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习惯于认为，几乎所有少数民族王朝都接受了汉化，好像他们一进入中原，就立马向优越的汉族文化低下了头。其实，他们的汉化程度实在是大不一样的，而且汉化的过程也并非都那么自觉自愿。特别是当他们刚刚铁骑横扫了中原的时候，作为胜利者，其实并不乐意吃那个辛苦学习被征服者的语言文化，他们心里肯定认为没有这个必要。正因为如此，在少数民族政权里，才普遍存在着借助翻译直接治民的情况，金元两朝尤甚。据史料说，金人入主中原之后，“凡官汉地者，皆置通事”，而做通事的人，一沾上权力的边，几乎马上就发现了其中的含金量，于是“高下经重，舞文纳贿，人甚苦之”。燕京（现在的北京）这个地方当时出了这么一档子事，说是有位从事经济活动的和尚不知怎么一来与他的交易对象发生了经济纠纷，对方欠钱不还，于是和尚将官司打到了金朝的燕京留守那里。谁想那个欠钱的人事先贿赂了通事，在公堂之上，任凭和尚千说万诉，而通事只告诉金人的留守说，因为近来久旱少雨，和尚想要自焚以动上天，为百姓求雨。留守大人一听这是好事，于是不由分说就将和尚拉出去架上柴火烧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八）。
这个和尚死得真是比窦娥还冤，究其原因，翻译无论如何脱不了干系，但是这种借助翻译审案的体制恐怕责任更大。作为强势一方的异族统治者，很少有乐意学习被统治者语言文化的，因为他们看不起这些语言和文化。古代入主中原的草原民族如此，近现代的西方殖民者也如此。他们不是不知道借助翻译介体进行统治的弊病，但他们宁愿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可以逼使被统治的民族学习他们的语言，从而实现文化上的同化。还在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存在士人自觉地学习鲜卑语，以求跻身异族官场的现象（参见《颜氏家训》）。而对于现代的西方殖民地来说，这种情况就更加普遍，被统治的民族如果不自觉地主动同化于殖民者，那么就任何前途都没有。如果说，古代中国统治中原的少数民族因为与汉族的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优势的汉文化最终没有被同化反而同化或者部分同化了对方，那么在近现代条件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似乎没有多少抵抗西方同化的本钱。
今天的世界，英语已经成了一种不是世界语的世界语，究其根本，不能说不与当年日不落帝国无所不在的殖民统治有关。而说英语的美国，在今天又凭借其超强的经济和政治、军事甚至文化实力，在无形之中强化了英语的地位。当世界几乎所有的椅子坐上去的规则都是用英语写的，那么想坐上去的后来者，不学习英语几乎是没有丝毫办法的。
在英语铺天盖地而来的背后，是不发达世界的民族语言乃至文化不可讳言的没落。尽管抵抗的声音一直有，而且喊得还相当响，但没落却依旧是没落。君不见连号称拥有世界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的中国，连学文史的大学生已经有不少看不懂文言文了，而他们在大学期间，工夫花得最多的是学英语。而学者中能熟练运用英语写作的，显然要比虽然不懂英语，但母语水平相当高的人地位高得多。至于其他的小民族，语言被忘记，文化在流失，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就像鼓吹生物多样性的人们在拼命倡导动植物保护，可每年依旧有大量的生物物种在消失一样，弱势文化的泯没恐怕至少在目前依然是个没有停下脚步的趋势。
也许有那么一天，人们发现所有的人都在讲一种语言，上帝当年在巴比伦塔前的阴谋终于破产了，人们可能最终修成了通向天国的巴比伦塔，多少代人幻想的世界大同终于实现了，可是就是不知道应该庆幸呢还是悲哀。
三跪九叩的健身操
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人经过革命时代的奋不顾身，忽然之间对于养生健身在意起来了，吃穿行止，都在养生上留神。先是打鸡血，喝红茶菌，然后学气功、扭秧歌，现在是打太极拳、练健身操，有钱的泡健身房、上器械。各种名目的保健品，从当药吃的到当饭吃的，不管管用不管用，都卖得出去，活生生冒出来一个产业，发了一干白手起家的人。
