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人如此受气，为什么他们会甘心忍受呢？这不仅是由于文人有皇帝的撑腰，而且还因为只有读书人才被人们认为拥有调和阴阳，驾驭天人，安邦定国的本领。这种共识一旦形成了某种氛围，武人就不能不自感矮了一头，不忍也得忍。其次，中国人的传统是，打仗斗智不斗力，在战争时期，文人的计谋往往使他们成了战争的主角，三国争雄时期就是如此。难怪张飞和曹操以及江东的黄须儿手下骁将们，个个都要让手无缚鸡之力的谋士们三分，对于像诸葛亮和陆逊这样的文人，恐怕要让的还不止三分。
然而，这种文重于武的政治传统并非一直保持了下来，东晋时期各个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极大地改变了原来那种文化含量比较高的战争性质，在某些场景，只要有蛮力，弓马娴熟，仗就能打赢。最后，隋唐的大一统，实际上也表示了北方游牧民族战争习惯占了上风。
在唐朝的大多数时期，虽然文官体系势力依然有力量，但是文人治军的传统却终止了。往往是武人而不是文官出任战争的统帅，最后干脆让纯粹的武将统兵戍边和开边，这些武将甚至不少是胡人。由于国势的强盛和统治者的自信，这些手握重兵的边将们，所受的约束非常之小，差不多可以对所辖的军队拥有绝对的统治权，战争的文化含量也依旧不高，大字不识，或者顶多粗通文墨的胡帅们基本上决定了边境战争的走向。
安史之乱是一个转折，它不仅仅意味着唐代帝国由盛转衰，军阀割据的开始，还标志着武人主导战争和政治时期的到来。唐帝国的文官体系在藩镇和宦官的两面夹击下，日益萎缩，到了五代时期，文官体系已经残破不全了，根本上就是武人的点缀。文官不仅不再奢望做帝国道业的守护者，连治国与社会管理的职能，也萎缩到为武人征粮敛钱的地步。当赳赳武夫炫耀“长枪大戟”蔑视“毛锥”（即毛笔）时，文官只能无力地争辩说，若无毛锥，钱赋安出？
武人们也拥有一些为他们出谋划策的“谋士”，但是这些人在武人面前，不过是变形了的歌妓舞儿，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如果不小心翼翼，低眉顺眼地逢迎，那么境遇就会非常惨，甚至被“剖心决口，断手足而斩之”。无怪乎清代著名的史学家赵翼会感慨说：“士之生于是时者，系手绊足，动触罗网，不知何以全生也。”（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十二）事实上，处于这种时代的文官们，也全没有了以往的道义感和责任心，后来的人往往很奇怪为什么像冯道那样的人，伺候完一个主子再伺候一个主子，居然堂而皇之地把它写出来，而且津津乐道。其实，这对于那个时代来说，委实是理所应当的，他们根本想都没有想过为谁死节效忠。事实上，那个时代传统的儒家伦理也被弃之如敝履，我们不仅看到了许多文人笔记记载了各地文庙房倒屋塌的惨状，还看到了那时节的文人如冯道，安然跟了几个主子，却一点羞耻感都没有的风习。传统的气节已经在武夫的专横霸道中荡然无存了。
赵匡胤靠着一帮骑马抡枪的哥儿们的起哄和拥戴做了皇帝之后，情况起了变化。此公也是纯粹的武夫，民间传他是“一根杠棒打天下”，一身的武人习气，对文人其实并不喜欢。据说他见朱雀门匾上有“之”字，就说，为什么不直书“朱雀门”，要这“之”干什么？有人答曰，这是助词。他大笑道：“之乎者也，助得甚事。”（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中，22页）但是他与前辈武夫不同的是，虽然依然没有什么文化，但头脑却非常明白。他非常清楚地知道，如果依然按从前的老路走下去，仅仅依靠长枪大戟支撑着他的宝座，那么用不了多久，别人也会依样画葫芦，学他的样子黄袍加身。在他以前，这样的事情军人们做得实在太多了，拥谁废谁其实并无爱憎可言，只是看谁能给他们更多的好处。经常有这样的情况，皇帝掏空了国库也满足不了贪得无厌的骄兵悍将的欲壑，上前线的军人刚刚领完赏赐，就嚷着到对方再去领一份。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在小心翼翼地实现了杯酒释兵权之后，用高爵金玉、良田美女收买了一千拥戴的武人，恢复传统文治的实体性障碍消除了。接着，赵宋王朝重建了传统意义的文官体系，由于矫枉过正的惯性，这一体系一时竟显得过于庞大臃肿，士大夫们也在宋朝得到了最优厚的待遇。相应地，破损的儒家道德体系也得到了重建，对皇帝的忠贞再次得到了保障。也就是说，随着科举考试的再度火暴，各地残破的文庙香火重盛，忠孝仁义也再次化为人们的强固价值，其实，这正是文官体系所要维系的。
