓钱树未见详细报道，现藏于射洪县文管所。据何志国先生介绍，该钱树仅存铜树体，有五节主干和部分枝叶。枝叶上有仙人、龙、凤鸟、莲花、方孔圆钱等形象。主干饰云气纹，每节中部皆有二猴抱主干，猴头顶各有一只凤鸟，凤鸟皆作回首栖息状，凤鸟边缘有芒刺。这件钱树主干饰云气纹，与前述交乐M6：32钱树相同，而主干上猴的形象也和交乐M6：32钱树及勉县红庙汉墓钱树相似，故其年代可能为东汉中期或稍后。
C型：主干上有熊形动物圆雕。共8件，其中出土品5件，分别出土于四川新都互助村M3、重庆涪陵北岩M4、贵州清镇M1、兴义万屯M8、陕西汉中铺镇砖厂M4，传世品3件，分别为云南昭通文管所、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国外某个私人的藏品。以四川新都互助村M3、贵州清镇M1和陕西汉中铺镇砖厂M4出土钱树为例。
四川新都互助村M3钱树，2002年出土，仅存铜树体，树体尚残存四节主干和少量枝叶残片。主干饰云气纹，每节中部有一熊，熊竖双耳，睁圆眼，大口微张，下肢跽坐，上肢下垂置于下肢上，熊外有一圆璧绕身，璧肉饰卷云纹，璧缘有齿。残存枝叶约三片，其上可见人物、方孔圆钱等形象，方孔圆钱边缘有芒刺。发掘者据该墓石门上的“永建三年”和“永和三年”的纪年铭文，推断其年代为东汉中期。
贵州清镇M1钱树，20世纪50年代出土，由石树座和铜树体构成。树体仅存一节主干和两片枝叶残件。主干饰云气纹，中部略偏上有一熊，熊形象略显模糊，竖双耳，睁圆眼，上肢下垂，下肢似跽坐，其外有一圆璧绕身，璧肉似饰蛇纹，璧缘有芒刺。枝叶分为钱形和负罐鸟两种。钱形枝叶两端皆残，叶脉弯曲，上下皆有枝条连接的方孔圆钱，钱币边缘有芒刺。负罐鸟枝叶呈一鸟形，鸟足、尾残失，嘴微残，长嘴有冠，背负一尖底方格纹罐状物，作栖息状。发掘者称负罐鸟枝叶为“铜鸟”，以为是“用途不明”之物，从前述国家博物馆所藏钱树以及2001年成都市南郊勤俭村汉代砖室墓等东汉墓的出土发现情况来看，其实应为钱树某层大型枝叶上的插饰。对于清镇M1的年代，发掘者断为汉代，罗二虎先生根据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组合及特征，进一步推定为东汉晚期，可从。
陕西汉中铺镇砖厂M4钱树，1985年出土，仅存铜树体的五节主干。主干中空，素面，横截面呈椭圆形，每节上端有四个挂扣，下端略小，中部有一熊，熊上肢下垂，下肢蹲，两侧各有方孔圆钱二枚。发掘者推定该墓年代为东汉中晚期。据简报，此次还发现有M5，M4与M5墓葬结构相同，距离相近，墓向相同，出土器物有很多相似之处，故二墓的年代应相同或相近。M5的年代为东汉晚期，则M4也应为东汉晚期墓葬。
D型：主干上有龙形象。共3件，其中出土品2件，分别出土于湖北秭归台子湾遗址ⅢM3和重庆市涪陵区黄旗；另一件为传世品，1954年云南文物工作者于云南鲁甸征集。均残，未修复。以湖北秭归台子湾遗址ⅢM3钱树为例。
湖北秭归台子湾遗址ⅢM3钱树，1999～2000年间出土，由陶树座和铜树体构成，树体仅残存十余片枝叶和少量主干。主干下部有一龙首，龙口大张，锋齿毕露，龙首之上有一象，象大耳、大眼，长鼻舒卷。残存枝叶可分为力士托日月、蟾蜍与凤鸟、蟾蜍、羽人与龙形、双凤鸟、天马与凤鸟、双龙与象七种。力士托日月枝叶可能系某层大型枝叶上的插饰，枝叶下部有一力士，力士双腿下蹲，双眼大睁，张口，双手上举托一圆轮，圆轮中一面有一鸟作飞翔状，另一面有一树一蟾蜍，力士下端有一插头，枝叶边缘有芒刺。蟾蜍与凤鸟枝叶以弯曲的叶脉为界，分成上下两区，叶脉末端有一展翅凤鸟，上区有一蟾蜍，蹼脚，下肢弯曲，上肢向两侧伸展，头、上肢皆有芒刺，蟾蜍左右各有一枚方孔圆钱；下区以枝条连接四枚方孔圆钱，钱币边缘有芒刺。蟾蜍枝叶系某层大型枝叶的插饰，蟾蜍头长独角，昂首，眼圆睁，尖嘴，上身裸露，双乳下垂，双上肢提一兜状物，下身穿花裤，蹼脚，下肢作跪坐状，下端有一插头，枝叶边缘有芒刺。羽人与龙形枝叶叶脉呈龙形，龙尾有一插头，龙首上昂，张口衔一巨，颈部有鬃鬣，龙背下腹上，腹部站立一人，头戴高冠，身穿右衽长袍，左手持一节旄，作侧身面向龙首状。双凤鸟枝叶可能与顶饰有关，作双凤鸟相对状，凤鸟皆展翅、露羽翎，站立于一平台上，平台饰水波纹，其下中央有一插头。