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毛泽东引古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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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1章 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

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

——读《三国志集解》的批语,(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日)(《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50—151页)“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出自《三国志 张鲁传》:

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雄据巴汉,垂三十年。

张鲁,生卒年不详,沛国丰县(今江苏省丰县)人。其祖父张陵,在汉顺帝时学道于四川鹤鸣山,造作道书,入道者出米五斗,故称“五斗米道”。陵死,子衡、孙鲁相继传其道。东汉初平二年(191),益州牧刘焉任命张鲁为督义司马。张鲁开始逐步培养自己的兵权。经过几次武力征伐后,张鲁势力坐大,成为割据汉中的一方诸侯,并以“五斗米道”教化人民,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政权。上述引文是陈寿在《三国志 魏书 张鲁传》中记述的有关这个特殊政权的情况:张鲁在汉中,自称“师君”。来学道者,初皆称“鬼卒”。接受教义后,则号“祭酒”,各领部众;领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张鲁继承其祖父的教法,教民诚信不欺诈,令有罪的人自首其过。他还创立义舍,置义米肉于内,免费供行人量需取食,并宣称,取得过多,将得罪鬼神而患病。对犯法者宽宥三次,如果再犯,然后才加惩处;若为小过,则当修道路百步以赎罪。政权内不置长吏,以祭酒管理地方政务。后用“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为倡导轻刑罚、重教化的名句。也用指对待犯错的人采取温和教育为主、惩罚惩治为辅的态度。

历史上为陈寿《三国志》作注的史家颇多,其间,又以南朝(宋)裴松之和民国卢弼的注最为精准、翔实。所以,历来读《三国志》者,皆以裴注与卢注佐之。对裴松之的注,毛泽东比之陈寿原著,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的高度评价。但相比较而言,毛泽东似乎更为关注卢弼的《三国志集解》。他在熟读该书的同时,还留下了共25条计三千余字的评论,很多都是以史鉴今,由衷而发。这段对张鲁“五斗米教”政权组织的评论,就是绝佳的古为今用的例证。

社会主义建设进入1958年后,出于急切摆脱国家贫穷落后面貌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愿望,毛泽东忽略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夸大主观意志的前提下,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令人欣慰的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及时发现了这一不正常现象并制定了相关解决办法。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由毛泽东主持,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就是这样一次纠“左”会议。

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了《三国志》中的《张鲁传》。为了帮助与会人员阅读,他还于12月7日和10日先后写下两大篇评论(计约1500字)。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他又把7日写的批语划去,指示将10日写的批语印在《张鲁传》的前面,一同印发给与会者。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会在会议期间印发这个批语呢?

毛泽东之所以推荐《张鲁传》,是因为他非常欣赏张鲁五斗米道“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的“经济政治纲领”。这点和1958年以来毛泽东发动的人民公社运动颇有相似之处。故而毛泽东认为张鲁“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在他看来,汉末至今,虽情况“如天地悬隔”,但农民一穷二白的国情,“仍有某些相似”。尤其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在“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的革命追求方面也与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有相同之处,这点对我们今天通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方式来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也是有借鉴意义的。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才会通过印发《张鲁传》和批语的方式向与会代表传递这种构想。清楚了这点以后,我们就不难明白毛泽东在批语里用很大篇幅叙述五道米道中诸如以道教祭酒为治头(地方行政长官)、置义米肉与义舍(免费提供饭食与宿舍)、以神道治病、对犯法者“三原”(原谅三次)而后再处罚等内容的言下之意了。

据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知,毛泽东曾不只一次地提到过五斗米道政权问题。同年8月24日,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谈到人民公社搞公共食堂时,毛泽东曾说:张道陵的五米道,出五斗米就有饭吃。传到江西的张天师就变坏了。吃粮食是有规律的,向薛仁贵那样一天吃一斗米,总是少数。11月3日在郑州同九个省市委书记谈话中,毛泽东又说:三国时候张鲁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长的。因为他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他不是在整个社会搞,只在饭铺里头搞。他统治了30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里有一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

毛泽东多次肯定五斗米教的种种做法,是希望党的各级领导以史为鉴,大刀阔斧地采取更加行之有效的办法更好地推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今天,我们再看这个批语的时候,完全可以抛开当时政治大环境的因素,从另一个视角解读毛泽东欣赏“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这句话的原因。那就是它与毛泽东对待犯了错的干部一贯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不谋而合的,都主张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做法。从这点上讲,张鲁五米道政权的一些做法还是非常得人心的。正因如此,张鲁才能“雄踞巴汉,垂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