古人也讲养生，官员讲得更多一点，因为吃得好，运动少，又惜命。有节食的，有吃药的，也有练功夫的，从《五禽戏》到《玉女经》都有人钻研。在此基础上，晚清的时候，有人琢磨出的一套健身方法，很有创意，即使在当时，也令很多人大跌眼镜。此人叫全庆，系满族正白旗人，进士出身，为官六十年，是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元老，最后官拜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少保，活到八十二岁，在那个平均寿命不到四十岁的年月，应该属于很长寿的了。此老长寿秘诀，据他的学生、晚清一个更有名的重臣翁同稣在日记里记载，是三跪九叩。即每日磕头一百二十次，起来跪倒四十次，风雨无阻。在得知老师的这个秘诀之后，翁同龢也加以效法，尤其在晚年被罢官回乡之后，每日坚持。入夜，必在房间三跪九叩凡五次，才上床安歇。翁老能活到七十五岁，据他自己讲，全赖于此。
每天跪倒爬起几十上百次，有无助于健康？当然有！如此大的运动量，比起现在任何一种形式的健身操，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老年人，每天坚持这么折腾一回，身体安有不好之理？只是，这种健身方式，的确有点奇特，奇就奇在它跟当年官员的公务活动，有太多的一致性。
人活在那个时代，长了膝盖，就是要下跪的。不过，一般人只是在过年和祭祀的时候跪，而做了官，不仅过年和祭祀，见皇帝和见上司，都要跪，官越大，见皇帝的机会越多，跪得也越多，以至于很多高官都得准备特制的护垫，缝在裤子里，免得腿脚受不了。下跪，甚至三跪九叩，不仅仅是礼仪，还是一种为官的工作方式，比全庆早一些的官场前辈曹振镛，做官秘诀据说就是“多磕头，少说话”。见了皇帝，一句话，三个头，稍微出点差池，那头磕得有如鸡啄米一般，皇帝就是想怪罪，也多少有点于心不忍了。据说磕头也有技巧，感动皇帝，关键要响。头上不能暗藏护垫，摆放机关，不会磕的，头磕得生疼，甚至出血，也不响，会磕的，声若擂鼓，却不十分痛。因此，做官，在熟悉公务之前，要先练习磕头。
清朝是个官员做奴才的朝代，满人见了皇帝和上司，自己就称为奴才，汉人臣子，虽说不称奴才，要称臣和卑职，其实却是比奴才还要低三分的奴才。这个朝代，皇帝不允许有名臣、能臣存在，所有的官员，都只能是心甘情愿做事情的奴才，皇帝和太后，评价一个官员的好与坏，只是说这个人能不能办事，某人能办事，某人不能办事，某人办得好，某人办得不好等。连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中兴名臣”，到西太后嘴里，也不过是能办事而已。
不仅如此，官员们还动辄获咎，稍有不慎，就莫名其妙地犯了错，重则丢命，轻则丢官降级。全庆六十年宦海生涯，以高等种族之身，又是满人中不多见的进士出身，行事谨慎小心，身体力行“多磕头，少说话”前辈遗训，依然数次被罚，连咸丰时大学士柏葰的科场舞弊案平反，也被因所谓的“附和”（即没有抵制当时皇帝和肃顺对柏葰的处分）而被牵连进去，遭到降职处分。伴君如伴虎，无妄之灾太多，官员们能做的，大概只有磕头，三跪九叩，以磕头做公务。
小的时候，看鲁迅先生提到过，说是有人认为，磕头有利于健康。一直以为是先生在调侃国人，没想到其实是真的。真的有人拿磕头当操做，还真的可以强身健体，活到七八十岁。不知道是上朝磕顺了，回家以后惯性动作，还是化公为私，创造性发挥，把公务活动拿回家来操练了。反正，如此家里家外地操练起来，到了官场上，动作会更加娴熟，对公务也是种促进。
只是，这样的官场，这样的官场文化，只能盛产逢迎和顺从，作为皇帝和上司，固然因此而周身上下比较舒服，屁股因此而干净，但真话却听不到了，真实的信息，也收不到了。整个朝代，什么人都不缺，就是缺直臣和诤臣，连所谓的康乾盛世都是如此。所以，一旦外部威胁来到，上下全无应对之方，因此上留下来一连串挨打的记录，让后人读起这段历史时，只感觉气闷。
时间过得很快，磕头作为官场礼仪和工作方式，已经早不见于神州，但比磕头更讨上司喜欢的方式，却依然存在，而且在以后现代的速度，在某些地方发展着。小说《神鞭》说，辫子没有了，神在。头不磕了，神也在，那种低眉顺眼，那种阿谀奉承，都还在，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都能不费力气地看到。
粪业、粪捐与粪政
明清以来的中国城市，是没有下水道系统的，各家自备马桶，方便完了，早上倒掉。倒到哪里呢，有倒到污水沟里的，也有倒到河里的，在南方城市，更多的是农民进城来收，挑回去肥田，有时还要付一点费。由于粪可以卖钱，于是公共场所，也有人建公厕，方便免费，但淘粪收费，那时农民没有化肥，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向来视粪为宝，所以凡是物产阜丰之地，公厕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一点积存也没有。据说欧洲在17世纪之前，城市也没有下水道系统，在巴黎街上行走，说是千万不能靠近临街的窗子，弄不好粪水就会自天而降，淋你个臭不可闻，顶多泼粪的人探出头来，道声对不起。比较起来，中国的粪便处理方式，要优越多了。