天马与凤鸟枝叶以弯曲呈横“S”形的叶脉为界，分成上下两区，叶脉末端有一展翅凤鸟，上区中央有一马，马生双翼，作奔跑状，马前后各有一枚方孔圆钱，马前似立有一人；下区以枝条连接六枚方孔圆钱，钱币边缘有芒刺。双龙与象枝叶与主干连为一体，主干下端有一插榫，主干两侧各伸出一龙，龙身弯曲，饰网格纹，二龙之上站立一象，象也与主干相连。发掘者定该墓年代为东汉晚期至三国时期。这件钱树上的蟾蜍枝叶、双龙与象枝叶，与前述云南昭通桂家院子汉墓钱树和重庆国友博物馆藏钱树的蟾蜍枝叶及三龙枝叶，皆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后二者的年代皆为东汉晚期。台子湾遗址ⅢM3出土钱币皆为汉代五铢钱，未见三国时期的钱币。因此，该墓年代应为东汉晚期，尚不能晚至三国。
戊类：以金属丝缠系铜质或铅质三角形、桃形或钱币形叶片，进而缠绕叶片于铜条或铁条上，从而构成钱树。此类钱树结构简单，图像内容单一，除三角形、桃形和钱币状饰物外，未见有其他图像。仅见三件，皆为出土品，分别出土于贵州黔西红星村M33、安顺龙潭汉墓和四川金堂猫头山M2。均残，未修复。以贵州黔西红星村M33和四川金堂猫头山M2出土钱树为例。
贵州黔西红星村M33钱树，2005年出土，仅余少量树体叶片。叶片分三角形和钱币形两种。三角形叶片用铜片制成，切去底端两角，中部起脊，近底处钻有两个长方形小孔，用细铜片从正面穿过，在背面折叠制成叶片及枝叶；钱币形叶片用圆形铜片制成，呈圆形方孔状，两面皆为素面，以细铜条缠系于方孔一角。发掘者推断该墓年代为东汉晚期。这件钱树叶片的形态和制作方法，与下文即将叙述的四川金堂猫头山M2钱树有颇多相似之处，伴出陶釜（M33：7）和四川地区（含重庆）蜀汉墓出土的同类陶器特征相同，陶立俑（M33：5、15）、蹲坐俑（M33：11）基本仅具轮廓，显得粗糙、呆板，也符合四川地区蜀汉陶俑开始衰败的特点。因此，笔者以为，该墓虽未发现三国时期的钱币，但仍有晚至蜀汉前期的可能。
四川金堂猫头山M2钱树，2004年出土，仅残存树体的部分主干、枝条和叶片。主干为铁质，枝条多为铅质。主干较直，上小下粗，其上斜向外铸接大枝条，大枝条上又向外分出许多小枝条，整个主干和枝条皆用铜条缠绕，而分出的小枝条先以锡与主干和大枝条焊接，然后再用铜条缠绕加固。叶片分为三角形、桃形和钱币形三种，皆以铜条缠然于主干和枝条上，捆缠主干上者较少，缠绕枝条上的较多。钱币形叶片合金成分主要为铅，外形呈圆形方穿状，一面穿右左有“五铢”二字，铜条缠系于方孔的一角。三角形叶片和桃形叶片皆用铜片制成，宽的一端有两个小孔，铜线条一头即穿入固定。该墓出土南朝刘宋“四铢”钱，故发掘者定其年代为南朝。
第二节 钱树座的类型
已见诸于各类报道的钱树座共有237件，其中陶质树座216件，石质树座18件，木质树座1件。
（一）陶树座
可辨形制者143件。根据外部形态特征的不同，可分为十类。
甲类：上小下大，中空，呈覆钟形。共计103件，根据图像内容的差异以及图像技法的不同，可分其为八型。
A型：下部浮雕图像，上部圆雕一人骑一羊。共计53件，其中出土品28件、传世品25件。以四川剑阁青树村M1、新都互助村M4、绵阳涪城区石塘乡汉墓、绵阳何家山M2、三台永安电厂崖墓、重庆奉节赵家湾M5、涪陵北岩M4出土钱树座以及重庆国友博物馆、四川安县文管所藏钱树座为例。
四川剑阁青树村M1钱树，1987年出土，仅存陶树座，报道者误称其为“镇墓兽”。该座高50厘米、底径31厘米，红砂陶，上部塑一羊，羊角后卷，背立一圆柱，柱中空，一人骑于羊背上，双手抱柱，下部浮雕数羊行走图案，足底外撇。发掘者定该墓年代为东汉，罗二虎先生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的组合及特征，推断其应为东汉中期墓。
新都互助村M4钱树，2002年出土，仅存陶树座。树座高23厘米，泥质红陶，上部塑一羊，羊角卷曲，口微张，胸、颈佩一带，四足作行走状，背立一大圆柱，一人双手抱柱，柱中空，下部浮雕数只小羊，皆作行走状。发掘者判断该墓年代“上限为东汉初期，下限可到东汉晚期，但到不了蜀汉时期”。根据简报所述，该墓出土钱币10余枚，内有五铢、大泉五十、剪轮五铢，钱币种类复杂，与通常所见东汉晚期墓随葬钱币的情况相符，而剪轮五铢也主要盛行于东汉晚期，故笔者以为，这座墓葬的年代应可定为东汉晚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