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接收企业的人员只准备接收，不准备经营，待接收之后再派人经营，则接收人员存“五日京兆”之心，无心经营，浪费物资，对企业生产损失甚大。
——《通报平津接收企业的经验》(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01页）“五日京兆”出自《汉书 张敞传》：
敞使贼捕掾絮舜有所案验。舜以敞劾奏当免，不肯为敞竟事，私归其家。人或谏舜，舜曰：“吾为是公尽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复案事？”敞闻舜语，即部吏收舜系狱。是时，冬月未尽数日，案事吏昼夜验治舜，竟致其死事。
张敞是西汉名臣，曾任京兆尹（汉代设置的官职，为三辅之一，主要负责京城治安）达九年之久。《汉书》记载了张敞在任时这样一件史事：平通侯杨恽获罪被判死刑，与其相关的大臣几乎都被停职。杨恽的好友张敞也被牵连，遭到大臣弹劾。絮舜（张敞下属，掌管捕贼职责）以为张敞即将被停职，拒绝执行其命令，还私自跑回了家。亲戚朋友纷纷劝说，絮舜不听，说道：“我为张敞尽力的时间已经很长了，现在他也只能当五天的京兆尹了，怎么还有权办案呢？”张敞得知后，将絮舜下狱，并在当年十二月份以拒绝执行公务为由将其斩首。后用“五日京兆”指任职时间短或即将离职，也指做事不作长远打算。如，宋 赵鼎臣《竹隐畸士集》九：“时可投劾勇去，顷刻不可留，虽子磬亦自谓五日京兆也。”《鲁迅书信集 致章延谦》：“专门做教员，不知道将来（开学后）可能够。但即使做教员，也不过是五日京兆。”
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过程中，毛泽东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然而，新中国要想实现真正的富强，仅靠农村小生产是不行的，必须依靠城市社会化大生产走出一条工业强国的路子。因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果断地作出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重大决策。
实际上，早在抗日战争后期，毛泽东就断言党以后的工作中心将是城市问题。他曾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此后，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和七大上，他又多次提到城市工作的重要性。但由于当时对日作战处于战略大反攻阶段，加之主要城市尚处在国民党统治区，党中央没有时间和条件去实践城市各项具体工作，毛泽东等领导人更多的时候只能在理论上思考关于城市工作的方针与对策。
进入1948年后，随着人民革命战争全面胜利的临近，毛泽东开始更多地考虑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2月15日，由他起草的《各地应注意总结城市工作经验》明确要求各中央局、分局、前委以及中工委准备“将党的注意力不偏重于战争与农村工作，而引导到注意城市工作”，并责成各领导机关“对于自己占领的城市，凡有人口五万以上者，逐一作出简明扼要的工作总结，并限三至四个月内完成此项总结”，掀开了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的序幕。经过了七个月的摸索后，这年九月，党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了“使党的工作的重心逐步地由乡村转到城市”的战略构想。
当时，由于长期饱经战乱，重要城市大都破败不堪，一些资本家担心共产党执政后没收其资本，纷纷将资金转移出去，工业生产处于停滞状况的现象很普遍。所以，想要解决好城市问题，第一步就是在占领城市后尽快恢复和发展经济。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特别强调：城乡统筹兼顾，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管理和建设城市的中心关键是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其他工作“都应当为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这一中心工作而服务”。七届二中全会后不久，四月中旬，根据实际情况，毛泽东又提出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城市经济工作方针。这之后，毛泽东在致各中央局和前线各部的电文中，多次就城市工作问题提醒他们要注意总结经验，做好接管工作。
5月21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致华中局、林彪、罗荣桓、谭政电，要求他们“充分注意抓紧对于新占各城市的政策指导，不要过了很久才去检查和指导。”5月26日，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了致华东局、华中局、西北局和南京市委电，向他们通报北平、天津接收企业的经验。在电报中，毛泽东强调：“据平、津经验，我占城市初期，如果接收企业的人员只准备接收，不准备经营，待接收之后再派人经营，则接收人员存‘五日京兆’之心，无心经营，浪费物资，对企业生产损失甚大。”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毛泽东要求：“接收初期派去接收企业的负责人，即应尽可能选择那些可以付托他们经营的人们，嘱咐他们不但要接好，而且要管好，使生产不受损失，此点务请注意。此外，不可把企业物资(存厂的或已交给国民党政府、政府尚未付价的都在内)当作战利品没收、分配、消耗掉。如果把企业物资(纱布、被服及其他制造品)当作战利品消耗掉，则政府势必要向企业付价，企业才能继续开工，否则企业即将停工，无力继续生产。”
这里，毛泽东摘用《汉书》中“五日京兆”这个典故，委婉地批评了那些“只准备接收，不准备经营”的错误想法和做法，提醒党的各级干部在接收城市的问题上，应将接收与经营统筹考虑，将城市日后的持久发展作为接收的最终目的，将其作为百姓安居乐业、国家繁荣富强的大本营来用心经营，决不可存“五日京兆”之心，将城市作杀鸡取卵式的战果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