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惊无险的一幕过去了，我很快就恢复了平静，几乎把刚才的事全忘了。可是我的两个师姐心中的恐惧有增无减，为什么？她们怕这件事被师父师娘知道了，就得被打个半死。因此她们也没带我去茶社，急匆匆地回到家里，给我洗了脸换了衣服，又用她们自己存的几个小钱给我买了一大堆糖果，她们一边一个把我夹到中间，一边剥糖往我嘴里塞，一边哀求我：“好弟弟，今天的事可千万不能让师父师娘知道，你可千万不要说啊！”类似这样的话她俩几乎说了有半小时，我一边吃着糖果一边点头。
下午四点多钟，父母准时回到家里，两个师姐赶紧迎上去又接帽子又接东西，赶紧沏茶泡水，当时我也不知道犯了什么病，突然哇的一声哭了起来，父亲吃惊地望着我说：“怎么了？”我便把登山遇险的事说了一遍，得！整个把两个师姐给出卖了。父亲听罢火撞顶梁，举起巴掌先赏了我两位师姐一顿耳光，紧跟着又让她们跪下操起扫地笤帚就是一顿胖揍。我的两个师姐被打得满地翻滚，披头散发，边哭边求饶：“师父师娘饶了我们吧，下次再也不敢啦！”我父亲并没有住手，照样还是打，把我吓得躲在墙犄角，呆呆地望着眼前的一幕。至今我还记得，我脸上在流泪心里在绞痛，我真有点恨我自己为什么要出卖我的两个师姐。我是又心疼又害怕，简直后悔极了。此事过去之后，一切风平浪静，小梅姐曾私下对我说：“好你个小没良心的，把我们的糖给吐出来，将来你要挨打我们肯定不拦着。”她们俩轮番地数落我，我自觉理亏无言以对。一晃七十年过去了，这些往事历历在目。说真的我还在后悔，我觉得我真的对不起我的两个师姐，我也骂我自己才六七岁就当了叛徒。
冬天到了，我们又回到奉天（即沈阳市），我母亲在北市场会宾轩茶社说书。我们的住处就在茶社的后面。北市场是沈阳最著名的五方杂地，就好像是北京的天桥大栅栏、天津的鸟市南市和三不管。北市场游人多茶社多饭馆多妓院多，是下里巴人的寄居区。打架斗殴喝醉了闹事各类刑事案件层出不穷，是个非常复杂的地方。父母怕我学坏了，也担心我的安全，经朋友介绍，让我正式上学读书啦！学校就是当时的沈阳市三经路协心小学。
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天父亲让我换了套新衣裳，他也换了一套新衣裳，领着我走出家门，直奔学校。学校离我家并不甚远，顶多也就是三公里左右。进了学校之后我发现操场上空无一人，每间教室里都传出琅琅的读书声，看到这一切我心生恐惧，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父亲按着朋友的介绍找到了一年二班教室前，从里面走出一位三十多岁的中年男子，挺大的眼睛满脸都是红疙瘩，他就是班主任白老师。父亲很客气地对他说：“我是张泽清先生介绍来的。”白老师说：“我知道我知道，我和老张是朋友。”接着我父亲把我推到老师跟前对我说：“还不给老师鞠躬，这位就是你的白老师。”于是我摘下帽子行了个九十度的鞠躬礼。我发现我父亲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里面全是钱，装了多少钱我不清楚。父亲把信封塞给了白老师，白老师笑笑说：“都是朋友用得着吗？你就把孩子交给我吧！”我父亲又问：“什么时候叫他来正式上学？”白老师说：“下周一吧！”白老师还说：“我们学校的校服是统一的，上级有严格规定，有些东西是必要买的，我给你列个清单，你拿回去照着买。周一上学时千万不要迟到，就到这间教室来找我。”事情办得很顺利，白老师回屋又教课去了。我和父亲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学校。一边往回走着一边问我父亲：“爸，你给他恁多钱干啥？”父亲对我说：“咱们四处流浪，很难准时报名上学，不管走到哪儿你都是插班生，不打点人家你能上得了学吗？”我心里又是兴奋又有点紧张，是啊，七岁了该上学啦！上学就意味着跟过去大不相同啦，在家要受父母的管束，在学校要受老师的管束，在双重的管束下就不会像以前那么自由了。