这种城市状况，一直到中国政府跟西方接轨，变成共和了许久，依然如此，大概只有租界和少数高等华人的所在，才有现代西式的厕所和下水道。当然，时代前进，人也未必没有变化，在某些城市，粪业出现了，看到人员来往频繁，建公厕有利可图，有人开始以此为业，沿街大建（或者改造）公厕，竞争客源。比如广州，民国前期国民党总是在此搞事，跟北京政府对着干，所以来往军民人等极多，所以公厕业格外发达，三步一个，五步一所，甚至派有专人看守，兼职拉客。有的城市，则由地方有力人士，组织劳工包揽淘粪事务，然后统一卖给农民，如天津和北京。不过，古代的官府，从来没有动过在粪上生利的主意，即使像清末辛丑以后，巨额赔款和举办新政的双重压力，地方官官声又大坏，但同样没有人动过开征粪税或者粪捐的念头。然而，进入民国不一样了，主事的军阀生财有道，主意打到了粪业的头上，据说是由四川的杨森首开纪录。杨森曾经短时期占据过成都，做过四川督军，在主政成都期间，杨森手笔很大，不仅修马路，而且要移风易俗，让人在街头巷尾，到处刷“杨森语录”，比如，“杨森说，吸鸦片是东亚病夫！”“杨森说，不要随地大小便！”
但是大手笔的另一个方面多少有点阴暗，那就是拆民房，不给补偿，同时开征粪捐，派军警在城门口堵截进城挑粪的农民，按挑收钱。吃辣子的川人，嘴巴也辣，送给杨督军一副对子，曰：自古未闻粪有税，于今唯有屁无捐。
嘲骂可是嘲骂，只要有好处可捞，任何的弊政都会很快流行开来，而且坚持下去。杨森督军没有做多久，就被其他军阀赶下了台，但是一个杨森倒下去，千万个杨森站起来，粪捐很快被发扬光大，推及全国，到了国民党当政的时候，粪捐还在收。不过，这个时候，由于行政现代化的步伐快了，行政部门多了起来，对于粪捐的征收，出现了新的问题。卫生局说，粪便有关卫生，捐该我们收。社会局说，人如厕方便，是由于社会问题，所以该我们收。税务局急了，说，收税本来就是我们的事，凭什么你们来打岔横插一脚！相持不下的结果，一个厕所，卫生局收卫生捐，社会局收社会捐，税务局才收粪捐。同时，由于三家机构需要协调，于是就有了粪政。
在学习西方的道路上，我们的公共行政，在机构设置上，永远膨胀得最快，在公共政策上，在收费方面永远发育得最快。民国时有个名人，叫聂云台，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大粪主义》，说是要各级行政长官，带头淘粪，如果怕不安全可以派卫兵保护。当然，打死这些长官，他们也不会去淘粪，只是他们的眼睛，其实并没有放过厕所。
武夫与毛锥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几乎是中国历代王朝兴废的铁律。虽然古今所用之枪大不相同，但是没有枪杆子要想改朝换代，无异痴人说梦，就是宫廷政变，也得有武力支持。秦汉以来，易代的君主禅让的不少，但个个都是被逼无奈，因为手底下没了枪，而接受禅让的主儿，恰恰相反。可是，一代代马上得天下的雄才明主们，一旦坐稳了金銮殿，就不约而同地铺张文治，讲究礼仪，奖励道德文章之士，过去一块打天下的功臣们（主要是战将武夫），难免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似乎不及时偃武修文，装样子附风雅，不唯富贵难保，脑袋也有坐不稳脖子的危险。
重文轻武是传统政治制度的常规性原则，几乎每个朝代文官都要比武官牛气，上朝排班，文左武右，明显文要压武一头。绝大多数政事，武员没有多少发言权。同级官衔，文官要比武官地位高得多，权力也大得多。武官给文官施礼，文官可能爱理不理的，应一下景已经是很给面子了。为了坐稳江山，皇帝压制武夫是正理，如果不如此的话，在马上夺来的天下就可能又被骑在马上的人夺走。正因为如此，自秦汉以来，发展了一个庞大的文官体系，拥有对常态政治的最大发言权。
但是，任何国家形态都不可避免地存在暴力和动乱的危险，更有外敌入侵的可能（对于长期处于北方游牧民族压力下的汉人王朝，更是如此）。因此，枪杆子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轻视的。传统政治体制对此的解决办法是文人治军，即军队的统帅部主要由文官承担，这在尚书省作为全国行政中枢以后，就是这样了。开始是地位较低的兵曹，宋元以后，六部形成，兵部成了最高军事行政机构，而兵部的组成，全部都是文官。
奇怪的是，在战乱到来的时候，按理是横刀立马的人扬眉吐气了，可是有时武人却依然受气，为士大夫所轻。东汉末年，群雄并起，张飞、关羽这样的“万人敌”出尽了风头，可士大夫却并不把他们当回事。刘备夺了四川之后，一次张飞主动邀刘巴一起住，可刘巴一句话也不跟张飞说，张飞气得要命，要诸葛亮评理，诸葛亮劝刘巴，说张飞虽是武人，但非常仰慕你，你怎么能一点面子也不给呢？刘巴答道：大丈夫处世，应当交结四海英雄，为什么要和“兵子”共语呢？刘备知道了以后，也气得半死，可也没把刘巴怎么样。（《三国志·蜀志》。《刘巴传注》）在罗贯中笔下，张飞是何等地了得，一杆丈八蛇矛，打遍天下；一声大吼，吓退了曹操百万雄兵，可是哪里知道他受过这样的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