文官的地位再一次达到了一个令人眩晕的地步，文官也再次成为军队的统帅。据宋人笔记载，当韩琦为定州节度使时，名将狄青为总管，偶尔与韩琦有了点小过节，狄青一部下稍有过失，被韩抓住，就非要杀不可。狄青亲自为之求情，韩不仅不答应，竟然当着狄青的面将之杀掉了，狄无可奈何。狄青常与人说，韩琦“功业功职，与我一般，我但少一进士及第耳”（陈登原：《国史旧闻》中华书局1962年，第二分册，268页）。平级官员，“但少一进士及第耳”就这样不给面子，文官的威风可谓大矣。
金元政权，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政权，他们虽然也有了几分汉化，但却没有恢复汉族的文官传统，大体上采用的是部落式的军事化管理。跟以往一样，这种治理形式，往往都不稳定，所以国祚不永。接下来的明清王朝，将重文轻武的政治习惯推向了极致。不仅中央的军事行政机关由文官包办，而且地方最高的军事长官，实际上是由文官出身的督抚。不仅同级别的官员武官不能与文官相提并论，就是七品的知县也比四五品的武员如参将、游击牛气得多。满清原本也是尚武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但不知怎么对汉文化这一套的劲头比汉人还大。就是在八旗子弟中，有功名（文）的也要神气得多，进士（文）出身的满员，往往要受到皇帝的特别垂青。从某种意义上讲，科举制的充分实行是重文轻武政治风习的催化剂，武举虽然有，但远不及文举那么有声势，以至于一谈到科举，人们（包括皇帝）眼里就只有文举。凡是正途出身（进士、大挑和举贡）的官员，都特别地神气，根本没人把武官放在眼里。康熙年间，进士出身的徐勃在做广东顺德知县时，顺德镇总兵放高利贷，徐竟然将总兵票据当众撕毁，而总兵却无可奈何。总兵衙门的帅字旗杆，每年按惯例要当地老百姓交纳三百金“修缮费”，也让徐知县给革掉了，总兵前来力争，他就是不理。双方闹翻了，总兵这边还没等怎么样呢，徐知县居然主动出击，顺德的县学离总兵府不远，徐下令每夜在学校的楼上撞钟，说是“以振文运”，总兵不胜其扰，竟然毫无办法，只好搬家了事。（罗天尺：《五山志林·徐侯政绩》）清制，总兵为正二品大员，而知县仅仅是个七品芝麻官，双方相差十级，两者相斗，居然是二品的大员大受其气。后者所依仗的，无非就是自家进士的头衔和在当地只有他才有资格讲的“文运”。
有这样一个故事也许最能说明重文轻武风习对社会的影响。那是在太平天国起义的时候，晚清著名的学者樊增祥的父亲当时官拜总兵，归湖南巡抚骆秉章节制。当时骆秉章面对强敌，束手无策，全凭幕僚左宗棠做主，左师爷大事小事，说一不二。一次，樊增祥的父亲前去请示军机，大约是由于当天诸事不顺的缘故吧，左师爷正赶上气特不顺，樊的父亲见面没有请安，左宗棠遂喝道：武官见我，无论大小，皆要请安，你为何不然？樊的父亲回答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礼。武官虽轻，我亦朝廷二品官也。左宗棠闻言大怒，竟然破口大骂：王八蛋，滚出去！随后又逼着骆秉章上本参奏，硬是将樊增祥父亲的乌纱给摘了。当时，左宗棠仅为一个没有官衔的举人。
樊增祥的父亲就这样窝囊地丢了官，自然窝了一肚皮的火，想想自己身为二品武员，竟然要受一个举人的气，一咬牙，变卖了所有家产，花高价请老师教自己的两个儿子。盖了一座小楼，将两个儿子放进去读书，并给两个儿子穿上女人的衣服，考上秀才脱外衣，考上举人才能全部去掉女装，换上男服。好在，他这两个儿子还真争气，先后都中了进士，还点了翰林。（刘成禺：《世载堂杂忆·二十》）当然，这个时候，左宗棠的官已经越做越大，成为朝廷的一方重镇，樊家再也没有可能羞辱左宗棠，一报当年之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