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许多的部队、机关、学校，在他们的生产活动中，负行政指挥责任的同志不大去管，甚至有少数人完全不闻不问，而仅仅委托于供给机关或总务处去管，这是由于还没有懂得经济工作的重要性的原故。其所以还不懂得，或则中了董仲舒们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些唯心的骗人的腐话之毒，还没有去掉得干净；或则以为政治、党务、军事是第一位的，是重要的，经济工作虽然也重要，但不会重要到那种程度，觉得自己不必分心或不必多分心去管它。但是这些想法全是不对的。
——《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节选）》（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64—465页）“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出自《汉书 董仲舒传》：
（董仲舒）对曰：“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苟为诈而已，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也。五伯比于他诸侯为贤，其比三王，犹之与美玉也。”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汉武帝所采纳，从此奠定了儒学在中国社会的正统地位。董仲舒也成为中国历史上前承孔子、后启朱熹的杰出儒学大师。上述引文是董仲舒在任江都王刘非（《春秋繁露》上说是胶西王刘昂，此处以《汉书》记载为准）相时答其问政的一番话。大意是：仁义之人，要使别人行正道而不顾利益，使别人明白事理却不考虑功劳。所以孔子的门庭中，即使是五尺高的孩子，谈论起五霸来也会感到羞辱，因为他们是先使用诡诈阴谋称霸后而施行仁义。替别人谋诈而获得成功，所以不能在君子面前乐道。五霸和其他诸侯比起来是有才能的，但和夏禹、商汤、周文王相比，不过是石头比之美玉罢了。
从1940年开始，在日本侵略军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封锁下，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敌后抗日根据地一样，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到1941年进入了严重困难时期。
如何解决根据地老百姓的衣食温饱？如何保证陕甘宁边区的持续发展？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来研究解决边区财政经济问题的方针和具体办法，将这项工作看作是“学习治国”。在毛泽东关心下，统一领导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组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很快成立起来，并在较短时间内统一了党内关于解决财政经济问题上的分歧，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整理和发展生产、平衡出入口、解决人民生活与政府财政等为具体突破口、重点解决粮食问题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工作政策。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到1942年底，陕甘宁边区终于在经济上渡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经过这一时期的摸索，毛泽东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济工作经验。12月，他在西北局高干会议提交的长篇书面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就是对这些经验的总结。1993年12月，《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出版时，选取七方面内容予以刊载：一、表扬以延安同志为代表的思想上不惧困难、工作中认真负责的广大边区同志，号召将这些同志的精神、经验推广到更广阔的地区；二、对如何建设保障财政供给的两大来源之一的公营经济事业做了详细的阐述，这部分是本文的重点；三、建立经济核算制，克服各企业内部的混乱状态；四、改善工厂的组织与管理，克服工厂机关化与纪律松懈状态；五、对轻视或不很重视经济工作的一些错误现象提出批评，引起大家注意；六、对边区的经济工作进行总结，肯定历史成绩，鼓励同志们再接再厉；七、明确边区未来工作之方向。毛泽东摘用“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在本文的第五部分。
在严峻的军事斗争形势下，党内一部分干部思想上存在着重军事、轻经济的问题。毛泽东直截了当地指出这是他们还没有懂得经济工作重要性的缘故；或则中了董仲舒们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些唯心的骗人的腐话之毒，还没有去掉得干净；或则以为政治、党务、军事是第一位的，是重要的，经济工作虽然也重要，但不会重要到那种程度，觉得自己不必分心或不必多分心去管它。接着，毛泽东明确指出这种思想的错误性，并进一步强调陕甘宁边区当前中心的或第一位的工作：“就目前边区条件说来，就大多数同志说来，确确实实地就是经济工作与教育工作，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这两项工作而有其意义。”而对这两项工作的相互关系，毛泽东随后给予了论述：“两项工作中，教育（或学习）是不能孤立地去进行的，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最后，毛泽东指出忽视经济工作的危害性：“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号召“大批的干部必须从现在的工作或学习的岗位上转到经济工作的岗位上去”，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要求：“必须同时充分地注意经济工作的领导，要调查研究经济工作的内容，负责制订经济工作的计划，配备经济工作的干部，检查经济工作的成效，再不要将此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仅仅委托于供给部门或总务部门就算完事。”
在儒家经济思想史上，孔子是第一个论及义利问题的人物。他一向主张舍“利”而取“义”，认为“义贵于利”。《论语》中体现这种观点的记载比比皆是。比如，“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等。孔子之后的儒学家董仲舒承袭了孔子的观点，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正，合于法则的；谊，通“义”，合宜的道德、行为；谋，图谋。本句的精义即：言行合乎正义，不谋个人私利。这句话虽然是董仲舒针对江都王问政的一句答话，但结合其思想来看，也是一句极能体现其经济思想的名言。在董仲舒看来，仁者做事情的出发点在于它合不合乎儒家的道义，而不是贪图一个功利的结果。这句话，就奠定为一千多年后的经济思想奠定了基调。到明代，朱熹甚至将其作为《白鹿洞书院学规》的信条理念，要求弟子恪守。然而，这些封建糟粕的经济学观点，被毛泽东彻底否定了。他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实事求是的角度出发，唤起了人们对经济工作与政治、党务、军事一样甚至在特殊时刻更为重要的正确认识，对提高边区人民战胜困难的信心，党内干部充分认识到了经济工作在党的各项工作中的重要地位，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他在文中提到的观点，也成为日后中共中央领导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开展经济工作的基本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