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倾其所有买了一架花轱辘大车，还买了一头骡子一匹马，为了多拉东西，在大车上还钉了个加长的四框，把家里面穿的戴的许多许多的衣物，装在麻袋里，然后放在钉好的架子上，用绳子系结实，中间铺上被褥，供我祖母和两个妹妹休息。他们将要赶车去沈阳，据说从长春到沈阳得走半个月，路上土匪胡子还挺多，不得不有人保护，赶车的把势交给了聪明能干的小刘，他老婆和妹妹也一路同行，还有一个姓律的茶社伙计，为人忠厚，他想带着老婆孩子同车去沈阳，我爸觉得人多了力量大，所以也就同意啦，人们管这种方式叫逃难。我奶奶他们临走那天，家门口围满了看热闹的观众，有人问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回答去沈阳，有人说那么远的道可不好走啊，恐怕个把月的也到不了沈阳，还有人说现在到处都在打仗，你们可千万要当心啊！总之说什么的都有。
我父亲对我祖母说：“俩孩子就交给您了，您可要一路保重啊！到沈阳去找我三弟去。”我爸的三弟叫单永槐，家住沈阳铁西，我奶奶她们就是投奔他去，我爸又拉着小刘的手说：“兄弟，我把这老少可全交给你了！你就多费心吧！”小刘问我爸：“二哥，你们啥时候走啊？”我爸说：“快，我把茶社和家里的事处理完了就走，顶多也就十天半月吧。”之后全家人洒泪而别，连看热闹的人流泪的也不少，他们倒不是说多么关心我们，而是在那种严峻的形势下人人自危，想到他们自己的前途哪有不伤心之理，有的人想走还走不了呢。
古人云世事难料，又道是计划没有变化快，客观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我爸说十天半月就走，结果走不了了，在我奶奶她们离开长春的十天后，长春的形势巨变，如果说十天前解放军包围长春还有某些出口之外，比如去沈阳啊、去哈尔滨啊还能行得通，可是十天后就不同了，解放军大军云集，把长春围了个铁桶似的。我爸一看走不了了，只好等待时机。从1948年春节后长春形势紧张，直到7月份也未能缓解，换句话说，长春断粮断水断电已经持续了七八个月。我那阵儿在大经路正念六年级，有一天我们姜老师给我们上课，带着哭腔对我们说：“同学们哪！老师家断顿了，连饭都没得吃，教不动你们了，看在师生的分上，你们回家后，跟家长说一说给老师送点吃的来，哪怕是一头蒜一棵葱也可以！”说着说着她哭开了，包括我在内也陪着老师掉眼泪，第二天我真给她拿去两棵葱。我的好朋友高起铎突然失踪了，也不上学了，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在那种紧张形势下我也无心过问了。
又过了两天，姜老师没影了，学校也散伙了，没有吃的谁能干得动活。看来金子重要银子重要什么也没有粮食重要，在最关键的时候还是粮食最解决问题，能够救人性命。我回到家里头把情况一说，父母也是无言以对，现在他们的书也不说了，听众全饿跑了，家里冷冷清清。国民党守军也断顿了，听说他们内部还发生了哄抢事件，原来国民党新一军、新六军、新七军都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他们还有得吃喝，可是国民党六十军就不同了，还有那支铁式部队，一万多人都属于杂牌军，就像后娘养的似的，缺吃少烧比老百姓强不了多少，因此国民党守军的内部矛盾日益尖锐。
我当时闲着在家，唯一的工作是天天往天上看，盯着飞机，因为沈阳的守军知道长春坚守困难，每天分批用运输机空投物品和粮食，开始的时候还挺新鲜，就见天上那些飞机尾巴一撅，跳出许多黑点儿，一会儿黑点儿越变越大，每个黑点儿的上面还有一颗降落伞，当降落伞打开之后就好像朵朵白云，摇摇晃晃，不久落到地上，原来那黑点儿是帆布大口袋，据说每个口袋能装六百斤粮食。我看飞机的目的，一是看热闹，二是怕口袋砸到自家房顶上，在此之前有不少人家受害，有的房子被砸塌了，顶棚被砸漏了。那时候解放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解放军虽然还没有飞机，但并不缺少高射炮，他们看见国民党飞机咣咣就是顿高射炮。国民党的飞机怕打着，飞得很高很高，结果降落伞被风一吹，一部分落到城内，大部分被刮到解放区那边了，国民党弄了个劳而无功，最后他们想了个招，不用降落伞了，光扔口袋，您想每个口袋六百斤，从天而降得有多大的分量，因此常有砸死人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