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全班的学习成绩也就是中等，主要是被日语拖累了，因为当时日语是主课，学不好日语就等于失败了百分之五十。有一次刘老师叫我背日语《瞎子摸大象》，我背了半天也没背下来，魏雅珍给我提示了几次我也没听清楚。另外被提问的三个男同学也没答好，结果刘老师大怒，把我们四个叫到讲台前面，面对同学跪在地上，每个人手里还举着个书桌盖儿，她面目狰狞地对我们说：“多咱背会了多咱起来！”自从我上学以来还没受过这种严厉的惩罚，面对五六十男女同学顶着桌子盖儿往那儿一跪，实在是莫大的耻辱，好在旁边还有三个陪绑的，多少减轻了一点儿压力，我心里恨透了这位刘老师刘大姐，心说：“你管我妈叫大姑，我们家也给你送了不少礼，怎么说你也应该对我有点儿关照啊！真他妈的翻脸无情，麻子脸真不是东西！”我根本就没背日语，心里一直在骂她。终于下课的铃声响了，别的同学可以到操场自由活动，唯独我们四个还在原地罚跪，我还记得魏雅珍等同学围住要走的刘老师替我们求情：“老师饶了他们吧！下次再不会再罚他们！”麻子脸犹豫了一下，大声对我们说：“起来吧。”我们这才得到赦免，我从内心感谢魏雅珍和那些同学。
还有一次勤劳奉事，我又挨了一次罚跪，外加三个手板。有人问什么叫勤劳奉事，原来啊当时规定学校机关单位在下班和下课后不准回家，要拿出三个到五个小时做公益事业，比如栽花种树、扫马路以及打扫机关或学校周边的环境卫生，白干活没有报酬，这就叫勤劳奉事。我拉上两个同学在干活中间逃跑了，到新市场的新民戏院看戏去了，结果东窗事发被刘大姐知道了，不仅罚了我们三个人的跪，因为我是领头的又多加了三个手板，打那之后我更恨刘大麻子了。
还有一次是星期天，照例说是放假的日子，刘大麻子特地找了七八个同学去她家做义务劳动，也不知道为什么把我也带上了，她家的杂货铺挺大，油盐酱醋一应俱全，我们给她家扫地、抹桌子，瓶瓶罐罐擦得干干净净，刘大麻子还叫我们给她擦自行车，在那个年代，有自行车的人很少很少，一千人当中也没有一辆，同学们争先恐后地给她擦车，把一辆旧车擦得锃亮，可能大家的心里想的都是一样，给老师干活觉得无上光荣，其中也包含着讨好的成分。
前面我说过刘老师家开的杂货铺跟我妈说书的富海茶社是邻居，我们正在干活的时候我妈正在茶社说书，又敲鼓又弹三弦又说又唱，同学们很好奇，都伸着脖子往茶社里看，有的同学就说：“嚯！好多人听啊！”大多数同学不知道这是干什么！一边看一边互相问这是干什么的？她讲的什么？还有的同学说：“还唱呢！唱的这叫什么调？”这时候刘大麻子从屋里出来了，往茶社里看了一眼对同学们说：“这有什么好看的，这是唱大鼓书的，你们不知道这是单传忠他妈。”同学们好像发现了新大陆，都把目光对准了我：“哦！原来你妈是唱大鼓书的！”我一听顿时臊红了脸，半天没喘过气来，感觉到天旋地转，无地自容！为什么呢？因为那时艺人属于下九流，没有社会地位，被很多人视为玩物。我从来不对同学们揭开这个秘密，得！这回谜底全被揭穿了，我觉得当众出了丑，所以才有上述的感觉。
说起我们这位刘老师刘大麻子，真不是个东西。当时学校上六节课，上午四节下午两节，学生们要在学校吃午饭，都是从家里带去的。富裕的同学好显摆，不是大米饭就是白面馒头，或者包子饺子，还有的带馅饼等。不知道为什么在奉天吃大米白面算经济犯罪，按理说在“首都长春”应该更严厉，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在这儿吃大米白面反倒没有人管，是政策变了还是因地而异我就不清楚了。有一次我为了显摆，让我奶奶给我炒了蛋炒饭，我还从家里偷了块蛋糕，又偷了一条烧鸡大腿，全都塞到饭盒里头。吃午饭的时间到了，刘大麻子叫每个同学都把饭盒摆到桌上，打开盒盖她要检查（其实哪天她都这样）。当同学们照办之后，她背着双手东瞅西瞧，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我顺便也往左右看了几眼，那些比较富裕的同学带的都是细粮，很坦然地让老师查看。大多数都是穷同学，他们带的都是黑面饼子高粱米饭还有咸菜，当老师查看时他们显得很不自然，好像挺愧疚似的把头都低下了。刘大麻子终于走到我前面了，眼睛盯着我的饭盒对我说：“你小子也太过分了，蛋炒饭就不错了，你还吃蛋糕和烧鸡大腿，你说说这是你妈给你的还是你偷的。”我当时臊了个大红脸，心说：“真是偷的！”结果显摆没成功反倒弄了一身臊，没过几天刘大麻子就把这个事跟我妈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